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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

东夷,是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对中原以东各部落 [1] 的称呼。古代以中原(即黄河中下游一带)为天下中心,称周边四方为"夷、蛮、戎、狄"。"夷"的称谓最早文字记载来自于周代的《礼记王制》:"中国(方位概念,居天下之中)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这种说法被现代权威学者证明是错误的),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东夷在考古上是指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承载者。 [2] 称呼上是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或是对东方各部落的泛称,也是汉族的族源之一 [3]

考古上,东夷文化发源于鲁中山区(今山东省中南部),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结束,东夷及其古文化在亚洲文化的发源与交流中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 [2] [4]

称呼上,夏商周时期,东夷作为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以后多指居住于中国以东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

古时谓东夷有九种,《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疏:“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

后汉书东夷传》云: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於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5]

论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书中也均提及九夷。“九”并非具体数目,只表示众多之义,如《尔雅释地》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

郭璞《尔雅注》云:“九夷在东”,泛指中国东部夷人。

东夷为多义词大致有三种意思:

1.本义:东方之人。即我古代中原人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有淮夷莱夷鸟夷岛夷、夷等。分布在今安徽省,山东省,江苏省一带。

2.夷”,古山东话中音同“人”,原意为“一人负弓”(《说文解字》),与华是同位语。 词义性质从地理名词转变成对中国文化起源领域意义上的文化渊源性质的名词。

3“东”和“夷”字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至3300年)的东夷骨刻文字中已经出现。引(丁再献、丁蕾著《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文稿总编审:丁再斌)第十九章第二节,“东”在第780页,“夷”在7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附:“东”、“”二字之骨刻文演变:

4.“夷”字后来指汉族以外的各族。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各部落与方国,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夏初,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

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部落。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其过程已在华夏雏形的形成一节叙述。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

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太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商与东夷发生过多起战争,殷(依燕颖声)商多次征讨东夷使得元气大伤,最终被周趁机...周也与东夷(商同盟对抗周人)频繁战争。

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距今4600至33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东夷骨刻文中已经发现了类似人背弓形的“夷”字,“从大从弓”有了原始依据。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泰山以东至海有、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 ”方和“ ”“ ”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淮夷而言。”

帝辛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 [5] 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又如同书昭公十二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身亡的原因,足见商纣对东夷的战争,使商王朝的实力消耗很大。当周武王率师打到牧野时,商纣王才仓促调遣军队应战。这些军队久困战场,无心战斗,前徒倒戈,终于导致商王朝的灭亡。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张懋《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太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日本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矢石,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矢石,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肃慎人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人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矢石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人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夫余人,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人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人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山海经海外东经

山海经》其书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1)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 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 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马倡议(2)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 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刘宗迪(3)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 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 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 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 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 余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font>{工虫}々在其北,各有 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 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 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虹虹,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 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也正也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人有关。

金荣权(4)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 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 ”。“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部落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 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徐旭生(5)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顼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 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通过 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 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she)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西汉刘向(歆)《上〈山海经〉表》(6)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人大多从其说。 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但后人研究认为,《山海经》非一人所作,有出自周人、齐人、楚人之说。而刘宗迪 (7)认为,尽管“古人关于禹益作《山海经》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自古以来,“神不非类,民不祀非族”,《山海经》中的某些史料特 别是反应帝俊神系事迹的人文历史地理资料来自东夷伯益或者伯益的族团应该无大误。

第四,《山海经》有两部分组成。

顾诘刚(8)认为:“《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径》和《海经》各成一体;《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 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种记载”。现代研究同意这一观点,王宁(9)在“ 《山海经》的分篇问题”中说“《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因此,在考证《山海经》地望时,《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可以相互印 证。

第五,《山海经》地理描写的顺序与现时的顺序不同。

《山海经》的顺序是南、西、北、东,这可能与古人“天南地北”的习俗有关。也就是说,古《山海经图》与现在的地理图在方位上不同。以《海外东经》的汤谷地 望为例:“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云:“黑下当脱齿字。”王逸注楚词招 魂云:“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 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上述记录明确说明《山海经图》中,黑齿国在图的上方(南方),而汤谷在黑齿国的下方(北方)。这为《山海经》地望考证提供了方向上的坐标。

