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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年

历史纪年

1080年是一个闰年,是农历庚申年(猴年);辽大康六年;北宋元丰三年;西夏大安六年;大理广安四年;越南英武昭胜五年;日本承历四年。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元丰三年(辽太康六年)

春,正月,乙丑朔,以太皇太后在殡,不视朝。

癸酉,升许州为颍昌府

辽主如鸳鸯泺。

癸未,审官东院言:“大理寺丞申天规昨乞长告,访求其父。今已迎归侍养,乞许天规不候岁满朝见。”从之。天规少失其父,至是访得之,年百岁矣。

己丑,高丽国遣使来贡。

白虹贯日。

辛卯,于阗来贡。

辽耶律伊逊以改封王爵,赴阙入谢。辽主即日遣还,改知兴中府事。

二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章敦参知政事。

丙辰,始御崇政殿视朝。

丁巳,命辅臣祷雨。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吴充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

癸酉,葬慈圣光献皇后于永昭陵。

甲戌,命王圭提举修两朝国史。

丙子,南丹州人入贡。

庚辰,复置晋州赵城县。初,熙宁中,废入洪洞县为镇,至是知州王说言百姓输纳词诉回远,岁输税课不便,兼考赵城乃是国家得姓始封之地,不与他县邑比,故复之。

乙酉,慈圣光献皇后神主于太庙。

己丑,以慈圣光献皇后弟昭德军节度使曹佾为司徒兼中书侍郎、护国军节度使,馀亲属加恩有差。

庚寅,辽主出皇侄淳于外,立皇孙延禧为梁王,加守太尉兼中书令,时年六岁。以忠顺军节度使耶律颇德为南院大王,以广德军节度使耶律仲禧为南院枢密使,以户部使陈毅参知政事。

夏,四月,乙未,观文殿大学士吴充卒,年六十。赠司空兼侍中,谥正宪。充为相,务安静。将终,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世谓充心正而力不足,讥其弗能勇退云。

丁酉,封宗晖为濮阳郡王,濮安懿王子孙皆进官一等。

乙巳,以泸州夷乞弟侵扰,诏边将讨之。戊申,乞弟寇戎州,兵官王宣等战殁。

御史台言:“奉诏复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今请以吏部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等隶吏察;户部、三司及司农寺等隶户察;刑部、大理寺、审刑院等隶刑察;兵部、武学等隶兵察;礼、祠部、太常寺等隶礼察;少府、将作等隶工察。”从之。

甲寅,罢群牧行司,复置提举买马监牧司。

乙卯,辽主猎于炭山

五月,甲子,翰林学士兼详定礼文张言:“伏见天地合祭,议者不一。臣窃谓阳生于十一月,阴生于五月。先王顺阴阳之义,以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圆丘,夏至日祭地于泽中之方丘,以至牲币、器服、诗歌、乐舞、形色、度数,莫不仿其象类,故天地神可得而礼。由此观之,夏日至祭地于方丘,而天子亲莅之,此万世不可易之理也。议者以为当今万乘仪卫加倍于古,方盛夏之时,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它月;不惟无所据依,又失所以事地顺阴之义。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岁,于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虽未能皆当于礼,庶几先王之遗意犹存焉。”诏礼院速详定以闻。礼官请如议,设宫县乐、文武二舞,改制乐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犊及捧俎分献官,广坛?遗、斋官,修定仪注上之。

而判太常寺王存、知礼院曾肇言:“古之祭祀,或天子亲行,或有司摄事,不过此二者而已;今于摄事之中又分隆杀,盖古所未有也。且遣官虽重,终非亲祀,恐于天地父母之义有所未顺。本以合祭非礼,欲革去之;然其所陈,于礼亦未见其可。今夏至日逼,即乞且依旧制。其亲祀之礼,仍乞诏详定郊庙礼文所精加讲求,裁定其当,以正后世之失,庶合先王之意。”判太常寺李清臣亦言:“天地之祀,万国观法,未易轻言。今夏至已近,而乐舞未修,乐章未制,八变之音未及习,斋祭之服未及成,斋宫未及立,坛?遗未及广,牲犊未尝在涤,窃虑有司速于应办,或致灭裂,有失严恭。伏乞更加详酌。”御批:“张之议,在今固无以易。可如清臣言,逡巡以尽众说。”遂诏礼院更加讲求。

