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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

邓之诚(1887~1960), 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中国历史学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爱读书,随父赴云南任所,习六代史。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中国历史学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爱读书,随父赴云南任所,习六代史.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学史地教员.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宣传革命.1917年应北京大学之聘,任教授.赴北京后,被教育部国史编纂处任命为国史纂辑员.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1930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史学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封闭,与洪煨莲等同被日本军逮捕入狱,翌年获释.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1960年1月6日逝世,终年73岁.著有《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等,

先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后随父入滇,受家学影响颇深,尤嗜六朝书史。考入昆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文科,专攻文史。毕业后,担任《滇报》编辑,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识。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预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

一生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成《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于30年代初,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

张萱《西园闻见录》传抄本一百零七卷等;并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嘉惠士林

未刊手稿尚有《滇语》,二十万字,述其幼年遍历滇中所见所闻,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可贵资料。

1996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编新版《世界人名录》(东洋篇)收“邓之诚”条目称他为“中国通史权威”。

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以出生年排序)等等。

1960年1月6日病逝于北京。

邓之诚走进燕京大学课堂,身着蓝布长袍,瓜皮小帽顶上打着红结,脚上一双“老头乐”棉鞋,腿带捆在脚脖子上。他空手而来,不带只文片纸。

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70多年前,此种繁文缛节,在邓之诚那里从不省略。他坚持旧礼,40岁起便手执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称为“邓老头”,他也欣然点头。

后人称他“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风”。王钟翰师从邓氏,一日,在燕大喝醉了酒,摔倒在马路边。此事传到了校长司徒雷登耳中,司徒先生辗转找到邓之诚,要他处理。邓听说后,就在桌上放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将王钟翰叫到家中,嘱他“再喝一杯”。又说,若想喝酒,以后尽可来喝个够。王钟翰喝完那杯酒,邓之诚说:“好了,你回去吧。”邓之诚著史,然偏爱野史。他读书札记汇成《骨董琐记》 ,内容杂糅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乃至金石书画、衣着器物。前面方介绍了“邸报”,后面就记录起乾隆年间的米价,乃至“葫芦器”、“日本刀”,被人目为天下第一“闲书”。

邓氏是杂而到家。红学家周汝昌研习 《红楼》 时,曾受教于邓。某次,邓轻描淡写地说:“《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周汝昌忆及,当他将书借到手,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凭书中所记,他感觉终于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邓之诚好藏书,偏偏钟情于清代禁书,所藏甚丰。他还喜欢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风俗照片,并以此名声远播。

但他绝没有藏书者惯有的吝爱。他把自己抄录收藏的珍稀书籍,一一付印,广为散布。许多珍贵的物品,他随手拈来,送与知己名士,亦不甚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某地闲游,以二饼金购得《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见的画一幅,甚是珍爱,后来却将画送给了高名凯。学人张中行说起此事,冠之以“博雅”二字。新文学运动方兴时,邓之诚颇不以为然,因而被目为典型的“老派”。据说他憎恶白话文,因此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他一律改成“之”。而邓之文言,也实在地道,张中行评说:“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邓之诚上课,帽子须规规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适,则会狠狠地掷在讲桌旁边的地上。新老两派争执不休,许多人这才有幸在课堂上听邓之诚这样骂胡适:“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此翁口音极重,表情又认真,令人莞尔。这样的评价,他年年都要讲几回。胡适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后人点评这段历史,认为新旧两派可以激烈辩论而并存,正体现出大学之自由开放精神。

然而邓氏放口嘲讽胡适时,一定未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1949年后,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有人慷慨陈辞:“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时人回忆,散会后,邓氏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他“目中茫然”。后来,他留在北大,没有学生,也不上课。当年人人以听其讲课为幸的邓先生,因为没有授课记录,工资下调三级。

文化史上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今的藏书家,很少有在学术上成就空前突出的。他们不乏深厚的学养,可是他们的治学成绩,恰恰像唐代以后的抒情诗,在对某一种意境的描写上深入细致,或者对某种情感的把握上恰当得体,句法也比唐人工稳,但是往往有句无篇,整体气象不足。藏书家们也许在某一个学术细节上成绩可观,对前朝文献的考证,或是只言片语的训诂,断简残编的归属,往往颇具慧眼,一言定论,但是缺乏大体的构建。他们的学术,看起来像是铁路上的道班工人,沿着前人铺就的铁轨,一路修修补补,只有补苴之力,而无开创之功。

藏书家们一般学术修养都极为深厚,满腹墨水,可是厚积而不发,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古训,不知道有多少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被生生闷死在他们的肚子里。这真是文化史上的千古大损失。所以,一旦见到了一个学术上也铺出了铁路建起了大厦的藏书家,就仿佛从唐太宗的陪葬中捡出了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 ,为中国文化挽回了损失,“其欣喜将何如”?邓之诚,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惊喜的例外。

