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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古国名)

高句(gōu)丽(lí)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 与百济新罗合称朝鲜三国时代。其人民主要是貊和扶馀人,后又吸收些人,古朝鲜遗民及三韩人。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南韩、北韩国,都声称高句丽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

高句丽,史书中记作“高句骊”,简称“句丽”或“句骊”,是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国,故称高句丽。

(公元前37年-公元52年)

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一些学者认为高句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成立。“高句丽”作为一个公元前113年的地理名词就出现在《汉书》中。

公元前37年,北扶余之高句丽人朱蒙始建国。

大多数的史籍认为高句丽建于公元前37年或公元前1世纪中期。据推测,高句丽人在其成立的初期可能是由貊人和部分迁移到这一地区的扶余人组成的。“人”这一词语最初并非指一个确定的民族实体,而仅仅是中原古代史家对出现在东北这一特定地区的一些古代部族的泛指。在高句丽建立之初,与扶余长期处于军事对抗中。扶余与中原王朝关系十分友好,为了扼制处于成长期而十分具有侵略性的高句丽政权,中原与扶余在军事上常常协同打击高句丽,相关记录在《三国志》、《汉书》中时有出现。

(公元53 -243年)

前三国时代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从早期的几个貉部落国家很快扩张到汉江流域。公元53年,高句丽太祖王,将高句丽分散的5个部落设为5个省,实行集权化统制。56年,太祖王吞并东沃沮。后又吞并东一部分领土。随后,高句丽又对乐浪郡,玄菟郡和辽东发动攻势。完全摆脱汉朝的控制。高句丽的扩张与集权化,导致了与汉朝的直接武力冲突。汉朝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

(公元244年--公元299年)

汉朝灭亡后,辽东郡被好战的地方土豪控制。 高句丽主动与刚刚成立的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公元300年--公元390年)

曹魏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70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

公元311年,高句丽趁中原混乱的机会,于“秋八月袭取辽东西安平”,截断了朝鲜半岛通往辽东的水陆通道,然后于313年“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又于314年“秋九月南侵带方郡”,取得了对朝鲜半岛北方的统治。 及至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王谈德(公元392至412年在位)执政之时,向外扩张的势头越来越猛,除了南征百济、北讨契丹、夫馀外,约在广开土王十三年(公元404年)全部占领了玄菟、乐浪,使辽水以东的大片土地纳入高句丽的版图,高句丽国的领域空前扩大了。

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342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 371年,百济近肖古王率军进攻高句丽的平壤城,高句丽故国原王出兵交战,被流矢射中,当月二十三日去世。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新的法律出台。372年立从中原引入的佛教为国教,并依照中原制度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 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公元391年531年)

公元404年,其十九世朝广开土镜,平安好太王卒掠有辽东之地。

5世纪末时朝鲜三国时代的版图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64个城池,1400个村庄。 后来好太王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部落;在军事上对百济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并在新罗与百济,的战争中迫使新罗屈服。

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5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公元531年-551年)

高句丽在6世纪达到鼎盛后,开始逐渐地衰落。高句丽安藏王被刺杀后,其兄安原王继位。在安原王时期,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两政治集团对王位继承进行争斗。最后年仅8岁的阳原王登基。不过对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反对派的幕僚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上的控制。内忧外患,6世纪50年代,高句丽北部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高句丽内部的幕僚争夺依然继续。551年,百济和新罗为摆脱被高句丽奴役的地位而开始联合攻打高句丽。
  

公元551年,百济和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丢失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精疲力尽。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处死。

597年,平阳王居然联合先发制人攻辽西军事驻地,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 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临渝关(即今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缺乏食物,又遭遇疫病。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今山东掖县)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九月二十一日,水陆两路被迫退还。隋军十分之八到十分之九的人死亡了。 隋军撤退。婴阳王高元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

高句丽王高元不遵礼,隋炀帝决定征讨高句丽。 隋炀帝下诏集结天下的军队,无论南北远近,都要汇合于涿郡。除了军队以外,另外长期来往在路上的有数十万人,挤满了道路,昼夜不停,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在一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为了征高句丽,过度残暴的征敛百姓,导致百姓困穷,百姓的物资与民力都衰竭了,当顺民就会遭遇承受不了的冻馁,很快就会面临死亡,剽掠反而能活的久一点,于是百姓开始聚集起来反抗。 王薄、豆子颃、窦建德等等百姓农民起义,从此开始,百姓农民起义蜂起,不可胜数,攻陷城邑。隋炀帝命令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抓获就斩杀,但是仍然有更多的百姓农民起义出现,仍然禁止不了百姓农民起义。