陆佃言:“窃观所请,陛下亲郊,夏日至祀地,自如议。其冬至祀天之明日,准古方望之事,因令祀地北郊,而以海岳四渎、山林、川泽之神,凡在圆丘?遗陛旧从祭者,皆得与享;亦遣冢宰摄事,并如夏至祀仪。是则亲行大礼,合祭虽革,而天地之神自得用类以礼从祀,以昭陛下尊天亲地之义。然而郊后必有方望之事,经证明白,固当考复。至于祀地虽未有显据,而以伦类求之,方望且祀,则地只助天布功,又其大者,安得而遗也!谨案《舜典》,类有上帝而无日月星辰,有六宗而无太祖,望有山川而无大只,《周官》大宗伯祀有上帝而无五帝,有司中、司命而无司禄,祭有社稷、五祀而无大只,有岳而无四渎,有山林川泽而无丘陵坟衍,享有先王而无先公,则祀所秩上下,比义皆从可知故也。”详定所以佃所称未有显据,难以施行。

乙丑,合门言:“每岁盛暑御后殿,便于决事。乞自五月一日至七月终,当御前殿日,合门取旨。如得旨御后殿,即放朝参。”诏:“今三伏内,五日一御前殿。”

荆湖南路安抚司言知邵州关杞,议于溪峒徽、诚等州镇立城寨屯兵及守御招纳之策,乞下转运使相度。诏谢景温、朱初平、赵杨相度利害,及处置后经久不致生事,保明以闻。其后建置如杞议。

壬申,辽以平州民初复业,免其租税一年。

己卯,蜀国长公主薨。主下嫁王讠先,事讠先母至孝,中外称贤。主疾甚,太后、皇后临问,帝继至,见主羸瘠,伏席而泣,亲持粥食之,主为帝强食。翼日,不起。帝未朝食,即驾往,望第门而哭。赐主家钱五百万,轰朝五日,追封越国,谥贤惠。讠先以侍主疾与婢奸,落驸马都尉,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

甲申,复命韩存宝经制泸夷。

诏改都大堤举导洛通汴司为都提举汴河堤岸司。

庚寅,详定朝会仪注所言:“今定大庆殿之后门内,东西设幄为合,又于殿左右设于东西房,以为乘舆出入所由之地。”又言:“朝会所陈平辇逍遥,旧设于西朵殿,今宗室坐西朵殿赐酒,欲移平辇等陈于东西龙墀上。”并从之。

辽主以旱祷雨,令左右以水相沃,俄而雨降。

六月,戊戌,礼院言:“越国长公主薨在慈圣光献丧制之内。按礼,重丧未终遭轻丧,自当易服以示恩意,卒事则复常。真宗谅阴,为乳母秦国夫人服缌,未除,亦为许国长公主成服。今为慈圣光献太后服,已在易月之外,宜为越国长公主举哀成服。”从之。

是日,辽主驻纳葛泺。

庚子,同判太常寺王存言:“近诏秘书监刘几赴详定郊庙礼文所议乐。伏见礼部侍郎致仕范镇,尝论雅乐,乞召镇与几参考得失。”从之。初,镇致仕,居都城外之东园,每遇同天节,即乞随散官班上寿。寻有诏:“镇班见任翰林学士上,仍自今致仕官遇诞节及大礼,许缀旧班。”后镇迁居颍州,于是入对,合门奏镇失仪,有诏放罪。仍诏:“自今致仕官造朝失仪勿劾,着为令。”

详定礼文所言:“请自今皇帝亲祠郊庙,大圭,执镇圭。每奉祀之时,既接神,再拜,则奠镇圭为挚,执大圭为笏。当时,君尊则不,别于臣下也。所有仪注皇帝镇圭,皆沿袭之误,乞从改正。”诏:“候制到大圭日施行。”又言:“自今亲祠郊庙,群臣冕服助祭执笏,或当事则,陪位官亦合冕服助祭。”从之。

丙午,诏中书详定官制,罢兵部句当公事官。

诏:“河北、河东、陕西路各选文武一员,提举义勇保甲。”

戊申,辽以度支使王绩参知政事。

庚戌,女真贡于辽。

壬子,诏罢中书门下省主判官,归其事于中书。

乙卯,参知政事章敦上《导洛通汴记》,以《元丰导洛记》为句,刻石于洛口庙。

己未,详定礼文所言:“皇地只、神州地只、大社、大稷,其祝版与牲币、馔物,瘗于坎。”又言:“郊庙明堂告神册,使中书侍郎读之,非是,请改命太祝。”又言:“亲祠郊庙,执事之官,皆一切临时取充位而已;宗室及陪祠官则无预于执事,不应古义。请亲祠南郊,荐彻笾豆、、俎馔,以朝臣充;太庙,以宗室遥郡刺史以上充。”又言:“今以功臣配享,而冬不及,与经不合。请每遇冬,以功臣配享,其飨皆罢。”诏:“读册以史官摄太祝;郊庙执事官选无过人,冬享及亲祠并以功臣配享。”馀皆从之。