邓之诚原籍江苏江宁,但是生于四川成都,并在四川度过了他大半个少年时代,落地生根,怎么说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给他的满口的四川话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了。幼年的邓之诚就酷爱读书,再加上父亲也算博学之人,家学渊源。幼年入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六代文史,据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六朝书史尤为嗜好;随即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研习西学,不久随父到云南,入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 早年的邓之诚先生投身报业,他以笔为工具,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许。武昌起义后,在报纸上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与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他不仅在言论上宣传革命,还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和反袁护国运动。

峥嵘少年,书生意气,这段时期的邓之诚,即使不能视为革命家,也像一个社会活动家,无论如何,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些峥嵘岁月的所见所闻,都被邓先生汇为一编,成《护国军纪实》一书,这本书材料真实可靠,实为不可多得的实录,极具史料价值。

1917年,邓之诚先去了上海,同年应北京大学之邀北上,在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兼任《新晨报》社总编辑一职。这样,邓之诚先生完成了从社会活动家和报人向学者的转变。

其实,从少年到中年,总会出现心境的转变,这大概是必须的人生经历,学者也不例外。邓之诚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自小颇具传统学术修养,盛年时期却或多或少反了传统,邓之诚欢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则提倡白话文学,但到中年之时,两人都回归学问,回到书斋,潜心著述,向传统之学靠拢。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学中的标志性人物,但邓之诚却对新文学向来缺乏好感,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新文学,赞美推举之词也不多见。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却是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占被封,燕京大学的师生遂落入敌手,邓之诚与张东荪洪煨莲等燕京大学的教授被日本军逮捕入狱,关入北大红楼,一同被囚禁的还有辅仁大学伏开鹏、蓝公武等著名教授。这些被捕的教授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邓之诚记述他亲身见闻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夜间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这样的囚徒生涯将近半载,1942年,邓之诚等人获释。出狱之后,生活已无着落。这就是他值得称颂的地方。

日军的残暴非但没有使邓之诚这个温和的学者屈服,反而催生了两部“狱中奇书”。在狱中,学者们在敌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诗写志,时有所咏,出狱之后,邓之诚把这些诞生于监狱的诗歌汇为一编,各体杂诗共一百零五首,成《闭关吟》一书;又撰写狱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为《南冠纪事》一书,一共一万余字,公开刊布,公诸于世,揭露日寇的残暴嘴脸。别看这个学者低头作文,文风比周作人还温厚老实,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点也不含糊。

从后来邓先生的治学路径来看,显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对他影响较大。邓先生传世的著作多是经史子集的传统路子,文风也温柔敦厚,颇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说是老老实实,比周作人更有过之。而且,即使后来他做到了《新晨报》的总编辑,对新文学也缺乏好感。

邓之诚一生作为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邓之诚先生从事教育五十年,仅在燕京大学就执教二十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学者黄现谭其骧周一良朱士嘉劳干王钟翰等。他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善于从前人别集、笔记中辑录整理历史资料,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桑园读书记》、《明斋题识》、《东京梦华录注》等。

作为历史学家,邓之诚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负盛名的《中华二千年史》。这本书本来是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原名《中国通史讲义》。讲义原本只有上中两卷,上世纪30年代初,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讲义被选为《大学丛书》的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公开出版。上世纪50年代初,邓先生续成下卷,全书告成,历时二十余年。这部逾二百万字的大书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终于辛亥革命清亡之时。纵横二千余年,可谓是《通鉴》以后第一部通史。全书旨意,重在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臧否人物,检讨谋略,以供后人借鉴,颇有通鉴遗风。而书中显露出来的史家意识,春秋笔法,又深得通鉴精神。

如果说《中华二千年史》体现了邓之诚作为历史学家的全局意识和史实勾稽能力,那么,《骨董琐记》则显示了邓先生细微之处的考证水平。《骨董琐记》是邓先生博览群书的产物,先成正续编,后来又有《三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一书,全书共有“三记”十八卷。该书考释文物,钩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史工作者可以从中觅得“蛛丝马迹”,以作资料,以作线索。严格说来,此书并不算是史学著作,书中标题,如“银价米价”、“藏书印”、“葫芦器”、“羊脑笺”、“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书家”等等,简直是搔人痒处,增长见识,悦目消闲,真乃天下第一等“闲书”也!据说邓先生光是写初编就查阅辑录了不下两百余种书。

邓之诚性喜抄书,又喜藏书,其藏书室名曰“五石斋”。邓之诚师尊顾序林,于是早年注意收集顾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于藏书之道,渐有所得,后来遂起意收藏图书。邓之诚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时人的集部之书和清代禁书,也钟意于有关风俗、风土资料性质的书。

