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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俅(北宋历史人物)

高俅(?1126年),北宋末年权臣,宋徽宗时期的官员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因是《水浒传》的主要反派人物而广为人知。

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对宋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好名贪功的喜好。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

高俅立过什么战功,史书无记载, 但是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个顺水人情。这从高俅以后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担任大将。 赵怀德叛宋事件实际上是西夏联合青唐当地势力对北宋占领青唐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反扑,时间是崇宁四年初。刘仲武在这一事件中既不是指挥,也没有功劳,反倒有罪!他作为副将随高永年出兵救援宣威城,在高永年被帐下亲兵叛变送给了多罗巴被杀之后,刘仲武作为军中仅次于高永年的副将,不但没有稳住军心继续完成救援任务,反倒一路逃回西宁,坐看宣威城被围。两个月后才由其他两名将领带兵解去宣威城之围。而刘仲武也被监禁在秦州大狱。

元八年(1093年),高俅原本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将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 [1] 王诜是宋神宗皇帝的妹夫(《水浒传》中说是哲宗皇帝的妹夫),端王赵佶(后来的徽宗皇帝)的姑夫,王诜是一个“书画高手”。

根据《十朝长编》的记载,刘仲武本来至少会被判流放,但因为贿赂童贯,所以不但没有流放,反而坐上了前上司高永年的位置。而高俅在崇宁四年的记录则是以客省使的身份随林摅出使辽国。此时高俅和刘仲武应该没搭上线。大观二年克复积石军活捉臧扑征哥一役,童贯总领全局,军事上的临时总指挥是刘法。本来给刘仲武安排的任务是堵住臧扑征哥的退路,但刘仲武利用其他几路军队的胜利,冒险派自己的大儿子刘锡进入溪哥城劝臧扑征哥投降,获得成功。实际上这是利用自己儿子的性命博老子的富贵啊!事后童贯大概认为刘仲武有抢功之嫌,就没有特别强调刘仲武的功劳。而刘仲武这一功劳得以彰显是在政和年间,徽宗许其荫补一人,享受这一指标的就是老大刘锡。从这个角度看,刘仲武和高俅的关系应该是在政和五年攻打西夏时建立的。政和五年刘仲武率十万大军攻打西夏臧底河城,大败而回。用《宋史夏国传》的话来说,就是“秦凤第三将万人皆殁”。而宋史大约是为尊者讳的缘故,把王厚拉来陪绑,说王厚贿赂童贯,但据《建昌乡土志》墓志铭部分记载,王厚已经在大观元年下葬。一个死了八年的人怎么可能跟刘仲武一起领兵出战?怎么可能去贿赂童贯?所以真有贿赂行为,那也是刘仲武干的。高俅估计也帮忙说了好话。搞不好高俅正是此战的监军。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

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恶人未必全有恶报,这也能算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吧。

宋史.李若水传》中提到高俅死于靖康元年(1126):“李若水……靖康元年,为太学博士。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

