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大全 > 陈少敏(革命家、新四军老战士陈少敏)

陈少敏(革命家、新四军老战士陈少敏)

陈少敏(19021977.12.14),,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人。1927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

解放后,曾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生前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前副主席、中国纺织工会第一任主席等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唯一一位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没有举手的人,受到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1977年12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

陈少敏(1902年1977年),女,1902年出生在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她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叫陈少敏。

陈少敏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田耕种,一边教小学。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20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

陈少敏不是终生未嫁,也不是人们传说的花木兰式的人物。

陈少敏第一任丈夫叫任国桢,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1898年12月23日生于辽宁丹东,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早报》编辑。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

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故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眷属尚在东北老家的任国桢,自然无法租房。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陈少敏当时在打蛋厂当工人,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后来这一对革命的假夫妻就成了真伴侣。

任国桢和妻子陈少敏的家在青岛陵阳路,他们的家就是山东省委的办公地址。中共山东省委成立的时候,正逢青岛人力车行的工人因车行把租车费一提再提,工人无法生活,1000多工人罢工到市政府去请愿。为了深入车行了解情况,正确领导车行工人的罢工运动,省委书记任国桢化装成人力车工人,租了一辆人力车,到车站、码头去接触人力车夫。任国桢因揽客不在行,头一天拉着空车跑了一天,没拉到一个客人。

任国桢怕总拉不着客引起特务的怀疑,晚上便与陈少敏商量:“不拉客就无法接触人力车夫,光拉空车又会引起特务的怀疑,明天你坐车我拉车,结婚时你连轿都没坐上,这回给你补上。”说着,两人都笑了。

第二天,省委书记真的拉着自己的妻子,混在人力车中东跑西跑,借机向人力车工人了解情况。任国桢因身体不好,没跑多长时间,便累得满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陈少敏坐在车上心疼,几次要下车拉任国桢,刚要下车,任国桢便严肃地说:“这是工作,不是在家!你要像坐车的,老老实实坐在上头。”陈少敏只好坐在车上不动,心里却急得很,怕累坏了丈夫。

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1930年,陈少敏和任国桢一同调往北平。这时,陈少敏已怀有身孕,因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极度困难,靠在街头巷尾给人洗补衣服、打零工度日。1930年12月,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一个北平市委书记的夫人却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

1931年春任国桢被调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0月9日,他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于山西特委秘书处(太原市典膳所8号)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年仅33岁。

任国桢牺牲时因陈少敏有孕在身,一直对她保密,女儿生下来以后才告诉她,她当时很悲痛,她带着孩子怎么工作,于是她带着8个月的女儿回老家,交给她母亲,她又回到天津一带,继续干工作。结果,过了七八个月家里来信说,她女儿一岁半时得麻疹夭折。1931年到1932年之间,陈少敏忍受了丧夫失女的悲痛,坚持跟着党走,为党做工作,革命意志丝毫不动摇。陈少敏有始至终没有忘记任国桢,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内,让他的照片陪伴自己每一天,从心底里想念他。

任国桢牺牲后,1932年陈少敏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获释。3月调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1月在天津负责主办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实话报》。9月以河北省委妇女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冀鲁豫和冀南特委帮助开展妇女工作。1935年5月任中共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后任特委副书记。

1937年11月,陈少敏离开延安到南昌,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和团结广大妇女奋起抗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938年5月调任中共河南省洛阳特委书记,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同李先念率领小部队,先后到达鄂中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兼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治委员

1937年,陈少敏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的原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的妻子在长征途中遇敌人包围生死不明,二人在经历相似的情况下有了感情,结了婚。不久,涂正坤的前妻突然来信,说自己从敌人大屠杀的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涂正坤接到消息后感到很为难,已经跟陈少敏结婚了,陈大姐人这么好,大家都知道,现在自己原配妻子又有消息了,涂正坤处在两难的地步,不知怎么处理。这时的陈少敏虽然爱着涂正坤,但她是党的高级干部,历来处理问题顾全大局,就跟涂正坤讲:“老涂,咱俩赶快分手,你呀回到你妻子那边去。我们俩夫妻做不成,还是革命同志嘛。”涂正坤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她就说他:“你不要搞错呀,我不是在情人怀抱长大的人,我是在党的怀抱长大的,我能承担这个压力,没关系的,不能因为我破坏了你们原先的夫妻。”说话办事雷厉风行的陈少敏三言两语就将涂正坤的顾虑打消了。当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回到集体宿舍后,看到涂正坤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陈少敏再也忍不住的眼泪才夺眶而出。