抗日战争前邓之诚的五石斋已收藏了700余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书《青来阁初集》、《西斋集》、《松陵文献》、《士风录》、《蓄斋二集》等,均为稀见之书。邓之诚向来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书而自豪。据说他曾与著名藏书家伦明相比,他有而伦氏无者就有百十余部,可见“五石斋”所藏之富。

藏书家大多精熟古籍版本,邓先生也不例外。他曾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定古籍善本,为燕大图书馆先后审核、鉴定,选出校印的有:奕赓《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十一种,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傅钞本一册,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明钞本四十一卷,张萱《西园闻见录》傅钞本一百零七卷等。

藏书家一般爱书如命,拥书自重,珍本图书,一般束之高阁,密不示人。邓先生则没有这种毛病。他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广为散发,嘉惠士林。

邓先生晚年撰写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系根据一生先后访得的700余种顺、康时人诗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录诗2000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不限名家,贵在诗能记史外之事。全书600篇小传,于清初人物与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一代诗史,赖之传世。

石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当时的风俗照片。邓之诚收藏风俗民俗的照片的名声远播。先生出示过一张名叫“杨翠喜”的照片,这张照片牵涉到1907年(光绪十三年)北京的一件买官名案,直隶道员段芝贵和庆亲王父子等达官显贵都是个中丑角。照片拍摄了清末13个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为杨翠喜,从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饰打扮,十分珍贵。

抗战胜利后,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邓之诚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邓之诚晚年时,将藏书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60年1月6日邓之诚逝世。

《湛隐居士集跋》,1918年10月

《古今文鉴序》,1918年12月

骨董琐记》8卷4册,1926年《明斋著书》排印本,1933年再版,1955年三版 《柳如是事辑序》,1930年11月

《槐居唱和集》,1932年单行本,1933年刊于《学衡》第79期

《中国史大纲序》,1932年5月

《对公沙先生评夏曾佑一文的质疑》,1934年4月21日,《大公报图书副刊》23

《万历三大征考序》,1934年4月,《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本

《佳梦轩丛著序》,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铅印本

《汪悔翁乙丙日记序》,1935年《明斋丛刊》铅印本

《护国军纪实》,《史学年报》1935年2卷2期,1939年又收入为《旧闻零拾》之第4种

《宋代太学生序》,1935年11月

《中国考试制度史序》,1934年12月

中华二千年史上册》,1934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华书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华二千年史中册》,1934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华书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华二千年史下册》,1956年4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1月再版

《陈生彦文诔并序》,《史学年报》1936年2卷3期

《谈军机处》(为燕京大学历史系座谈会讲,由王钟翰笔录),《史学年报》1937年2卷4期,又刊于《清史杂考》附录中

《官制沿革备论 论秦以后无真宰相上》,《史学年报》1938年2卷5期

《艺风诗词集跋》,1939年1月

《长安宫词序》,1939年5月,《旧闻零拾》铅印本

《祺祥故事序》,1939年6月,《旧闻零拾》铅印本

《天聪诏奏序》,1939年8月

《东陵道诗序》,1939年8月

《陈二庵先生行述》,1939年11月

《西园闻见录序》,1940年4月,《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本《校印西园闻见录缘起》,1940年4月,哈佛燕京学社

《与张孟劬书》,1941年12月

《辛壬纪事》,1942年10月

《静涛柏公传》,1943年5月

《临潢柏静涛守陵密记》,1943年9月

《滇语》,1943年10月

《陈二庵别传》,1944年1月

《与松崎鹤雄书》,1944年7月

《陷虏记》,1945年8月

《闭关吟》,1946年6月,五石斋单行本

《南冠纪事》,1946年,刊于《现代知识》半月刊

《评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燕京学报》1947年23期

《戊午科场大狱记》,1947年4月,刊于《益世报史地周刊》37、38

《清季书院述略》,1947年6月,刊于《现代知识》半月刊

《皇朝掌故备要桑园读书记之一》,1948年2月,刊于《益世报史地周刊》79期

《张孟劬别传》,1948年6月

《题归来草堂录》,1949年载于《周叔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桑园读书记》,195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东林党籍考序》,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云自在龛随笔序》,1958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五石斋题跋》,1958年5月

《锡文诚公奏议序》,1958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东京梦华录注》,1959年1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永宪录跋》,1959年8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北游录跋》,1960年4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清诗纪事初编》,1965年1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以下各篇著作年月不详:

《天桥志序》

《沈廷扬事证》

《皇清通志纲要序》

《清代画史补录序》

《松月堂目下旧见序》

《汉唐文持序》

一生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成《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于30年代初,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

张萱《西园闻见录》传钞本一百零七卷等;并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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