根据以上背景和原则,我们通过研究鲁东南地区龙山时期(伯益为龙山文化后期东夷部落首领)考古资料和历史地理文献,考察鲁东南地区沿海一带人文风物山川地 理形势,发现《海外东经》描述的地域与《尚书》中的地望以及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分布极为一致,现报告如下:

《尚书》中夷的地望

据《尚书.尧典》,羲和浴日的汤谷(谷)在一个叫做夷的地方。“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夷。”

而夷在中国东方的青州。《尚书.禹贡》曰: “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 。《尚书。禹贡》又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蒙羽其艺;大野既猪……浮于淮泗,达于河(荷)”。历史上有人认为日照属于徐州。根据《尚书。禹 贡》的记载,沂河流域属徐州无疑,但日照地区在沭河以东,似乎不属于徐州。因为徐州之民在《禹贡》中被称为淮夷,历史上也曾称为“徐夷”。如果日照属于徐 州,则日照先民应为淮夷或徐夷,显然与历史记载不符。日照地区在历史上和传说中从来没有淮夷或徐夷的记载。

根据南宋或者清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中的禹贡九州图(12),日照地区应属于青州。图中以泰山蒙山到羽山一线为界,其北为青州,其南属徐州淮夷,恰恰就包括日照地区。

夷的北部边界大约在青岛市区一带,附近的胶州市三里河曾经是古莒国的国都介根。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守功先生在《山东龙山文化》一书中指出:“山东 地区四个地理单元中,华北平原与胶莱平原地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泰沂山系和胶东丘陵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在龙山文化时期,泰沂山系南北分属淮河和济 水两个水系,两个流域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胶东地区,由于胶莱平原古代为海洋、河湖、沼泽地带,影响着胶东地区与山东腹地的文化交流,因此自古以来就 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特点”。胶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为杨家类型。也就是说,龙山文化时期尚为海洋或沼泽之地的胶莱平原阻断了鲁东南与胶东丘陵地区的联系。尧王 城类型为《禹贡》中的,而杨家类型为《禹贡》中的莱夷,所以青岛市区一带成为尧王城类型的东北部边界。

夷的南部界限可达江苏灌云县及其周边地区。考古结果证明,鲁东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延伸到连云港市的灌云县。《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都州在海 中,一曰郁州”。何光岳(13)在《东夷源流史》中认为郁州(江苏连云港附近云台山,古称郁州)大部分为郁夷(夷)人所居。这就是说,隅夷的南部边界在 江苏灌云县一带。这不但与禹贡九州图相符,也得到地下考古结果的佐证。而这一疆域内的文化恰恰就是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范围。

诸方国地望考证

(一)《山海经海外东经》描写的地理走向与鲁东南沿海一带的地理走向一致

《海外东经》:“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叙述了从东南方到东北方沿海一带的方国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吴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由于《大荒东经》也是按东南到东北方向进行描述,其中的少昊之国(行政版图)可理解为整个《大荒东经》描述的地域的总称。

鲁东南一带龙山时期的尧王城类型考古文化南起江苏灌云县北至青岛市区一带,是《尚书。禹贡》中的所在地,在地形上也恰恰是东南至东北走向(图2夏代地图),所以《海外东经》所描述的恰恰就是尧王城类型考古文化在东部沿海一带方国的分布。

(二)在《山海经海外东经》和《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的方国中,有四个方国可找到比较清楚的史料佐证。

1、奢比尸国

《海外东经》“奢比尸国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大荒东经》:“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