经过两次婚姻经历,尽管陈少敏身居要职,身边不乏有上级、下级及追求她的同事,但她一直没找到称心的伴侣,直至病逝。

1940年1月改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她任副政治委员。1943年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为建立豫鄂边区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斗争,做出了很大成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0月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

1946年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中原局常委)见照片:(1945年1月新四军五师大悟山驻地合影前排左起:陈少敏,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怀抱郑位三之子郑非迟)、尚晓平、程里(新四军五师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

中排左起:夏农苔(新四军五师干部旅政治委员)、蒲云(郑位三夫人)、胡志学(任质斌夫人)、何建平(张树才夫人) 。

后排左起:刘少卿(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张体学(新四军鄂东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李先念(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树才(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副主任)

时,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万军队,将中原部队6万人包围在鄂东宣化店地区。中原局根据中央决定分三路突围。当时队伍里有2000多名地方干部,她提出“沿途化装,疏散不直接参加作战的干部,以减轻部队的压力”这一关键性措施,保存了一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

1949年6月,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1954年12月和1959年4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7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1965年1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77年12月14日因病于北京逝世。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陈少敏以省委妇女代表的身份,来到内黄县沙区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因为她从小没有缠过脚,群众都叫她“陈大脚”,妇女们管他叫“陈大姐”。

陈大姐来到内黄县沙区以后,经常在千口、马集、化村、井店等村庄活动。她除了和党的负责人王从吾、王卓如、张增敬等人联系工作外,和妇女党员张栋、王先荣、赵兰枝、王山兰混得很熟,就像一家人一样。她们一起到沙窝里拾枣、捋野菜,到硝河的芦苇丛里秘密开会,发动妇女们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九三五年初,千口村天主教堂把赵家祠堂的一口大钟抢去,挂在教堂门口,作为跪经做“弥撒”的警钟,天天敲钟行礼颂经。特别是“礼拜”,敲得更响,群众对这件事都很气愤。有一天,清丰县一个叫杨玉子的铁匠在千口村头生炉打铁。他听到钟声后,问这是干啥的?人们对他说,教堂敲钟做“礼拜”。杨玉子顺着话题说:清丰县有一个女教徒仗势欺人……。这话传到了天主教头头的耳朵里,他们就把杨玉子叫到教堂,痛打了一顿,并罚款请客两桌。这件事更加引起了千口村群众的不满。陈少敏借此时机,发动妇女党员张栋出面,组织了妇女“叩头会”,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仅千口村就有300多名妇女参加了这一组织。

农历正月十三,“叩头会”在妇女党员的带领下,像潮水一般涌进教堂大院。她们把天主教头头拉出来进行说理斗争,并把教堂抢走的大铁钟夺回来,重新挂在了赵家祠堂门口,群众在大街上鸣放鞭炮,庆贺斗争的胜利。

天主教头头挨了斗,随即向国民党濮阳县当局告状,诬蔑共产党组织农民暴动,为首的是女共产党“陈大脚”。当时,陈少敏因和王卓如、张增敬一起组织“穷人会”,进行抢秋、借粮和卡枪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天主教头头告状后,国民党濮阳县当局认为陈少敏确实是共产党,于是立即悬赏通缉陈少敏。

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陈少敏的安全担心。千口村一位六十多岁的赵妈妈拄着拐杖走到濮阳城,探听敌人的动静。回来后,她向陈少敏说:“你别管啦,花钱由俺拿,官司由俺打!”