大业八年正月,应征的隋朝士兵全部集中于涿郡,有军人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此外为其运输物资的民夫是军人数量的两倍。 大业八年的三月底,隋朝大军抵达了辽河。因为隋军造的桥距离岸边还差数米,所以隋军赴水与对岸的高句丽军交战,结果隋军死亡甚众,隋朝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之后隋军加长了桥梁,终于渡过辽河,在东岸击败高句丽军。 最开始隋炀帝在辽水会师的时候,隋炀帝为了防止将领轻兵掩袭孤军独斗去争取功劳名声以邀勋赏,所以命令他们分为三道,但凡有攻击军事行动,必须要三道之间相互通报,不许轻军独进,而且军事进止都要先奏闻隋炀帝,等回复命令。 隋炀帝命令诸将,如果高句丽要投降,就应该安抚接纳,不要再纵兵进攻。辽东城将要被攻陷的时候,城中的高句丽军队就声称请降,隋朝诸将奉隋炀帝的旨而不敢继续进攻,而是先上奏隋炀帝,等回复命令到达,城里的高句丽军已经准备好了防御,再次开始抵抗。这样的情况重复了好多次,隋炀帝仍然不醒悟。隋军仍然没有攻下辽东城。即使之后炀帝亲自到前线指挥,但士气已经衰落的隋军在辽东守军的顽抗下又僵持了一个月也没能拿下这个城池。高句丽的其他城市也坚守,隋军没有攻下。

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进入水(大同江),然后率领精兵四万登陆攻打平壤,结果高句丽打的来护儿大败,隋军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 宇文述等人率领隋军30万5千人,被高句丽打的惨败,隋朝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宇文述等九支军队渡过辽河时,有30万5千军人,等到返回辽东城时,只有2700人,物资储备兵器军械巨以万计,也丢失殆尽。 隋炀帝第一次攻高句丽之战遂以惨败而告终。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再次御驾亲征高句丽。正月,炀帝下诏征集天下兵集于涿郡,还开始召募百姓为骁果。 杨玄感因为杨广的猜忌而决定造反。 在隋炀帝第二次亲征高句丽时,杨玄感造反。隋炀帝密召诸将,密令撤军。隋军留下的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案堵不动,皆弃之而去。隋军众心汹惧,混乱的失去了部署划分,诸道分散。高句丽出动数千士兵追击,因为隋军太多,所以不敢太靠近。隋朝后军仍然有数万人,高句丽跟随抄击,最后的羸弱数千人被高句丽杀掠。 杨玄感的叛乱被迅速平定。

隋炀帝第三次亲征高句丽: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隋炀帝下诏再次征发天下兵,攻打高句丽。[35]三月,隋炀帝到达涿郡,隋军士卒在路上逃亡相继。隋炀帝到临渝宫,祭黄帝,斩杀叛军者以衅鼓,仍然无法阻止人们逃亡。 秋,七月,隋炀帝车驾到达怀远镇。这是隋朝国内已经大乱,所征之兵多数未能按期到达,高句丽也困弊,隋朝来护儿趁机要向平壤进军,高句丽王高元害怕,于是遣使请降,囚禁并送回斛斯政。隋炀帝非常高兴,遣使召来护儿率军返回。高句丽的请降,并非真正归附,只不过是诈退隋军的一种缓兵之计。而“自负才学”的杨广,对此却未能识破,竟下令班师还朝。 来护儿认为此时正是攻破高句丽的好机会,想继续进攻,不肯奉诏,但是诸将听从隋炀帝的命令,都请返回,来护儿才奉诏退军返回。

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战争,连年征战使数百万人丧生,过度残暴的征敛与统治引起国内人民对隋炀帝的强烈不满。隋炀帝第一次攻高句丽时,就开始爆发隋末农民起义。至隋炀帝第三次征高句丽,各地大量农民起义使隋朝统治崩溃、名存实亡。