秋,七月,戊辰,辽主观市。

庚午,河决澶州,澶州孙村、陈埽及大吴、小吴埽决,诏外监丞司速修闭。初,河决澶州也,监丞陈佑甫谓:“商胡决三十馀年,所以河道,填淤渐高,堤防岁增,未免泛滥。今当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横垅二也,禹旧迹三也。然商胡、横垅故道,地势高平,土性疏恶,皆不可复,复亦不能持久。惟禹故渎尚存,在大、太行之间,地卑而势固。秘阁校理李垂与今知深州孙民先皆有修复之议,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员自卫州王供埽按视,讫于海口。”从之。

丁丑,详定礼文所言:“明堂仪注,设御位于中阶下之东南,西向。谨案古者人君临祭,立于阼。其临祭就位于阼阶下,大夫士礼也。自曹魏以来,有司失之。伏请设皇帝版位于阼阶之上,西向;太庙、景灵宫亦如之。”从之。

癸未,辽主为皇孙梁王延禧设旗鼓伊喇六人卫护之。

甲申,辽主猎于沙岭。

丙戌,以彗星见,避殿,减膳,诏求直言。

丁亥,诏中书曰:“朕惟先王制行以赴礼,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配天一也,而属有尊亲之殊,礼有隆杀之别。故远而尊者祖,则祀于郊之圆丘而配天;迩而亲者祢,则祀于国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而上帝未足以尽天,故圆丘祀天则对越诸神,明堂则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后足以适尊亲远迩之义。而历代以来,合宫所配,既紊于经,乃至杂以先儒六天之说,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将来祀英宗皇帝于明堂,惟以配上帝,馀从祀群神悉罢。”

戊子,太白昼见。

户部侍郎致仕范镇言:“乞下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转运司,量立赏格,求访真黍,以审音乐。”

己丑,详定礼文所言:“请自今乘辂不执圭,及乘大辇亦不执。”又言:“古者宗庙室中为石以藏主,谓之宗佑。请迁庙主藏于太祖太室北壁中,帝后之主各共一石室。《礼记》曰:‘天子之席五重。’今太庙几筵皆不应礼,请改用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黻纯左右玉几。祭祀皆缫、次各加一重,并筵为五重。”并从之。

庚寅,熙河路经略司言西界首领禹臧结逋药、蕃部巴鞫等以译书来告夏国集兵,将筑撤逋达宗城于河州界黄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所报,乃属河州之境,岂可听其修筑!深虑经略司不详上件所指地分,都无为备,驱逐约阑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备兵马禁止之。”

八月,辛卯朔,详定礼文所言:“明堂吴天上帝礼神之玉,当用苍璧。今用四圭有邸,请改用苍璧礼天。其有司摄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礼神之制,陈玉各仿其方之色。”从之。

戊戌,诏:“两制、台谏至总管、监司,各举堪应武举进士一人,以名闻。”

庚子,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上所修《备对》,言:“周家冢宰,岁终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会;小宰以叙受群吏之要。所谓会要者,正今中书之所宜有也。自汉至唐,旷千百年,莫知议此,故有决狱、钱谷之问而不克对者。创自睿意,俾加纂集。臣捃遮故实,仅就卷秩,凡为一百二十五门,附五十八件,为六卷,事多者分上中下,共为十卷。”诏中书、门下各录一本纳执政,仍分令诸房揭帖。初,书成,仲衍欲求上览以冀功赏,帝以为此书乃臣备君问之书,不当奏御,故有是诏。

乙巳,诏中书:“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万事条理,监于二代,为备且隆。国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岂兹官政,尚愧前闻!今将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宪章之意,参酌损益,趋时之宜,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凡阙恩数,悉如旧章。其应合行事件,中书条具以闻。”