陈少敏遭通缉以后,住在千口村张栋家后院的一座草屋里,一连十几天没有出门,由张栋家的雇工王六麻子天天给她送饭吃。一次,陈少敏在院子里活动,被西院地主赵绍福的老婆从楼上看见了,她便在大街上散布说:“张栋家窝藏着肉票。”张栋怕敌人发觉来搜查,就让六麻子撑着船,连夜渡过硝河,把陈少敏转移到了马集村王秀花的家里。

那时,民团天天出动捉拿她。为了躲避敌人,陈少敏常常踩着敌人的脚跟走,敌人进村她出村,敌人出村她进村。一天拂晓,她让王秀芝十几岁的儿子庆丰带路,由马集到化村去,走到三孔桥西边一座土窑附近,听村里出来的人说,民团到化村抓人。陈少敏心想,自己还没有到,怎么敌人就知道了呢?于是,她急忙躲进土窑里,让庆丰在窑外装着采野菜,监视敌人的行动。谁知到了太阳偏西,敌人还没有出村。她又让庆丰去村里察看,庆丰回来说敌人已经走光了,她才进了村。晚上,庆丰的奶奶煮了一锅野菜汤,陈少敏喝了一大碗,便去妇女党员赵兰枝家牛屋里睡觉。陈少敏告诉赵兰芝,她要到野庄去参加县委会,想借兰枝男人的衣服,女扮男装,还让兰枝扮成媳妇,像夫妻串亲戚一样,一同去野庄。兰枝听了,觉得又好笑又担心。

兰枝连夜和了一盆好面。第二天一早,她蒸了一锅白馍,用竹篮盛上,让陈少敏穿上男人的大褂,扎上一条大腰带,头扎羊肚手巾。化装停当,二人上路了。

到了野庄村南头,突然从村里出来两个背大枪的民团团丁。她躲藏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这时再躲避反而会引起团丁的怀疑。于是她们迎着团丁,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去。

两个团丁问:“干什么的?”

陈少敏是山东寿光县人,兰枝怕她说不好河南话,急忙回答说:“走娘家。”两个团丁根本没听兰枝说什么,四只眼睛一直盯着陈少敏胳膊弯挎着的馍篮子。一个团丁走到她面前,伸手扯下了盖馍篮的带穗手巾。这时,陈少敏显得非常镇静,她学着河南话说:“这馍是俺看小孩他舅的,兄弟饿了就吃吧!”说着,顺手拿出两个白馍递给了团丁。两个团丁又从篮子里抓了几个,大口大口地吃着扬长而去。陈少敏向兰枝使了个眼色,二人进村,拐进一个胡同,向共产党员郭法堂家走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县委负责人张增敬约定陈少敏到邵村张怀三家接头,陈少敏冒着雨来到邵村。次日天刚亮,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派人突然包围了邵村。张增敬被捕,陈少敏机警地躲到厕所里,翻墙跳到了张怀三的邻居家,因天不亮看不清楚,跳墙时正巧掉进邻居的水缸里,弄得浑身水淋淋的。陈少敏顾不得这些,顺墙根摸出村,钻进了庄稼地。

从此,陈少敏离开了沙区。沙区的妇女不知陈大姐的下落,常常为她担心。王从吾的姐姐王先荣放心不下,就打扮成一个讨饭的妇女,挎着篮子,拿着打狗棍,走村串户,四处打听陈大姐的消息。有时在地里看见一座新坟头,就进村询问谁家死了人,是男是女?王先荣在外边寻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陈大姐。后来陈大姐在清丰听到这个情况,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信,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

陈少敏这一名字,是参加革命后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这位女革命家原名孙进修,1902年出生于山东寿光县农家。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佃田地耕种,一面教小学。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 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二十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区工作中,陈少敏坐过监狱,也忍受过丧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鲁豫特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动员起成千农民起来斗争,还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击队反动政府惊恐之余,到处通缉“共党女匪首大脚老方”。

1937年,陈少敏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组织部长,在确山县“红色竹沟”主办教导大队,并兼任游击队政委。不久,她率部东进与李先念会合,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这位在边区人称“女将军”的副政委还带头赤脚下田。“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的歌谣一时传遍中原地区。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少敏任中原局副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部队被敌包围时,同志们劝她撤走,她却坚持留下。当蒋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之际,中原军区部队已奋勇冲出包围圈。在突围的千里征途上,陈少敏虽然患病,却拄着一根树棍坚持随队行军。