十月,丁卯,隋炀帝到达东都,己丑,到达西京。征高句丽王高元入朝,高元却没有来。隋炀帝下令将帅严装,准备再次征讨高句丽,最后没有成行。

在隋炀帝第三次征讨时,高句丽王表面上表示臣服,但是却不按隋炀帝的命令入朝,还俘获大批隋人不放还,后世中原人到高句丽,隋人“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

隋炀帝征高句丽,结果高句丽还在,隋朝却大乱灭亡,北周留下的丰厚遗产被败坏殆尽,隋炀帝造成的大乱严重削弱了华夏,导致人口锐减到200余万户 ,还留下严重分裂内战,连吐谷浑都返回故地还攻打隋朝河右,隋朝郡县却防御不了 ,而东突厥崛起达到“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极盛程度,突厥可汗将隋朝中原的部分地区纳入势力范围,突厥可汗还想效法拓跋道武帝取得中原, 华夏面临被突厥灭亡的危险。隋炀帝征高句丽,结果华夏被大乱严重削弱,对华夏的破坏远大于对高句丽的破坏,对后世征高句丽反而有不利影响。

唐初贞观年间,唐朝攻灭东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西域诸 国,打败薛延陀汗国,四夷威服。贞观十七年(六百四十三年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丽。次年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下令班师。唐太宗是从容班师。班师时唐太宗还耀兵于安市城下,安市城的人皆屏迹不出,安市城主登城拜辞,唐太宗赞赏安市城主的坚守与忠诚,赐给安市城主缣百匹。之后的返回路上,唐太宗听说太子来了,为了尽快见到太子,唐太宗还骑马奔驰,这种情况下骑马奔驰,由此可见,在征高句丽以及班师过程中,唐太宗显然没有受伤。 唐太宗因为没有攻灭高句丽而认为没有成功,而后悔,但是唐军的战果远大于损失。此次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攻占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到中国,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消灭大量高句丽军队,斩获高句丽首级达到四万余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唐军士兵死了接近两千人,马匹死了八千匹。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军取得多次大胜,单是其中消灭高句丽的高延寿高惠真15万军队的那次,唐军还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其他装备。)

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采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命牛进达、李、李海岸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李率军渡过辽水,途经南苏等数座城,高句丽兵多背靠城墙拼战,李将他们打败,并焚烧其外城后回师。 牛进达、李海岸率军进入高句丽境内,经历一百多次战斗,战无不胜,又攻克石城。进军到积利城下,高丽兵一万多人出城迎战,李海岸将其击败,斩首二千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 十二月,高句丽王让他的儿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古神感率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遇到高句丽军步骑5000,唐军在易山击破了他们。当晚,1万多高句丽军袭击古神感的船,再次被古神感击败。 薛万彻率唐军渡过鸭渌,到达泊灼城,高句丽人害怕,放弃邑居而逃跑,大酋所夫孙抵抗,薛万彻击斩所夫孙,又击破3万高句丽援军。 百济与新罗也参与进了唐与高句丽的战争,百济攻破的新罗13座城。 永徽五年(654年),安固率领高句丽军与兵攻打契丹,唐朝松漠都督李窟哥在新城把他们打的大败。 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军击高句丽。夏,五月,程名振等人渡过辽水,高句丽见程名振等人的军队少,就开门渡过贵端水来迎战,程名振等人奋力攻击,大破高句丽军,杀获千馀人,焚烧了敌人的外城以及村落而返回; 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用契丹兵迎击,击败高句丽军,斩首二千五百级; 显庆四年(659年)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击破高句丽将领温沙门。 显庆五年(660年)公元660年,百济恃高句丽的援助,多次侵略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于唐朝。唐朝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军队伐百济。以新罗王春秋为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之众。 苏定方率唐军从成山渡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抵抗唐军。苏定方率唐军击破百济军,百济死数千人,其余都溃逃了。苏定方指挥唐军水陆齐进,直接向百济的都城进军。百济动用全国兵力来交战。唐军大破百济军,攻灭百济,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次子以及各城都投降于唐军。百济本来有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唐朝在百济设置熊津等五都督府。 唐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契何力于鸭绿水大败盖苏文之子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于662年二月命唐军自高句丽班师。

公元666年,在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造成高句丽内乱。唐高宗见状派契毖何力、庞同善等击高句丽,援救泉男生。不久,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李绩攻取高丽军事重镇新城(注: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师;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注: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出降。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高句丽疆域:西部达辽河流域,今辽阳-铁岭一线;北部到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已跨过大同江,直抵汉江北岸。