秘书丞、同知礼院杨杰言:“十二者,律之本声也;四者,律之应声也。本声重大,应声轻清;本声为君父,应声为臣子,故其四声或曰清声。自景佑中李照议乐以来,钟磬箫始不用四声,是有本而无应,有倡而无和,八音何从而谐也?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聿中之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协。伏请参考古制,依巢笙、和笙例,用编钟、编磬、箫,以谐八音。”又言:“今大乐之作,琴、瑟、埙、篪、笛、委、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钟、特磬、编钟、编磬连击三声,于众乐中声烦数。请钟、特磬、编钟、编磬并依众器节奏,不可连击,所贵八音无相夺伦。”又言:“本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淮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管宜北而南。今舞者非止发扬蹈厉、进退俯仰不称成功盛德,兼失所向。又,文舞容节,殊无法度。乞定二舞容节及改所向,以称成功盛德。又乞依《周礼》奏律歌吕,合阴阳之声。”又言:“今雅乐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吕非不备,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如之何不使雅、郑之杂也!伏请审调太常钟,依典礼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晓知十二律音,则郑声无由乱雅矣。”诏送议乐所。刘几等言杰所请皆可施行,诏从之。

戊申,秘书监致仕刘几等言:“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不俟论而后明。仁宗景佑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佑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铸大钟,或讥其声,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益验王朴钟磬太高,难尽用矣。今以三等钟磬参校其声,则王朴、阮逸乐之黄钟,正与李照乐之太簇相当。王朴、阮逸之乐,编钟、编磬各十六,虽有四清声,而实差黄钟、大吕之正声也。李照之乐,编钟、编磬各十二,虽有黄钟、大吕而全阙四清声,非古制也。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谓也。臣等因精择李照编钟、编磬十二参于律者,增以王朴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品清声,以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之四清声,俾众乐随之,歌工兼清声以咏之,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声,可以考矣。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从之。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钟磬,今修大乐所已集工匠,备炉炭,恐即销变磨。况大乐法度之器,其度量声律,秒忽精微,已修之后,或陛下躬临案听,万一如有未协,即更无旧器考验。本寺每遇大礼,见用王朴乐外,自有李照、胡瑗所作乐器及石磬材不少,自可别制新乐,以验议者之术。”诏许借王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磨。”

初,刘几、杨杰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旧声可校。后执政至太常寺案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敝者一县。乐工皆不平,夜易之。而杰弗知。明日,执政至,杰厉声云:“朴钟甚不谐美。”使乐工叩之,音韵更佳。杰大惭沮。

王安石上改定《诗》、《书》、《周礼义》误字,诏录送国子监修正。

戊午,彗不见。

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东安坟地二十顷及守园户。

丙寅,御殿,复膳。

庚午,知谏院舒言:“中书检正官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沩之所业示臣。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陵府江陵县税。初,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累年。商英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论恶之。

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新权知湖州陈侗言:“陛下崇奉郊庙百神之祀,考求典礼,尤为严备。惟五岳四渎之兆未设,欲乞依《周礼》建四望坛于四郊,以祭五岳、四镇、四渎,庶合于经,而且以称陛下奉祀之意。”诏送详定礼文所。详定所“请以国朝《祠令》所载岳、镇、海、渎兆四望于四郊。岱山、沂山、东海、大淮于东郊,衡山、会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于南郊,华山、吴山、西海、大河于西郊,常山、医巫闾山、北海、大济于北郊。每方岳镇则共为一坛,海渎则共为一次,以五时迎气日祭之,皆用血祭瘗埋,有事则请祷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当方岳镇海渎之下,别为一坛一次。山共一坛,川共一坎,水旱则祷之。其北郊从祀及诸县就祭如故。”诏:“四方岳镇共为一坛望祭,馀依奏。”

乙亥,正官名。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将作监丞为富议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又自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无磨勘法,大中大夫至承务郎应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朝议大夫止,候朝议大夫有阙次补;其朝议大夫以七十员为额,选人磨勘,并依尚书吏部法;迁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并以职事官俸赐禄料旧数与今新定官请给对拟定。”并从之。

故事,两制不转卿监官,前行郎中即超转谏议大夫;前行郎中于阶官为朝请大夫,谏议大夫于阶官为太中大夫。帝以为磨勘者,古考绩之法,所与百职事共之,而禁近独超转,非法也。于是下诏:“待制以下并三年一迁,仍转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

丙子,诏:“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不系大敕衔。见任宰相、使相,食邑实封通及万户,前任宰相,食邑及万户,并封国公,宗室如旧例。”

又,中书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司外,馀检校官并阶散并罢。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至内常侍以上,内臣供奉官以下,选人、伎术官、将校、中书枢密院主事以下,及诸司吏人所授敕留官衙校等,各有见带文散阶、检校官及宪衔,欲并除去。其僧官并溪峒蛮人知州镇及化外蕃官所带散官等,合自朝廷指挥。”从之。其后遂诏:“文式散阶,除化外人依旧除授外,馀并罢。”

辛巳,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癸未,薛向、孙固并为枢密副使。

乙酉,诏即景灵宫作十一殿,以时王礼祀祖宗。

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王拱辰落开府仪同三司,并以官制行正名故也。诏拱辰判大名府,拱辰辞曰:“臣老矣,不足以任事。”帝曰:“北门重地,卿旧治也,勉为朕行!”