肝榆既赣榆,肝榆之尸既赣榆之人。江苏赣榆县原政协副主席郑础久和连云港报社王成章共持此说。

但该赣榆有可能是今之赣榆,亦有可能是古郁州之赣榆。《山海经。海内东经》:“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根据赣榆县志(14):“赣榆地夏以前属九夷,商 属人方,西周属莒、祝其二国。战国时,先后归越、齐、楚领地。秦时置赣榆县,治于盐仓城,属琅琊郡;汉属赣榆、祝其利城三县,分属琅琊、东海二郡。公元 元年,汉平帝刘衍封司徒马宫为扶德侯,置国于赣榆,赣榆县移治郁洲(今连云港市北连云区);公元280年,西晋复赣榆县。南北朝置为怀仁县,世宗大定七年 间(1167年)复名赣榆县,此后元、明、清直至民初无变,先后隶属于淮安府海州、江苏省徐海道”。也就是说,要是《海外东经》成书于秦,奢比尸国位于今 之赣榆;要是成书于汉代,奢比尸国有可能位于古郁州,即今之连云港市连云区。

地下考古表明奢比尸国很有可能在连云区。该区域的考古文化以龙山文化藤花落遗址为代表。藤花落遗址位于连云港市中云办事处西诸朝村南部,在南云台山和北云台山的谷地冲积平原上,海拔高度6~7米,为距今 45004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奠基坑、灰坑、灰沟、道路、房址、水沟、水稻田、石埠头等遗迹200多处。出土了石器、陶器、玉器 (爰有遗玉)以及炭化稻米等动植物标本2000余件。

2、青丘国

《海外东经》“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

《大荒东经》: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

《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云“蚩尤出自羊水 , ……登九淖以伐空桑 , 黄帝杀之于青丘。”

江苏赣榆县有青口镇,或许与青丘国有关。青口镇南距连云港60公里,北距日照安东卫80公里。

六朝时李逻注《千字文》“周伐殷汤”,谓妲己为九尾狐,明人小说《封神榜》更发挥其说,成为妖媚工谗的女子主詈称。《山海经.南山经》:“[青丘之山]有 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郭璞注:“即九尾狐”。由于青丘国距离殷人祖先王亥方国不远,青丘国应当与殷商有密切关系。

根据《山海经海外东经》,青丘国位于朝阳谷之北(包括东北、西北方位),黑齿国之南(包括东南、西南方位)。

根据《大荒东经》,青丘国位于黑齿国、明星山之间,与白民国和嬴土国相邻”。

3、黑齿国

《山海经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云:「黑下当脱齿字。王逸注楚 词招魂云:“黑齿,齿牙尽黑。”高诱注淮南坠形训云:“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是古本有齿字之证。古人地理与现今不同,南为上,北为下(《山海 经》顺序为南、西、北、东)。因此“在汤谷上”即在汤谷之南。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帝俊的后裔叫黑齿,黑齿建立的国家叫黑齿国。

黑齿国地望应在赣榆枳汪镇到岚山安东卫虎山镇一带。证据如下:

(1)黑齿国为帝俊后裔姜姓之国。

(2)夏商时姜姓纪国故地在日照安东卫到江苏赣榆之间。

左传隐公元年》(15)孔安国疏引《世族谱》说:“纪,姜姓,侯爵”。《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二“海州”条下云:“纪障城,在县(海州怀仁县,今赣榆) 东北七十五里,平地近海,周一里余。按《春秋昭公十九年》:“齐师伐莒”《传》曰:“莒子奔纪障”即此地也””。赣榆到安东卫的距离恰好是75里,所以 今安东卫城正是古代纪障城。也有人认为纪障在赣榆县界。《故城春秋古城遗址考察》(16)一文说:“《左传》记载:“鲁定公十九年(公元前五二三年)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不事齐故),莒子奔纪鄣”;杜注:“纪鄣莒邑也,东海赣榆东北有纪城”;《路史禅通记》:“有纪氏,有鄣氏”;《通志》载:“纪, 都纪,迁于剧,注,纪本在东海故赣榆县纪城是”。“ 光绪《县志》载:界墙城,即纪鄣城。“界墙城,县北六十里,东际海,西连山”,以东际海西连山的方位来测定,岚山头东南方向的海中古城遗址即纪鄣城无疑 ”。“《水经注》载:“游水又东北径赣榆北,又东北径纪鄣城东北入海”;杜预左传》注:“纪、鄣地二名,东海赣榆县东北,有故纪鄣城,即此城也”。这些 记载,都说明纪鄣城址在今县城东北境内”。

