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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洋扰

丙寅洋扰朝鲜语:)是指公元1866年(按干支纪年丙寅年法兰西帝国武装侵入朝鲜王朝的历史事件。这次战争的原因是朝鲜发生“丙寅邪狱”,杀死了9名法国天主教神父,引发了法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于是决定出兵“膺惩”朝鲜。战争主要在当年10月进行,法军虽然成功登陆朝鲜江华岛,但遭遇了朝鲜的顽强反抗后撤退。法国在撤退时掠夺了无数金银书籍而去,这些战利品的归还问题长期是韩法外交的一个争论点。

19世纪以来,法国工业革命的刺激下,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扩张活动,企图在全球争夺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以后,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欲望更加强烈。他们先后入侵中国,并胁迫日本缔结不平等条约,对远东地区的渗透逐渐深入,以“隐士王国”闻名的朝鲜也就逐渐浮现在法国人眼前。

事实上,法国对神秘的朝鲜已经垂涎很久了。早在1787年,就有由两艘军舰组成的法国远东探险队闯入朝鲜济州岛郁陵岛,对朝鲜南部沿海的航道进行测量。1835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潜入朝鲜传教;1839年,朝鲜发生“己亥邪狱”,法国军舰于8年后以此事件中法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准备武装侵略朝鲜,但由于触礁而作罢。1851年,法国商船出没济州岛一带;1856年,数百名法国士兵甚至公然在朝鲜长古岛登陆,烧杀抢掠,并窜到黄海道丰川沿岸。 [1] 因此,1856年美国驻华公使伯驾便在对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书中就有“英占舟山,法占朝鲜,美占台湾”的瓜分计划。1866年的丙寅洋扰,不过是法国长期觊觎朝鲜的集中体现罢了。

此时的朝鲜王朝,正处于兴宣大院君李应的统治之下。兴宣大院君是当时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的生父,代理国王摄政。大院君从1864年执政以后,对内强化中央集权国防建设,使国力有所增长,对外则奉行长期以来执行的闭关锁国路线。同时,他还重申天主教为“邪教”,大力镇压天主教徒,于1866年初掀起“丙寅邪狱”,杀死了8000多名朝鲜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张敬一(Bishop Siméon-François Berneux)等9名法国传教士。当时在朝鲜传教的法国神父共有12名,李福明(Félix-Clair Ridel)等3人冲出了大院君的天罗地网,秘密逃回了中国。他们向法国驻华公使报告了朝鲜迫害天主教、杀死法国人的实情,并请求本国政府予以保护。朝鲜镇压天主教徒给法国人以极好的借口,于是法国决定以此为契机大举侵入朝鲜,打开朝鲜的国门

1866年7月13日,在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指令之后,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Henri de Bellonet)和亚洲舰队司令罗兹(Pierre-Gustave Roze)决定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严重抗议(当时清朝是朝鲜宗主国),声言:“……本年三月间,高丽国王突发一令,将该处法国主教二人及传教士九人并本地传教士七人、其习教只男女老幼无数近行杀害。如此残暴,自取灭亡。因其系属中国纳贡之邦,是以本国命将兴师,以讨有罪。……所有本国各路兵船,不日即可齐集朝鲜,暂取其国,后来再立何者为王,以守此土,仍听本国谕命施行。” [2]

大院君清朝政府的咨报中得悉法国即将武装入侵朝鲜的消息后,不慌不忙,一面驰檄各地官厅加强警备,一面加紧镇压天主教徒,以肃清内应。法国方面则透过丙寅邪狱中的漏网之鱼李福明等人大肆宣传朝鲜的野蛮血腥,以争取舆论支持,同时于1866年9月1日起,由罗兹率3艘军舰侦察朝鲜沿海情形。在法国传教士李福明和3名朝鲜教徒的带引下,他们仔仔细细地侦察了朝鲜西海岸,并从阳川汉江而上,经杨花津深入到西江,在这里他们甚至能望到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部分城墙和街市,而且透过侦察他们还得悉了平壤击沉了一艘美国船的消息(舍门将军号事件)。10月1日,罗兹在侦察结束后绘制了3张海图,接着率领3艘军舰从朝鲜撤退,回到中国芝罘(今烟台)。

罗兹来朝鲜以后,一方面在朝鲜造成了所谓“洋警”的恐慌,大批汉城官民纷纷逃难,一些人主张讲和。另一方面,大院君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击退洋人,并命令御营中军李容熙率标下军与训局步兵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抵抗外国侵略。朝鲜人民也出现了反侵略的热潮,人们被广泛动员,纷纷组织团练以抵御入侵之敌。