北朝之末,高句丽国东至新罗,西北渡辽水至营州,南至百济,北至。

高句丽在设置郡县的地方置太守,作为郡一级地方或城邑的行政长官,置宰于小的城邑。无论太守还是宰,抑或是五部褥萨,他们都既是地方长官又是军事指挥官。

史载高句丽人,“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注:《后汉书》卷85《东夷传高句骊》。)。这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亦有描绘,比如洞沟12号壁画墓的斩俘图和三室墓第一室北壁的攻城图等。攻城图整个画面为某个城的一角,城门紧闭,城外有二将乘骑手持长矛,正在酣战,人马均着甲胄。在二将上方有二士卒滚抱厮打,画面简洁,主题突出,是描绘一幕城池的守御战,可能是为了表现墓主生前参与守卫某城有功的战绩场面。

高句丽军队最初是由五部的高句丽人组成的,随着国土的扩张,征服其他地区和民族,高句丽国家的军队中也出现了其他民族的成份如鲜卑、马韩、秽貊、、扶余、汉人士兵。高句丽后期,军队主要由高句丽人、人、扶余人、汉人组成。高句丽军队由步兵、骑兵和水军构成。高句丽古墓壁画中,高句丽骑兵、步兵的形象是很多的。

高句丽军事装备亦相当精良。《北史·高丽传》载,“兵器与中国略同”。根据高句丽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对高句丽壁画中所反映出来的高句丽兵器进行研究,高句丽攻击型兵器可分为铜铁两大类,长兵器、短兵器、抛射兵器、防卫兵器等四种。其中铁制兵器占绝大多数,铜兵器只占极少的部分。铜类长兵器有铜矛;短兵器有青铜短剑、青铜剑镖、青铜钺形斧;抛射兵器有鎏金铜镞、铁铤铜镞。铁类长兵器有铁矛、铁长刀、铁陌刀;短兵器有铁刀和环手刀、三棱形铁刺、三钩器;抛射兵器有铁制鸣镝和铁镞,其中鸣镝飞行中翼孔鸣响,无杀伤力,作为警报发信号使用。高句丽的防卫型武器有铠甲、头盔等。其中铠甲分两种,一种为将士身上所穿铠甲,另一种为战马身上所披挂的马铠。《三国史记》把将士和战马身上都披挂铠甲的骑兵称为“铁骑。此外,还有为便于士兵登山而特制的铁钉履和军官冬季防滑穿用的鎏金铜钉鞋。

唐朝时期,高句丽军队的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三国史记》等文献中一些关于高句丽军队数量的零散记录,有学者推测在唐初时高句丽国内常备军队已经达到60万左右。

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后,充分利用鸭绿江、浑江流域山川河谷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初步形成了农业、渔猎经济并重,手工业进步的社会经济结构。

两汉时代,高句丽对于农业生产各个季节所使用的铁制农具几乎都已具备,这对高句丽农业的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到山上王时期,铁器的应用已超出了农业范围,在其他方面也广泛地使用了铁器,如铁制的生活用具、兵器、手工业生产工具等,都广泛应用。标志着高句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三世纪时,高句丽除了偏僻地区外,已普遍使用了牛耕。在四世纪以后,牛车又广被应用。这对农业生产来讲是很大的推动,加快了农耕和运输,使社会生产力又有了很大的提高。进入5世纪前后,高句丽占据乐浪、带方、辽东诸郡,为高句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高句丽中期的农业大发展,为后期的高句丽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高句丽社会随着农业经济的进展、兴盛,手工业生产技术也不断兴旺发达起来,有发达的制陶业、冶铁业、炼铜业、鎏金、金银器制造业、糅漆业、纺织手工业、造船业等等众多产业。

高句丽的社会经济,尽管是以农业为主体,但是也从事一定的渔业和牧业。高句丽多大山深谷,草木茂盛,有着天然的最好牧区。可以牧马、养猪、放牛、放羊。高句丽人还在春、秋两季猎取野生动物。