但赣榆北60-75里的地望大约就在赣榆枳汪和岚山安东卫一带,二者相去并不甚远。纪国大约在商末周初由纪障迁都到今寿光南部纪台村,鄣邑(旧都)仍属纪,春秋时归属莒国

(3)古纪障之纪国的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

纪国姜姓为炎帝后裔的记载出现较晚,最早见于唐代《元和姓纂》(17)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18)所载,相传西周初年炎帝的后代受封于纪国 (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台县). 春秋时, 纪国被齐国所灭, 其后以国名\\\\\\\"纪\\\\\\\"为氏。

但有史料证明纪障(古纪国)之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证据如下:

第一,《山海经》数次提到炎帝及其后裔包括在海岱地区的后裔,但在《海外东经》或《大荒东经》的地域内从未提到炎帝之姜姓。

例如:《北山经>”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生百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讠夭】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 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 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叙述齐地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 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传》杜注称:“逄伯陵,殷诸侯,姜姓”。山东济阳县刘台子西周墓出土了属于逢国的青铜器,逢公为伯 陵之后,姜姓。尽管齐地与商周时寿光纪国接壤,历史上从未有纪国之姜为逢伯陵之姜的记载或传说。

第二,根据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西周初年炎帝后代受封于纪国(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台县) 的记载,即使有个炎帝的后裔受封的纪国,也只能是寿光的纪国,而不是纪障的纪国(假设有两个纪国的话)。关于纪国之纪障古城,《故城春秋古城遗址考 察》一文写道:“另据国名记载:“炎帝后,姜姓国”,但从史料考证,炎帝之后,周封国不在此地”。

第三,宣兆琦(19)在《从姜炎文化看齐文化的渊源》中写到:“纪国。殷商时期,有一个纪国,在今山东寿光境内。《左传隐公元年》孔安国疏引《世族谱》 说:“纪,姜姓,侯爵。”纪国为姜姓所建,并见于《史记》索隐及《路史》诸书。金文将“纪”写作“己”。在寿光县城南20里处,有旧城遗址,纪侯台遗址 等。己侯钟便出土于纪侯台下。近年来,在寿光境内出土了一批纪器。据寿光博物馆的专家介绍,均为商代末期的器物。由此可知,西周前就有一个姜姓纪国存在,都城和疆域都在今寿光境内”。这说明纪障之纪国更是早于殷商时期。如果纪障之姜为炎帝之姜,就像逢伯陵之姜一样,《山海经》中应该提及。也有另一种可能, 寿光纪国为炎帝之姜,纪障纪国为帝俊之姜,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二者混为一谈。但不论那种可能,纪障之姜肯定不是炎帝之姜。那么,纪障之姜只能是帝俊之姜。

第四,春秋时代,莱国与莒国尚夷风,用夷礼,因而为齐鲁等周王室或其诸侯国所不齿。而纪国与莱国世代为通婚国,说明纪国与莒国一样,是周王朝所封的土著东夷方国

第五,宋代《路史》(20)记载少昊后代有:“偃姓国22个,赢姓国57个,李姓国4个,纪姓国6个,蔑姓国2个,还有不知何姓的国9个。总共6姓100个国”。说明少昊之后有纪姓(姜姓,因国而姓)。

第六,从考古学的角度讲,炎帝文化属于仰韶时期的文化,与仰韶时期相当的海岱地区文化是大汶口文化。如果炎帝后裔从黄河中上游迁移到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 势必将仰韶文化带到海岱地区。考古学证明,由一个族群和部落因迁移而形成的方国,必然留下该族群的文化痕迹。因为除了迁移时携带的生活用品之外,即使到了 一个新的环境之中,本族群的文化在他们制造的生活用品上也一定会得到反应。在整个海岱地区,特别是在日照一带已发现了大量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 各种器物,但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有任何仰韶文化的痕迹。也就是说,海岱地区在龙山文化之前无炎帝之姜。海岱地区即使有炎帝之姜姓古国,也只能是在夏商期间迁 移而来。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的逢伯陵。