解放以后,陈少敏担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曾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党的八大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

与中国革命渊源颇深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母校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该校图书馆是史沫特莱众多关于中国革命历史档案记录的保存地,由她拍摄的许多中共领导人照片也是该馆的重要馆藏之一。其中有一张是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领导人李先念指挥新四军游击战时与战友的合影,照片中有一位女将军站在李先念身旁,此人英姿飒爽、朴实亲切。在红军的历史上,能够真正上马打仗和指挥战役的女将领并不多,那么照片中这位颇具传奇的女子又是谁呢?

她叫陈少敏,是抗战中叱咤鄂豫边区的新四军女将领,她也是建国后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唯一没有举手表决的党员。她被毛主席高度地赞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史沫特莱亲切地唤她作“陈大姐”。

史沫特莱的中国冒险之途是从上海启程的,她的足迹遍布延安、五台山、武汉等抗日前线,1940年初,史沫特莱辗转来到鄂豫边区,考察并了解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当时,曾写过家喻户晓的《渔光曲》《卖报歌》的女剧作家、歌词作家安娥作为史沫特莱的翻译,和她一起来到了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湖北京山县八字门。而那时接待风尘仆仆赶来采访的史沫特莱的人,正是中共鄂豫边区党委负责人陈少敏,她向史沫特莱介绍了新四军游击战争和边区妇女运动的有关情况。

1939年6月11日在京山县的养马畈村,陈少敏主持召开了在鄂豫抗日游击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养马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根据地的6条指示,讨论鄂南、鄂中党的抗日力量统一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在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的领导下,在日寇和敌伪的层层夹击中,经过半年多的筚路蓝缕、浴血中原,这支游击支队发展到近万人,1939年11月被统一整编为鄂豫挺进纵队。

与此同时,鄂豫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1940年3月8日,鄂豫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陈少敏负责这次大会的领导工作,并力邀史沫特莱参加。在3个月前,史沫特莱曾在安徽省立煌县(安徽战时省会)做过关于“世界妇女动态”的演讲,她认为,“中国得不到自由解放,则妇女就不能如男人一样的进步和发展”。史沫特莱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游击队妇女工作的领导者是一位被人们尊称为‘陈大姐’的人,她告诉我,她们马上要召开来自敌后11个地区的妇女会议,希望我去谈谈国际妇女运动和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成就。”在当时的鄂豫边区,广大妇女不仅缝衣织被、护理伤员,还成立了妇女救国会等宣传抗日的组织;不但动员家中的男子上前线,自己也积极报名参加新四军或游击队。对于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史沫特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肯定。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对陈少敏本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少敏被称为边区的女将军,当地甚至还有一种“女将军”牌的香烟,封面就是陈少敏骑马举枪的飒爽英姿;她上马能打仗杀敌,下马能光脚插秧,她朴实亲民的作风深受边区群众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陈大脚”;她的威名让敌人闻风丧胆,传说“共军”中有一位了不得的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路一阵风,手使双枪,左右开弓,是个极厉害的人物。

在征得陈少敏的同意后,由安娥担任翻译,史沫特莱开始了对这位新四军女将领的专访。为了打开话题,史沫特莱主动向陈少敏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这引起了陈少敏的共鸣。陈少敏本名孙肇修,在山东寿光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长大,在1924年加入邓恩铭组织的秘密工会,而后在青岛领导工人运动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她的丈夫被俘牺牲,唯一的女儿也患病夭折。随着交谈的展开,两位卓越的女性都在彼此身上发现了很多共同点:她们都出身贫寒,都在历经磨难后坚定了革命的信念。采访结束后,史沫特莱还兴趣盎然地请陈大姐教她唱前几天偶然听到的一支歌,那是陈少敏在延安时学会的一首陕北小调。她让安娥把歌词翻译成英文,并把曲调认真地记了下来。通过短短几十天的交往,陈大姐的热情、勇敢、坚毅都给史沫特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史沫特莱离开边区那天,陈少敏还亲自送她。几个月后,史沫特莱为新四军寄去了急需的医疗物资,还动员了一批教会医生前往边区工作。