高句丽所崇拜的神灵,除了本民族所固有的以外,大多数取源于中原的神话传说,如四神、伏羲女娲、神农氏、驾鹤仙人王子乔以及对日月神的描绘。

高句丽灭亡之后衰亡,作为一种语言已不存在。有美国学者通过对《三国史记》中地理志部分的地名词语分析,认为高句丽语与日语有着相近的渊源。而也有韩国学者根据中国资料的记载得出,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百济(统治阶层)的言语属于同系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形成了扶余语系。但这只是一种假设。有韩国人无视记载高句丽语特征的历史资料严重不足的事实,声称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但这是没有充足的依据的看法。因为高句丽与新罗有着各自的形成史,他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在今天看来虽不远,但在古代其距离足以形成极为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而高句丽与新罗文化中的近似部分相当程度是由于他们都从中原文化中学习甚多所造成的。 有中国学者则认为由于高句丽是一个集中了众多东北地区民族的边疆古国,所以高句丽人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语言,比如生活在高句丽统治下的人所说的语言相比较于高句丽语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高句丽在其鼎盛时期的七世纪初叶也曾统治过部分契丹人、奚人。根据古代史书记载,其境内更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人。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可以推断至少高句丽的上层与文化人士可以听懂汉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并不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义。历史事实是:即便是同一语源、同一种族的人们,经过历史的发展,也往往会形成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同以古拉丁语为语源的古代欧洲人形成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而同为日耳曼人,就曾演化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所以,且不说高句丽的语言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弄清楚的学术悬案。即使是在同语言、同种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也都不是定义古代民族与今天特定民族专属继承关系的标准。高句丽在古代属于中华文明,所以中国对高句丽的历史继承是合理、合法的。而今天的朝鲜民族继承了一部分高句丽的土地与文物,也理所当然的对其有继承权。只是这种历史所有权是两国所共同拥有的。

高句丽三足乌及壁画。高句丽人崇拜起源于中原的神物三足乌。把其当做最高权利的象征,要高于朝鲜龙和朝鲜凤。这与中原人有所不同。高句丽人对三足乌的这种崇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有体现。高句丽古墓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的四神崇拜、伏羲与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均体现了中原对高句丽文化的全面影响。同时高句丽的射猎、战争壁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所具有的尚武好战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图画在构图等方面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并无重大区别。高句丽壁画是反映高句丽在文化上属于中华文明体系的铁证。

高句丽人民以农业、渔猎为生,但农作物产量不多,使人民习惯节食。每年10月举行秋收祭典“东盟”,祭祀国祖神、隧穴神,其间人民饮酒歌舞庆祝。高句丽社会崇尚厚葬,以石为棺,加以金银等贵重陪葬物,外层多次封坟,砌成石冢。婚俗方面,高句丽行一夫一妻制,并允许男女以己意自由婚配,即所谓“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成婚后男方入住由女家准备的“婿屋”,待儿女长大,男方才可携妻儿返回男家。另外,社会对弟娶寡嫂、寡妇再嫁等事是容许的。炎帝曾三次出现在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五号墓四号和五号壁画上,证明了高句丽也是炎黄后代。

朝韩观点: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注:战争中军队与平民是不同的。新罗灭高句丽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平民大多是留在朝鲜半岛的。)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

中国观点: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地区。唐玄宗将平壤与大同江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

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其主体部分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新罗的疆域仍然在大同江及平壤以南。 新罗仍然臣服于唐朝。

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高句丽民族,在衣食住行等习俗上,有着自己民族特点的显明特征。大家都知道,高句丽民族多在“大山深谷,随山谷以为居”(注:《三国志魏书》卷30。)。可是每逢公会,人们都以锦绣艳服的着装,佩戴自己心爱的金、银首饰来打扮自己。说明高句丽民族在衣着穿戴上,还是很讲究的,是有着很高的审美观点的民族。在服饰上,可谓贵贱有别,男女着装有异。