丙戌,进封王颢为雍王,嘉王为曹王,并为司空。文彦博为太尉。封曹佾为济阳郡王,宗旦为华阴郡王。

冯京为枢密使。薛向罢知颍州。会诏民畜马,向既奉令,旋知民不便,议欲改为。于是论向反覆,无大臣体,斥知颍州,又改随州。

丁亥,以吕公着为枢密副使。公着与冯京薛向孙固同在西府,三人者屡于上前争论,公着独不言。及帝问之,乃徐为开析可否,言简而当,帝常纳之,三人者亦不能违也。帝数与辅臣论天下事,一日,谓公着曰:“民间不知有役矣。”公着对曰:“上户昔以役多破家,今则饱食安居,诚幸矣。下户昔无役,今率钱,则苦矣。”帝曰:“然则法亦当更也。”

戊子,熙河路经略司言,乞先团结蕃弓箭手;从之。是年诏:“凡弓箭手、兵骑各以五十人为队,置引战旗头、左右旗,及以本属蕃首、将校为拥队,并如正军法。蕃捉生、蕃敢勇、山河户亦如之。凡募弓箭手、蕃捉生、强人、山河户,不以等样,第募有保任年十七以上、弓射七斗、任负带者。路新旧蕃生、环庆路强人、诸路汉弓箭手、路归明界保毅蕃户、弓箭手,皆涅于背。”

闰月,辛卯,御史范镗言:“曹佾以外戚封郡王,祖宗以来,未有佾比。陛下所以富贵宠禄之厚矣,所以致孝爱于慈圣之情至矣。佾虽不王,乃以保安曹氏;命行而改,抑为为子孙万世之成宪也。”不从。

壬寅,辽主祠木叶山

己酉,辽主驻藕丝淀。

乙卯,加文彦博河东、永兴军节度使,以富弼为司徒。

冬,十月,辛酉,详定官制所检讨文字、光禄寺丞李德刍上《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三卷。

辽耶律仁杰久在相位,贪贷无厌,时与亲戚会饮,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耶律伊逊既外出,辽主渐悟仁杰奸,丁卯,出为武定军节度使。

庚午,辽参知政事刘讠先致仕。

癸酉,辽以陈毅为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绩同知枢密院事。

癸未,诏翰林学士并听佩鱼。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癸卯,辽主召群臣议政。辽主曰:“北枢密院军国重任,久阙其人,耶律阿苏、萧额特勒二人孰愈?”群臣各誉所长,契丹行宫都部署萧托辉独默然。辽主曰:“卿何不言?”托辉曰:“额特勒懦而败事;阿苏有才而贪,将为祸基。不得已而用,败事犹胜祸基。”辽主曰:“托辉,虽魏征不能过也,但恨朕不能及唐太宗尔。”

壬子,直龙图阁、句当三班院曾巩上言曰:“宋兴,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财用有馀。且以景德、皇佑、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佑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七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馀员,皇佑二万馀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馀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佑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佑、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佑、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人如皇佑、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盖半矣。”

已而再上议曰:“陛下谓臣所言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也,令付之中书。臣待罪三班,按国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立都知、行首领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别立行首领之。端拱以后,分东、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供职皆领于三班,三班之称亦不改。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间,乃总四千二百有馀,至于今,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盖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于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岁或过二百人,或不及之。则是岁岁有增,未见其止也。臣又略考其入官之繇,条于别记以闻,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惟陛下之所择。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东、西审官与天下它费,尚必有近于此者,惟陛下试加考察,以类求之。使天下岁入亿万,而所省者什三,计三十年之通,当有十五年之蓄。夫财用,天下之本也,使国家富盛如此,则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以陛下之圣资而加之精勤,以变因循苟且之弊,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诏万世,故臣敢因官以讲求其损益之数,而终前日之说以献,惟陛下裁择。”帝颇嘉纳之。

十二月,甲子,辽以耶律德勒岱为孟父房敞衮。乙丑,以萧托卜嘉为北府宰相,耶律世迁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慎思同知北院枢密使事。