史沫特莱撰写的《中国的战歌》和安娥著的《五月榴花照眼明》这两本书以大量事实报道了新四军抗日的真相,粉碎了国民党炮制的新四军“游而不击”“封建割据”的谎言。

皖南事变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她继续担任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坚定地进行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最终使鄂豫边区发展成为雄踞大江南北、横跨5省交界的大块抗日根据地。 [2]

陈少敏,这位被人誉为“杰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结束后的20年内,不断见诸报端。陈少敏之所以为舆论关注,并引起一些学者研究的浓厚兴趣,是因为在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投下了惟一的一张反对票。因为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预料的来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因为这一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竟然还受到了来自某一个高级领导同志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票,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人的赞许。陈少敏“惟一一票”的几十年的是非毁誉,留给后人的是历史的思考和启迪。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在全面夺权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于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全会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在此之前的7月21日,康生曾亲自写过一封绝密信给江青,送去了江青索要的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里,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达到总数的71-。中共“八大”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10人外,只有40人被允许参加十二中全会。为凑够法定人数(超过中央委员会的半数),以便能够通过决议,到了开幕的那天,才从被许可出席全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挑出10人,增补为中央委员。
  陈少敏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出席这次会议,同胡耀邦和候补中央委员李志民、范文澜等同志一样,是在被“打倒”的状态中临时解放出来的。
  陈少敏出席会议的通知发到全国总工会后,立即被当时把持“全总”权力的负责人扣下,说陈少敏是“黑帮分子”,不准出席中央的会议。最终还是在周总理干预之下,由中央办公厅派车把陈少敏接走的。
  会议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进行。全会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操纵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交付代表“讨论”。
  对于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这些诬陷,刚直不阿又深知刘少奇为人的陈少敏,当然不会买账。1966年8月初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在刘少奇被“炮打”,被陈伯达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代表”之后,陈少敏即在会议休息室,当着众人的面,以汇报工作为名,主动与刘少奇同志攀谈,以示同情和慰问。过后,有一次“全总”造反派逼着陈少敏去看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诬称陈少敏与李先念是刘少奇的黑干将,诬陷陈少敏、郑位三等组织1946年中原突围的同志是“叛徒集团”。陈少敏旁若无人地大声嘲弄说:“不懂历史,信口雌黄!”1968年春,陈少敏在三○一医院住院,王震、李贞看望她时,谈及“文化大革命”,她十分率直地说:“党内有些家伙总是要整人,刘少奇有什么问题要这样整?”
  此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陈少敏所在的小组会上,她又为刘少奇的问题遭受围攻。陈少敏怒火中烧,满怀愤懑,以沉默抗争。康生责问:“陈少敏,你为什么不表态,不说话?”陈少敏说:“身体不舒服。”康生勃然大怒:“不舒服就请假出去!”
  小组会情况几次登上《简报》。10月23日的《简报》中说:“陈(少敏)至今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态度,她今天在会上做了个很不像样子的所谓检查……一些人对她提出了严肃批评,说她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线……”24日的《简报》中又说:“小组同志对陈少敏今天的发言东扯西拉、对审查报告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两次提出批评,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堕落到惊人的地步,一个农村老太婆的政治觉悟都比她高得多。”
  全会就是这样在正直的共产党人无法表达自己真正意愿的情况下讨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所谓刘少奇“罪行”的报告的。全会的最后一天,即1968年10月31日,在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时,陈少敏不愿看到这耻辱的一刻,她紧闭双眼、不发一言,更不肯举起自己的手……于无声处听惊雷,陈少敏终于以这样的方式,投下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惟一的一张反对票。