据《新唐书》卷220《高丽传》记载:“王服五采,以白罗制冠,革带皆金扣。大臣青罗冠,次绛罗,珥两鸟羽,金银杂扣,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帼。”国王朝服衣冠,在两汉时代,是派人到玄菟郡去领取,是汉朝皇帝赐予的。后因高句丽有所骄恣,不派人到玄菟郡去领,而在玄菟郡的东界、即高句丽与玄菟郡交界的地方筑小城,朝服衣帻置于其中,岁时来取。高句丽把此城称为帻沟,即名城的意思(注:《三国志魏书》卷30。)。下属官员和贵者,以青罗为冠,次者以绯罗为冠。青、绯罗冠,即无后的帻。仕人头戴折风,形如弁,上插二鸟羽,一般都是白韦带,黄革履,以金银杂饰。庶人则衣褐色襦、裤。襦衫作筒袖,裤口肥大。贵妇人一般着合衽长裙襦,裙袖皆为缘,头顶巾帼。这些有关服饰之记载,在高句丽壁画的男女人物上充分得到了反映。国王的服饰,虽然目前尚未见到,但下属官员和贵者的服装在壁画上都有描绘。比如在集安五盔坟4号壁画墓网纹衬地内所画的供养人物图像即是。所画的供养人物大多是头戴青、绯罗冠,所穿的袍服颜色有异。有的是白色内衣,绿色长袍,白带束腰;有的是穿绿色领缘红袍服,腰系红带;有的是着黄色领缘茶色袍服,腰系白带。所有供养人均为足蹬黑履,脚踏莲台,冠为青、绯罗冠,即无后的帻,可清楚地看到发是高髻,只是袍服和束腰之带,色彩有异(注:见拙著:《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仕人所戴的折风帽,在壁画上是屡见不鲜的。折风带有黑色的台带和白色的装饰物两边带绳,戴上之后,台带将额上部遮住,饰物将竖髻隔开,为了防止冠物脱落,带子则系颚下。折风帽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简便的冠帽,一般在折风上横插两根鸟羽,美观大方。高句丽人所穿的鞋履,从壁画上看到的即是鞋和短靴,一般均为履较长,前底稍向上翘,鞋尖向上反翘,即所谓的“长高鼻靴”。高句丽妇女的服饰,在壁画上所见到的一般都是着合衽长裙襦,裙襦皆为边,乃是女人服饰的显明特点。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记载:“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壁画中所见到的妇女冠物,一般都是巾帼,即和文献记载“妇人首加巾帼”完全相符。其它形状的冠物,目前还很少见到。《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又云:“食用笾豆、簋、俎、洗,颇有箕子之遗风”。我们从集安地区舞踊墓、角墓主室所绘的家中宴饮图上都得到了证实。

“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注:《新唐书》卷109《杨再思传》。)这里明确告诉我们,高句丽民族的劳苦民众,乃是以茅草修屋,而神庙、王宫官府等建筑,是十分考究的,表明了“宫屋不壮丽,无以示威重”。简陋的民众建筑,壁画上虽然没有反映,但贵族的邸宅建筑,充分地得到了描绘。不难看出“坐食者万余口”(注:《三国志魏书》卷30。)的贵族阶级所居住的邸宅样式。从壁画上所见到的邸宅建筑,一般来说,屋顶结构多为单檐四坡水式,出檐深远,檐角反翘向上,样式大方而美观。屋脊两端配以造型遒劲的鸱尾,有的用宝珠式火焰形吻。作宝珠式火焰形吻的,一般安置3个,除两端有鸱吻外,在正脊中间还安置1个,类似宝顶。在垂脊或斜脊上安装饰物,反翘向上,每排4个,形如浪花,甚为美丽。屋顶铺瓦,有红、青、黄三色,是属于木结构的屋架上铺瓦垄单檐四坡水或两坡水式的建筑,样式考究而又奢丽。在壁画中见到的贵族邸宅建筑的屋顶,一般均作朱柱红枋,在柱上作斗拱,多为一斗三升。有的在朱柱上出现皿板栌斗,上承桃梁枋,有的柱上的皿板左右又出现华拱,在华拱上面又作雀替式散斗,承荷梁架,在梁架上面有的又作驼峰,上承荷叶墩等等。壁画中见到的贵族邸宅建筑,板门一般漆作红色,并有铺首。在所绘的屋宇中,皆有幔帐悬挂,在墙壁上有的又绘有织锦壁衣的图案,显得屋内十分富丽堂皇。

据《北史》记载:高句丽人“俗洁净自喜,尚容止,以趋走为敬。拜则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这些有关高句丽人的行走坐卧的姿式习俗,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都得到了十分形象的真实图释。

