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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中国西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汉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景帝三年(前154),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这时吴王刘濞就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被平定。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爆发。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

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诸侯王。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实行郡国并行制,诸侯国的政治地位远远高于郡。

诸侯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并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且拥有强大的武装,由诸侯王随意调遣。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这些异姓诸王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此外,还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最终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

于是刘邦采取断然手段,消灭了异姓诸王。可是在消灭了异姓诸王后,汉高祖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同时,他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秦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史称“同姓九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汉初的同姓诸侯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但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这时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并不突出。

汉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非刘姓不王“的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汉高祖诸子,控制很严。齐王刘肥是汉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早有猜疑。刘肥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吕后死后,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齐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暗约其兄齐哀王刘襄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刘襄继承帝位。刘襄应约起兵,杀死了反对他起兵的齐相召平,诈夺琅琊王刘泽兵,兼并琅琊国以壮大实力,又进攻故济南郡(时为济川国)。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屯兵于荥阳防备,待机共伐诸吕。此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为防止类似外戚事件发生,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刘襄失去起兵的口实,在朝廷的安抚下只好退兵。

汉文帝以汉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而汉初所封诸侯王,已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汉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因而一再发生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

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之机,起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被除。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被贬至蜀地,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汉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前往封地,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刘武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刘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刘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刘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 [1] [2] [3]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次兄刘仲之子,在淮南王英布叛乱之时,汉高祖亲征平叛。刘濞当时年仅二十,以骑将的身份跟随刘邦在蕲县之西一举击破英布的军队。英布逃亡被杀。当时荆王刘贾被英布所杀,没有继承人。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猛壮的藩王难以统治,而此时刘邦自己的儿子还都年幼,承担不起这个重任,于是就立刘濞为吴王,统辖三郡五十三城。

在汉惠帝、吕太后时期,天下初定,郡国的诸侯各自安抚辖区内的老百姓。吴地豫章郡产铜,这吴王刘濞利用手握资源,招致天下众多的亡命之徒,盗铸铜钱。同时,吴地滨海地区产盐,吴王又煮海水为盐,贩卖到全国各地,获利颇丰。吴国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实力和资本日渐强大,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汉文帝时,吴王太子刘贤入朝,由此得以陪伴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饮酒玩乐。吴太子在和皇太子玩博戏的时候,吴太子在棋桌上争胜,态度不恭,太子刘启愤而拿起棋盘重砸吴太子头颅,当场将他砸死。

儿子被太子刘启误杀后,吴王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称病不朝。朝廷以为他是因为失去儿子的缘故,但经过查实,确证吴王并没有什么病,就拘押了吴国使者。吴王惶恐不安,开始起了反叛之心。

后来,吴王派使者代他秋季朝觐,皇帝又问起吴王,使者回答说:“吴王实际上并没有生病,只是因为朝廷禁锢了好几个吴国使者,吴王害怕,所以才假装生病。请陛下捐弃前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汉文帝就赦免了吴国使者,又赐给吴王几案和手杖,体谅他年老,可以不再朝觐。吴王以为朝廷软弱,愈发骄横。 [3] [4] [5-8]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诸侯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御史大夫晁错开始与汉景帝谋划削藩。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上《削藩策》,再次上陈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等到楚王来朝,晁错借机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偷偷淫乱,请求诛杀他。

汉景帝下诏赦免死罪,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惩罚;两年前赵王刘遂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其六个县;随之景帝又与群臣商议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事宜。

汉景帝的削藩之举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吴王刘濞担心削地没完没了,就想进行谋反,遂亲往胶西,与胶西王刘昂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刘昂同意谋反,并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刘濞同时还派人前往楚、赵、淮南诸国,通谋相约起兵。

不久,汉景帝降诏削夺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诏令传到吴国,吴王刘濞立即谋杀了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联合串通好的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六王公开反叛。刘濞征募了封国内14岁以上,60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聚众30余万人,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3] [4] [9]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向西渡过淮河,与楚兵会合,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联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刘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

汉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曾当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向景帝献策诛杀晁错,满足叛军“清君侧”的要求以换取他们退兵,景帝采纳了袁盎之计,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腰斩晁错于东市。

但杀死晁错并没有让七国军队停下进攻的步伐,七国联军反而认为景帝软弱无能,于是刘濞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拒见袁盎。汉景帝这才下决心武力镇压叛乱,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位将军领兵抵御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的动向。 [3] [4] [9] [10-11]

吴楚联军东进,行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遭到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吴楚联军并力攻城,攻下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势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献策用梁王军队拖住吴、楚主力,寻找时机切断对方补给,然后伺机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于是周亚夫绕道进军,走蓝田、出武关,迅速到达了雒阳

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王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却派军队向东,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在今山东巨野西南),坚守不出。梁王再次派人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最后梁王写信给汉景帝,景帝又下诏要周亚夫进兵增援,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梁王于是任命韩安国与张羽为将军,拼死抵御,与吴楚联军僵持。

梁国城池防守严密,吴兵无法西进,转而奔向周亚夫的军队。周亚夫坚守壁垒,不肯与战,私下却趁机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军断粮,士兵饥饿,几次挑战未果,于是夜里袭击周亚夫军营,佯攻东南面,周亚夫命令于西北面守备。吴兵果然从西北强攻,未能攻破,吴兵大败,士兵多半饿死或投降走散,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吴王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乘夜逃走,渡过淮河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退守东越,并派人招集残兵。汉廷派人以利引诱东越,东越王骗吴王出去慰劳军队,用矛戟刺死吴王,献其头于汉朝。吴军溃散后,楚王刘戊自杀而死。 [3] [4] [9] [11]

在齐地,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三王便退兵回到封国。胶西王回国后,其子刘德建议袭击汉军,不成则逃到海上,胶西王不听。到汉营请罪,韩颓当斥责他阴谋叛乱,宣读诏书,胶西王自杀而死。胶东王、川王、济南王也都伏法被诛。

在赵地,郦寄领兵进攻赵国,赵王刘遂坚守邯郸,郦寄久攻不下。匈奴得知吴楚兵败,也不肯出兵相助。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会师,水淹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刘遂自杀。

济北王刘志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所以赦而未杀。

齐王刘将闾为朝廷守城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 [3] [4] [9] [11-12]

七国之乱,西汉中央政权获得了绝对胜利。这次叛乱,从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开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七王皆死。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新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除。 [9]

七国之乱平息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汉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继续推行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先后分封了诸皇子为诸侯王;取消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规定诸侯王不能自治其国,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只能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

至此,中央政权的权力大大加强,诸侯王的力量大大削弱。诸侯国虽仍然存在,但由于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其实际地位已与汉郡无异,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平叛战争的胜利,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得西汉王朝的实力愈发强大,汉族人对匈奴的反攻,也逐渐拉开序幕,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固,起到了卓越的成效。另一方面也缓解了原诸侯王势力下百姓艰苦的生活,让文景之治的利端真正的覆盖向全国,可以说为后来汉武帝时代的雄风和多年战争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2] [13-14]

现代历史学家翦伯赞: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七国之乱平定以后,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了。(《中国史纲要》)

北华大学东亚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刘国石:七国之乱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标志着诸侯王势力威胁基本被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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