  陈少敏,这位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入党,一生历经磨难,富有斗争经验的坚强女性,当然知道自己投下这“惟一一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陈少敏“惟一一票”招来的迫害接踵而至。1969年4月初“九大”召开,“九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是由各地革命委员会同造反派组织头头“协商”确定或上级指定,陈少敏当然得不到这样的“殊荣”;她这位“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八大”的中央委员,自然被排斥在“九大”中央委员之外。
  1969年10月,林彪借所谓“战备疏散”把大批老干部赶出北京。那时的陈少敏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且因脑溢血留下了半身不遂,只能靠轮椅行动。“全总”造反派强令她迁往河南省罗山,硬是差人把她抬上了火车。
  陈少敏被监管在这个名为“五七干校”的地方,不准坐轮椅外出,未经审阅不准同外边通信;同时,她远在陕北志丹县插队的养子被告知:与陈少敏通信,不得直书其名,而写“河南省罗山县全总五七干校转一号”。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陈少敏得以回北京治病。1972年夏天,曾任豫鄂挺进纵队二支队队长兼政委、时任空军学院院务部长的宁淮来看陈大姐。他们高兴地谈到林彪的“折戟沉沙”,又从林彪谈到刘少奇的案子。宁淮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是全会一致通过的,陈少敏气愤地说:“一致个屁!表决时我就没有举手。”这天,恰恰是个急风暴雨的天气,她趁势对宁淮说:“现在的政治气候和刚才这天气一样,说变就变。林彪死了,党内除了一大患,可是他们的同伙还大有人在……党内还会岁现狂风暴雨,你要有这个准备。什么时候都要坚持真理,不能犯软骨病。”
  陈少敏虽久卧病榻,却无时不在关心着党和祖国的命运。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陈少敏悲痛欲绝。在她最痛苦的日子里,李垠等老同志到医院看她,并说上海有人贴出大字报要张春桥当总理,陈少敏愤怒地用拳头敲打着床头柜说:“我不同意,我不赞成,我不投他的票。”还说:“张春桥和江青、康生是一伙的,他要当了总理,国家就完了。”
  形势的发展果然被陈少敏所言中,张春桥当总理的阴谋破产。几个月后,“四人帮”也垮台了。陈少敏的老部下刘毓兰得到这一消息的当晚,便去告诉陈少敏。陈少敏听了举起一只手喃喃自语:“好了,好了!有救了,有救了!”她无限欣慰地说:“我死而瞑目了。”


  1977年12月14日15时41分,陈少敏在北京医院溘然离世。
  陈卫平是陈少敏的养子并由她抚养成人;陈卫平的妻子徐杰从1973年起就为陈少敏料理生活。这一对青年人无疑对陈少敏晚年的情感思绪,较之别人有更多的了解。他们以亲属的名义,也关注着对陈少敏的评价。就在开追悼会的头天晚上,两位年轻人来到北京富强胡同胡耀邦同志的住所,他们问胡伯伯,为什么悼词中只谈了陈少敏同“四人帮”的斗争,却只字不提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因为他们最清楚,陈少敏为此是付出过惨痛代价的。
  那是她在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向“全总”的领导干部传达会议精神时,陈少敏难以抑制对刘少奇的同情和对林彪的不满,曾脱口而出地说:“现在谁都不要了,只要林彪了!”为此她遭到了“全总”造反派的多次围攻批斗,后又由康生批准,强行从北京医院拉到中山公园开批斗大会。陈少敏遭到百般凌辱,掘脑袋,掐脖子,扭胳膊,致使她的右肩关节脱臼。
  听了陈卫平等人的陈述,胡耀邦也觉得不无道理,沉吟片刻后率直地解释说:“你们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这份悼词已经中央批准,主席、副主席五位领导都批了。明天就要开追悼会,再报批也来不及了。是不是先按这份悼词宣读,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1977年12月21日,陈少敏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领导同志参加追悼会。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主持追悼会,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纯古致悼词。
  然而,宣布的悼词留下了历史的缺憾。那就是全国最大的冤案、仅被株连判刑的就达28000多人的刘少奇案,此时尚未平反,陈少敏虽已“盖棺”,她在刘少奇问题上的是与非尚不能“定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如果悼词对此或“语焉不详”,或“缄口不述”,均无不可。然而既可笑又可气的是,悼词中竟然出现了全然不顾事实、是非颠倒了的一段话,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反对栽赃陷害刘少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置生死于不顾,抵制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陈少敏,写成:“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自觉抵制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见197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这到底是对陈少敏的“褒奖”还是“诋毁”呢?此刻,九泉之下的陈少敏若有知,她一定是万万不答应的。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
  1980年4月,即刘少奇平反两个月、陈少敏辞世两年四个月后,全国总工会党组为陈少敏政治历史做出复查结论。结论说,1971年6月8日“全总”军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陈少敏“在中原工作期间执行过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犯有严重丧失政治立场的错误”,说陈少敏“在工会工作中积极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工运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均属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至此,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泼在陈少敏身上的污水已经涤去。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另一种不实之词,如陈少敏悼词中被糊里糊涂加进去的所谓“自觉抵制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云云,却一直保留着。直到1983年清明节,王光美在扫墓时在陈少敏骨灰盒外罩的生平简介中发现,回到家便给“全总”打电话,让他们去人做了技术处理。王光美还在电话里跟陈少敏的养子提及此事,并说:“你们应该经常去看看,不然骨灰盒上会落土的。”