庚午,辽免西京流民租赋一年。

甲戌,减民赋。

丁亥,辽豫行正旦礼。

戊子,辽主如混同江。

元丰官制改革

元丰三年(1080)九月,宋神宗针对宋初以来官制的弊病,专门成立了一个改革官制的机构详定官制所,具体实施改革官制的计划。从元丰三年(1080)一直持续到五年(1082)完成这一改革任务。宋初以来,官员除授制度非常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官以定品阶俸禄,称为寄禄官,职是指殿阁学士,待制等,加于文学之士头上,以示尊宠,惟差遣为实职。因此,宋代设官虽然沿袭唐制,而三师、三公不定置,宰相也不专任三省长官。官无定员,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虽然也没有正式的官员,但若没有皇帝的敕令,他们并不主管本部门事务,给事中不封驳,中书舍书不起草诏令。元丰三年制定寄禄格,改正官名,以原来的散官开府仪同三司代替原来的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以下依次代换,用以确定官僚俸禄及升降品阶的标准,取代原有的寄禄官,成为新寄禄官阶,原来的寄禄官全部改为政府机构的正官,成为名符其实、主管本部门的职事官;改革铨选制度,规定凡除授职事官,皆按寄禄官品位高低为标准,仿照《唐六典》所载官制,颁布三省,枢密、六曹官僚等制度,按照新制度任命三省长官,事无大小,并由中书取旨、门下审核、尚书执行,宰相改称尚书左右什射,副相称为尚书左右丞,实施新的官制。

宋置宝陀观音寺

元丰三年(1080),宋置宝陀观音寺(今浙江普陀山普济寺)。清康熙时重修,敕额“普济群灵”,故名普济寺。现存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圆通宝殿、藏经楼、方丈殿等。此寺为普陀山供奉观音的主刹,名列普陀三大寺之一。

沈括命名“石油”

元丰三年(1080)至四年 (1081),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任延路军事长官时,亲自考察了陕北劳动人民开采石油的情况,首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命名。据《梦溪笔谈》记载,延路境内开采出来的原油,出产在河流沿岸,杂质很多,有砂石和泉水混杂在原油之中,燃起来火势甚猛,往往浓烟滚滚。沈括怀疑这些浓烟也可以使用,于是亲自采集石油碳墨来使用,黑光如漆,比宋代所使用的松脂制成的墨强得多,沈括试验成功后,命名这种油墨为“延川石液”,于是大量投入生产,并预言不久的将来此种油墨将大有发展前途。同时沈括还认为天下石油肯定很多,埋藏在地下,无穷无尽,不象松木总有一天会用完的。

曾巩论国用

元丰三年(1080)十一月,直龙图阁曾巩上书论国家财政问题。他认为从古至今国家的财政开支总是有计划的,都是节省开支,使国家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如果无限制地支出,即使国家财政收入再大,也会出现财政危机。宋朝建立后,与民休养生息,注意财政收支平衡,因而虽然人口逐年增加,但国家财政一直绰绰有余。他举例说宋真宗景德年间,全国总计七百三十万户,垦田一百七十万顷,宋仁宗皇佑年间,全国一千O九十万户,垦田面积二百二十五万顷;宋英宗治平年间全国一千二百七十万户,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全国财政收入在皇佑、治平年间都超过一亿万以上,财政开支也在一亿万以上,收支相当平衡。景德年间全国官员总数为一万余名,皇佑年间二万余名,治平年间二万四千余名,比较而言,官员人数增加一倍有余;景德年间国家郊祀之费六百万贯,皇佑年间达一千二百万贯,治平年间一千三百余万贯,比较起来,郊祀之费也增长了一倍多,足以说明皇佑、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支出过多。因此曾巩建议宋神宗节省那些不必要的财政开支,裁省冗官,使之达到景德年间的标准,同时在其它部门也照样实行节省开支的办法,这样国家财政危机就会得以缓解,更何况宋朝是历代以来财政收入最多的王朝,倘若开源节流,国家一定比前朝更为富庶。因而他建议宋神宗以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为当务之急,同时他还认为节省开支是理财的最关键的环节,而现在一些空谈理财的政治家却未能达到这一步。他还举出冗官为例,以自己任职的三班院来说,宋初三班院吏官员仅有三百人,甚至还不到这个数目,宋真宗天禧末年却增至一万一千余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样无限增加下去,势必造成冗官之患,依此类推,其它部门也是如此,倘若陛下留意这些情况,国家财政自然会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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