仅在高句丽早、中期都城所在地中国吉林集安地区就有高句丽古墓数以万计,这乃是厚葬习俗的结果。因为有厚葬的埋葬制度,才有这样庞大数字的古墓。据说在集安地区五盔坟4号、5号壁画墓以及四神墓,在第一重抹角叠涩石侧正中所绘饕餮面和躬身回首之龙,都张嘴含一颗宝珠,至今还遗有镶嵌宝珠之石孔。在五盔坟5号墓壁画第二重抹角石侧所绘的神农氏(即牛首人身像),双目为绿色宝石镶嵌,至今尚存。在墓室不同部位还有贴金痕迹。五盔坟5号墓过去称为“四页冢”,是因为该墓随葬有4个金叶而得名。这些都是“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的厚葬习俗的体现。

在《三国志》、《梁书》、《魏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等诸多史籍中,都记载了高句丽民族有喜歌擅舞之习俗。《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高句骊》记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相聚,相就歌戏。”《旧唐书》卷29《音乐志》又记:“舞者四人,椎髻於后,以绛抹额,饰以金铛。二人黄裙襦,赤黄,极长其袖,乌皮靴,双双并立而舞。”《新唐书》卷21《礼乐志十一》又记:高句丽有“胡旋舞,舞者立毡上,旋转如风。”这些对喜歌擅舞的记载描述,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充分得到了证实,为研究高句丽民族喜歌擅舞之习俗,提供了难得的图释资料。凡是到过集安参观或实地调查的朋友们,就会看到舞踊墓、长川1号墓、麻线沟1号墓、洞沟12号墓,等等,都有舞蹈图的描绘。就其所绘的舞蹈图来看,有单人独舞、双人对舞、集体群舞等。

高句丽早、中期的古墓壁画上,出行、狩猎题材,屡见不鲜。说明在当时是一种盛行的社会风尚。反映了高句丽贵族阶层定时出行郊外游玩;也选择适合的季节,乘马进入山林进行狩猎。

高句丽古墓壁画,特别是在早、中期的壁画上,狩猎是描绘最多的题材。舞踊墓、长川1号墓、麻线沟1号墓、洞沟12号墓、三室墓、山城下332号墓、禹山41号墓、药水里壁画墓、德星里壁画墓、安岳1号墓、东岩里壁画墓、龛神墓等均有描绘,说明在当时是一种盛行的社会风尚。在诸多狩猎场面中,大多是在山林地区,集体围猎,至少是两人以上,只身一人游弋者是很少见到的。在所画的狩猎场面里,以舞踊墓狩猎图、药水里壁画墓的狩猎图以及长川1号墓的狩猎图为最精彩。试以舞踊墓主室北壁狩猎图为例加以说明。整个画面为田猎场面,壁中画一起伏断连的山脉,小于人马。在整个山间平地画猎骑4人,山前3骑,山后1骑。山后猎者驱骑飞奔,张弓待发,追逐二鹿;山前骑士均纵马前驰,张弓镝矢在弦,畋虎逐鹿。为突出主题,表现田猎人物,把山林画小,推到次要。

这种狩猎风尚,在高句丽中、早期的古墓壁画上多有描绘;在后期的古墓壁画上,又很少见有描绘,说明高句丽占有乐浪、辽东之后,国境恢扩,农业生产大有发展,狩猎之风尚,亦有所改变。

“高丽俗喜弈、投壶、蹴鞠、角抵。”(注:《新唐书》卷220《高丽传》。)弈棋和蹴鞠,在壁画上目前还没有见到描绘,投壶、角抵却有例证。在五盔坟4号墓南壁的供养人图象中可见到一例投壶者图景。投壶者“束发高髻,头长尖耳,穿白色羽衣,坐莲台,右腿盘坐,左腿蹲立,右臂前伸,像是往一器内投掷东西,左臂弯屈,置于膝上”(注:见拙著:《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这可能就是投壶活动之俗的描绘。具有民族特色的角抵活动,在壁画上多有描绘。如角墓、舞踊墓、长川1号墓里均见有反映。其中以角墓所画的最为典型。所画的“摔跤”力士,都是身穿短裤,光背露腿,跌足,二者扭抱角抵。《汉书武帝纪》云:“作角抵戏”。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大概同“摔跤”相似。宋代称“相扑”或称“争交”,实际上是一种体育活动。从壁画上所画的角抵图来看,甚似今天的相扑和柔道。高句丽的角抵活动,是始见于北方民族,但在高句丽中普遍推行。

高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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