  陈少敏“惟一一票”的披露始于胡耀邦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谈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高度评价了陈少敏在刘少奇问题上,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称她投下了“了不起的一票”;同时坦诚地对自己当时违心地举手表示自责。
  谁能想到在粉碎“四人帮”将近八年之后,陈少敏“惟一一票”一事竟又遇到了麻烦。
  1984年7月,以纪希晨为总编辑的《中国老年》杂志,在重要位置发表王子铎、马焰、李垠的文章:《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记陈少敏大姐》,并曾在该刊6月号上发表“要目预告”。
  发行数十万份的《中国老年》杂志7月号全部印装完成,即将发往全国时,负责组织并签发这篇文章的纪希晨正在山西忻县出席一个有关晋绥根据地党史的会议。这天突然接到家里打的长途电话,说杂志社有要事让他马上回京。纪希晨回到北京才知道是这篇文章出了问题,某位高层领导同志指示某部门责令杂志社将这篇文章撤掉,否则不准发行。杂志社只好紧急动员工作人员,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一文从杂志中撕掉。并找来《方便之门不能开》、《请君写好教子篇》、《万邹氏夸好怠》等几篇小稿,抢排单印,补上空下来的8页至12页。目录页上的黑体字标题是抠不下来的,只好在内文中加个《补正》说:“本期目录中《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记陈少敏大姐》一题应改为《方便之门不能开》……”这种不明不白的“说明”,这种未“开天窗”而实“开天窗”的做法,更招致了读者的猜测,来信来电弄得编辑部有口难言。
  是报道失实?否!若是报道失实,只要指出失实之所在,言之凿凿,无论作者、编者,是说不出二话的,何况意见来自上级机关和高层领导。
  是因为写了刘少奇?不会!刘少奇的冤案已在四年多前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平反。
  是否人为对陈少敏“惟一一票”的褒奖,便是对其他许多违心投票者的贬损,从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宁肯把陈少敏的“惟一一票”尘封在档案里?人们不愿妄加推测。若果真如此,那肯定是错误的。陈少敏不惧淫威投了“惟一一票”是伟大的;胡耀邦不无自责地将陈少敏“惟一一票”公之于世,丝毫不损其伟大;至于那些当时痛忍屈辱,韬晦俟奋,尔后得以兵不血刃,把“四人帮”收拾了个痛快的老帅们,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难以理解的干预中,不必对高级领导人加以隐晦。无足够材料,但大致可推断应是杨尚昆同志。或有误会,二人各失一节。于当时当景,谁能保证全无错呢?胡耀邦同志还承认了他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会上投了违心的一票呢。) [3]

陈少敏是我们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属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3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邓颖超蔡畅

2014年6月25日,陈少敏故居暨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孙家集街道范于村举行。各镇街区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全市新发展的119名党员参加了开馆仪式,现场进行了入党宣誓并参观了纪念馆. [4]

词语大全 8944.net

copyright ©right 2010-2021。
词语大全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犯请联系客服。zhit32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