第七,许倬云(21)在《西周史》中列举了包括纪国在内的众多西周封国的迁徙,然后写道:“这些封国均曾远迁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则随封君迁移的族群, 一定是分封的主体。以姬姓与姜姓封国迁移的路线来看,都由河南移往更东方或南方的新领土,为周室建立新的藩屏。在新的地方,这些族群叠居在原居民的上面, 构成封建的统治阶层。《礼记》“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所谓“因国”,也就是这些分封族群所君临的土地。统治的族群在“因国”集 中居在都邑之中,是即“国人”,而“因国”的原居民,散居在各处的聚落中,是即“野人””。这样,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所载 的相传西周初年炎帝的后代受封于纪国(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台县)的记载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古纪障之纪国的前身为黑齿国,帝俊之后姜姓。在殷商时期 姜姓纪国扩展到了寿光一带。后来周王朝将炎帝后裔作为统治者分封到了纪国,炎帝后裔成了“国人”,帝俊后裔则成了“野人”。因此才有了纪国姜姓,炎帝之后 的说法。

《淮南子修务训》(22)提到黑齿国:“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也明确说明黑齿国在华夏的东部。

4、十日国

《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

《大荒东经》: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

《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就像帝俊生黑齿一样,羲和生十日表示羲和的后代建立了十日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

在古人的眼中,太阳的变化是清晨日出时凉爽,尔后温度逐渐升高变得炎热直至落山,循环往复。古人对太阳在一天之内的温度变化不理解,因此产生了太阳女神羲 和在甘渊中浴日,使其降温的传说。这表现在《山海经图》中就是有一女子在甘渊中给太阳洗浴的场景。到了文字《山海经》,就成了“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

根据黑齿国在“汤谷上(南)”,汤谷地望应在黑齿国之北,其地下考古所对应的是日照市的尧王城遗址,这就是所谓的“十日国”,羲和之国。而汤谷就是东夷人祭祀太阳神的圣地。

尧王城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始城市”,也是尧王城龙山古国的“都城”。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后认为,该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当与两城镇遗址面积相仿。在这里首次发现了土坯房建筑,特别是奠基石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在建筑领域举行奠基仪式的先河。墓葬的葬俗独具特色,在墓主人 周围镶陶片构成方形墓框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该遗址出土的铜渣,表明该地最先迈进了铜石并用的文明时代。

根据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与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普查结果,尧王城周边地区为三级聚落分布。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尧王城遗址面(东)向 大海,背(西)靠老牛头顶,双山,白云寺等山系,右(南)是竹子河和大寨山和磴山,左(北)为傅湍河和奎山。十足的帝王之气和风水宝地

尧王城墓葬考古表明,墓向均朝向遗址南部的磴山一带。磴山东北麓有石盆山,石盆山上有众多关于太阳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传说(23)。现在仍然有太阳神石、石祖像、太阳神陵、鸡喽山、老母庙等遗迹。石盆山中的山谷为秦始皇所命名的望仙涧。根据清人王陨(24)的记载,望仙涧中有老母庙, 祭祀的是女娲和羲和。

其它方国地望的推测

在奢比尸国(今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到赣榆一带)之南,有嗟丘和大人国

《海外东经》“<长差>丘,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柳、甘华。甘果所生,在东海。两山夹丘,上有树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尧葬东”。

《大荒东经》:“东北(疑为“南”)海中,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爱有遗玉、三青鸟、三骓、视肉、甘华、甘。百谷所在”。

《大荒东经>:“大荒东南隅有,名皮母地丘”。 该“嗟丘”似为“皮母之丘”。

《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长差>丘北”。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其上,张其两耳”。

嗟丘和大人国的地望大约在江苏灌云县大伊山一带。该区域的考古文化为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遗址,该遗址在连云港市灌云县城北一公里处的大伊山东南角山麓 台地的青风岭上。遗址揭露面积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石棺墓葬”64座,随葬文物150余件。大伊山遗址反映出典型的大汶口等北方文化的类型特 征,又含有苏南文化的某些因素,是东夷文化的前沿。