法国亚洲舰队司令官罗兹根据现场的勘测,决定将汉城列入征服范围内,但不直接攻取汉城,而是计划占领江华岛,封锁汉江口,以阻断汉城和全罗道粮食产地的联系(朝鲜王朝时期全罗道平安道等地的粮食和租税经海上的“漕运”送往汉城),以迫使朝鲜屈服。他预计要动员15002000人的兵力即可征服朝鲜。 [3] 1866年10月11日,罗兹以巡洋舰盖里埃勒”号(Guerrière)为旗舰,率7艘军舰,600名法军从中国芝罘初发,越过黄海进攻朝鲜。此时,驻扎在日本横滨法国海军一个支队也加入远征,法国的总兵力达到1500人。

1866年10月14日(农历丙寅年九月六日),罗兹开始实行汉江口的封锁作战,“丙寅洋扰”全面爆发。法军在甲串津登陆江华岛,朝鲜军队先被击败,通津府使李公濂逃走。16日,法军攻占江华府,在当地大肆烧杀抢掠。江华留守李寅夔不战而逃,居住在江华府城中的前判书李是远仰药自尽。罗兹宣称“尔杀我九人,故要杀尔九千人”。 [4] 法国还要求朝鲜对遇害法国传教士进行赔偿、惩办带头镇压天主教的官员以及派出全权代表与法国谈判并缔结通商条约。但朝鲜人民并没有屈服,人民群起加入义勇队,到前线抗击法军,大院君也命令训练大将李景夏加强汉江下游到西海岸的防御工事,并用木筏堵住汉江江面,防止法国军舰溯江而上。10月26日,哨官韩圣根在文殊山城击退法军,获得了首次胜利;11月7日,160名法军在奥利弗的率领下行进至鼎足山城,谁知遭到了千总梁宪洙的埋伏而大败,死伤32人。

经过两次战斗,法国侵略者的锐气被挫伤了,罗兹意识到封锁汉江口不但不会使朝鲜政府屈服,更会增强朝鲜人民的斗志,而且大批朝鲜军队也会前来援救,加上天气转寒,将会使法军处于更加险恶的境地。1866年11月10日,也就是法军入侵朝鲜1个月后,罗兹决定从朝鲜撤退,临走前将江华岛抢掠一空。江华府是朝鲜王朝陪都之一,法军在当地放火烧毁了长宁殿和无数官衙民房,并将府库中的金银财宝尽数抢走(总计50万法郎),又从外奎章阁掠夺了包括《朝鲜王朝实录》、《朝鲜王室仪轨》在内的大量珍贵书籍(即外奎章阁图书),给朝鲜造成重大损失。这些书籍很长时间都没有从法国归还(2011年法国以永久出借的形式归还韩国)。总之,丙寅洋扰最终以法国失败、朝鲜获胜告终。

兴宣大院君利用这次“洋扰”的击退而获得了空前的威望,从而使其政权更加巩固。他曾在丙寅洋扰期间书写下“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这十二个大字,表明他坚持锁国的决心(后来被刻为“斥和碑”),并在宗庙发誓道:“人死国亡,古今天地之常经也。洋夷侵犯,列国亦自有之,于今几百年,此贼不敢得意矣。……我有三件划定于心者,谅此血誓,随我蹑后焉:一、不耐其苦,若和亲则是卖国也;一、不耐其毒,若许交易则是亡国也;一、贼迫京城,若有去则是危国也。” [5] (去豳,是指中国古代周族首领古公父周太王)为了避免戎狄的侵扰,从迁徙到岐山的典故,此处借指迁都)同时朝鲜国内掀起斥和攘夷的高潮,丙寅洋扰后大院君下令在德津要塞树立起刻有“海门防守,他国船慎勿过” [6] 字样的石碑,各地尤其是汉江江华岛一带大力加紧军备建设,人民异常亢奋,与之相应的,则是对天主教徒更大规模的迫害(天主教徒被看作是洋人侵犯的内应)。但是越南如清使阮思在听说此事后,冷眼看待朝鲜的此次胜利,认为:“大抵洋人之于朝鲜是初来,彼相几未可大得志,故暂退耳。我国未与洋约和之前,他亦屡来屡退,其情盖亦类此,所谓他反畏缩,不无张大其辞。忸小安而忽远图,他日之患,正未可逆睹也。” [7] 果然朝鲜又在1871年遭遇美国入侵的“辛未洋扰”,直到1875年日本入侵的“云扬号事件”后被打开了国门。

法国也意识到了朝鲜人的顽强,以至于在后来美国邀约法国一起出兵侵略朝鲜时,法国没有同意,再加上法国后来发生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等一系列事件,再也无暇东顾。1886年,朝鲜和法国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两国终于建交。在这个条约中,朝鲜承认了天主教的合法性,法国也最终获得了在朝鲜自由传教的权利。

这次反侵略战争以朝鲜胜利告终,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奋勇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书写下朝鲜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但它并没能使朝鲜有所觉醒,从此跟上世界潮流,对内实行近代化改革,对外主动开放,反而使大院君更加坚定了实行锁国政策的决心,进一步紧闭国门,使朝鲜更加落后于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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