在赣榆之尸国之北,黑齿国(赣榆枳汪镇到岚山安东卫虎山镇)之南,除了青丘国之外,尚有君子国和困民国。

《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大荒东经》: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珂案:说文四云:「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而博物志外国云:「君子国人,衣冠带剑,使两虎,民衣野丝,好礼让不争。土千里,多薰华之草。民多疾风气,故人不蕃息。」

君子国的地望似乎应在连云区和赣榆青口镇之间(二者距离60公里)。

该区域的考古文化有如下代表:北青墩庙遗址(含苏青墩遗址),系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位于城头镇青墩庙村北,为一大河湾沙滩,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盐 仓遗址(含庙台子遗址),该遗址位于海头镇盐仓城村,史载为春秋莒国盐官驻地,汉代在此驻城,为一东西走向的台地,长120米,宽115米,高3米。

《海外东经》“{工?/font>{工虫}々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山海经图》上有彩虹的虹字,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 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图示古汉字,熊国英著)。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把彩虹描述为虹虹“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是彩虹呢,还是 有两首的怪物。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工虫}々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黄”。

朝阳之谷位于君子国和黑齿国之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又“逮于海隅,遂登之果,昭临朝阳”,此朝阳或许彼朝阳也。

《大荒东经》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

《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据此,王亥的困民国应该是竖亥的方国。远古时期人们的地理顺序是南、西、北、东,也就是说,《山海经图》与今天的地图恰恰相反,即上南下北,左西右东。根 据“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推测,困民国当在青丘国之西,正是临沂地区。临沂是龙山时期尧王城类型的另一个中心区,也是殷人先祖聚居的地方。

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夏人在夏代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湾一带,却在考古学上有若干证据。有一部分夏人东渐而化于东夷和百越,当是事实。

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东夷叛之”,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使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但是,此役耗竭了商朝国力,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商朝亡国

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于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

秦以后的东夷的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来指向非华夏的域外文明,夷本为商代方国名,夷字也不是从大从弓,夷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是一个以席地跪坐的人的形象,可见夷国人已经有古中国汉族人极其先民固有的一些标志文化习俗。此国商代屡遭打击,直到商朝末年仍被征讨。大略周时此国已亡,遗民溃散,散布于今天的山东、江苏、安徽境内。

这些人周朝只是保持着周人对于商人早期的关系,东方不属周朝的人因此不属于诸夏。这类人最多,于是所有东方的非诸夏人都被泛称作夷,比如莱人,莱和夷本为商代不同的方国,到周朝,竟然产生了莱夷这样的称谓。再说戎,戎固然尚武好斗的含义,但周人“文化”之后,这就成了文化粗鄙的意思了。事实上,不但西方的非诸夏人被称为戎,其他方向的非诸夏人偶尔也被称为戎,比如河北北部的山戎。这种称谓荒谬到周人的后人都成了戎了,所以竟然有姜姓之戎。蛮,显然指荆蛮,本意指的是楚人,是周人对楚人的一个称呼,南方的非诸夏人,楚人为大,所以这个方向的非诸夏人都被泛称为蛮,南方蛮人几乎遍地,以至于后世一些从西部边疆迁入西南的非诸夏族群后世也被为蛮了。狄,也就是商代的鬼方,鬼方,应该就是周代的隗姓赤狄人,周人称之为狄,北方的非诸夏人都被称为狄,所以又有白狄,长狄,还有周王族同族的姬姓之狄。到了秦汉以后,匈奴这些和鬼方人毫无关系的人也被称为狄人,同样的张冠李戴逻辑,韩人倭人竟然也成了东夷人。我们要说,这真是周人的“‘创造’的遗产”。

嬴秦族源,是中国文明史探源的重大课题,在史学界原有“秦出东夷”和“秦为西戎”两种学术观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嬴秦崛起地甘肃、陕西的专家学者为主,根据秦人墓葬考古所发现的东方文化因素,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和专著,使“秦出东夷”一说的声音有所强化。随之,“秦为西戎”一说渐显式微。

《嬴秦始源》围绕着嬴秦的始源地及嬴秦早期历史发展等问题,结合近年来考古学、简帛学等在内的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和新发现,对嬴秦文化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嬴秦起源于东方,嬴姓氏族兴起于泰山一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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