荡寇志》(《结水浒传》)也有关于高俅结局的故事。

《荡寇志》续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惊噩梦”故事,作者俞万春。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俞万春感兆。清道光六年(1826年),俞万春初创《结水浒传》。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始竟其绪。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俞万春未遑修饰而殁。其子俞龙光手校之,清咸丰元年(太平天元年,1851年),俞龙光作识语。清咸丰三年(太平天三年,1853年),《结水浒传》初刻本付梓。清同治十年(1871年),《结水浒传》重刻本问世。《结水浒传引言》曰:“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结水浒传》七十回,结子一回,亦名《荡寇志》,则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荡寇志》第一百三十二回《徐虎林捐躯报国,张叔夜奉诏兴师》(节选): 次日,有一太学生,姓陈名东,应直言之诏,挺身上疏。天子闻有谏疏,甚喜,看其疏中写道:“今日之事,蔡京坏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惟此六贼,罪恶贯盈。今蔡京、童贯既已伏诛,而梁师成等四人犹在,愿陛下明昭睿断,速正典刑。”天子览毕,便传张叔夜、贺太平进宫,问:“此奏何如?”张、贺二人极言陈东所奏甚是,因共陈六人劣迹。天子叹道:“朕为此辈欺蒙久矣。”便传旨将梁师成、李彦、朱、王黼尽行正法。叔夜因奏:“朝中尚有一贼,皇陛下去恶务尽。”天子问是何人,叔夜便将高俅劣迹一一陈说。天子道:“纵此人于朝端,皆朕之不明所致,今日岂可尚道典刑。”便立将高俅拿下,将家私尽行抄没,不日将高俅发配沧州去了。 《荡寇志》第一百三十三回《冲头阵王进骂林冲,守二关双鞭敌四将》(节选): 这日,宋江正在忠义堂议事,忽报朱仝、雷横自盐山回来。宋江急令进见。朱仝、雷横一齐进来,与宋江及众人相见了。宋江开言问道:“近日盐山之事何如?”朱仝、雷横齐道:“仗哥哥洪福,盐山近日倒十分兴旺。缘邓、辛、张、陶四将都调开了那里,我们因得联络了蛇角岭、虎翼山两处人马,借粮屯草,招兵买马,重复整理事业。近闻大寨被兵如此紧急,小弟们却日在记挂。若非戴院长到来,说出后山小洞之路,弟等正无从进来。不识寨内情形如今怎样了?”宋江叹口气,将所有情形一一说了。朱仝、雷横都道:“如此怎好?”吴用道:“二位兄弟休要着急,小可自有调度。只是二位兄弟来得正好,就在寨中办事,不必回盐山去了。”宋江便吩咐开筵为二人接风。席间,朱仝、雷横捧出一个大圆包来。众人启看,乃是一颗首级,细细一看,正是高俅。众人齐问何处取来,朱仝、雷横道:“小弟在盐山时,闻得这奸贼犯了事,发配在沧州。小弟因与邓、王二兄弟商议,起了兵马,去打沧州,活捉了这个贼来,照那年林兄长处治小贼的法儿处治了他。因想林兄长与他切齿深仇,特地取来与他舒气。”众人嗟叹不已。吴用道:“这颗头来得正好。林兄弟现在患病,大半由于旧时的怨气。难得二位兄弟取了这高贼的头来,何不与他看看,以解其闷?”朱、雷二人忙问:“林兄长患了甚病?”宋江将王进辱骂的情由说了。朱全、雷横道:“既如此,这颗头与他一看,必定霍然病愈。”大众称是。 当时吃了酒饭,同到林冲房内。林冲卧床半月有余,仅存一丝一息,不能起床。忽闻朱、雷二人来探病,便勉强应酬了几句。朱、雷二人齐道:“恭喜林兄长,有一件事,小弟们报得仇来。”林冲问是何事,二人便将高俅首级捧上道:“这是高俅的头,小弟如此如此取来,特为兄长解闷。”林冲一见,呼的坐起身来,接了高俅的头,看了一看,咬着牙齿道:“我为你这厮身败名丧,到今日性命不保,皆由于你!”言毕,将头掷出窗户之外,掼为齑粉。林冲狂叫一声,倒身仰卧而绝。众人大吃一惊。急前看时,果然气息毫无,认认真真的死了。大众痛哭一场。惟宋江哭得个死去还魂。当时收殓安葬了,宋江仍与吴用等商议拒敌官兵之策。

(注:《荡寇志》为后人虚构的小说,此高俅结局仅为演义版本,不可信。)

有人单纯地认为,高俅仅仅是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皇帝宠爱以至平步青云。这未免小看了高俅。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还是有些手段的,所以能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志大才疏,好名贪功的心理。出身寒微的高俅何以后来会平上青云?他发迹的原因是什么呢?《水浒传》中说他后来遇上了贵人,小王都太尉和内侄端王交好,小王都太尉派高俅到端王府送物,由此结识了端王(后来的徽宗),被端王看上,从此留在端王身边。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三年(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挥麈后录》中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更为凑巧的是,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

宋王朝在仕进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有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 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其实在正史中,高俅的记载并不算多,这很奇怪,因为一个太尉这么大的官职却没有列传。并且对他的历史评价含糊不清,也就是说他不算是个大奸臣。因为这种人物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水浒传》就将他与童贯、蔡京和杨戬四人并称为四大奸臣。

小说《水浒传》中的高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史书上对这个人记载不详,一说是祖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随祖上迁移。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由此可见,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吏(也就是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推荐给曾布,虽然苏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据一些学者考证,《挥麈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他所记载的曾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 [2]

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中,高俅作为反面人物、十恶不赦的大奸臣而广为人知。他以一市井小流氓的身份出场,因为具有很高的蹴鞠技术,被喜爱蹴鞠的端王所赏识。在端王登基成为皇帝后,高俅便飞黄腾达,很快官至太尉。他陷害林冲,手段之毒辣,心计之精巧,让开卷不久的读者瞠目结舌! 120回《水浒传》结束,108 条梁山好汉被高俅阴谋陷害几近死绝。

高俅(?1126 年),历史上确有其人。但真正的高俅,与《水浒传》中的描述相差甚远。据南宋王明清所著的《挥麈后录》记载,高俅,原本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而高超的蹴鞠技术只不过是他多项旁骛的杂学之一。

元八年(1093 年),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王诜是神宗皇帝的妹夫(《水浒传》中说是哲宗皇帝的妹夫),端王赵佶(后来的徽宗皇帝)的姑夫。这个王诜是一个“书画高手”,与在一旁坐冷板凳的端王关系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书画。

一天,王诜和赵佶一起等待上朝,赵佶忘了带篦子刀,就问王诜借篦子刀修理鬓角。王诜的篦子刀很漂亮,赵佶很喜欢。刚好王诜有两把一样的,第二天就让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高俅到时,喜好踢足球的端王正在踢球。端王虽然爱踢球,但只是业余水平。而高俅是踢球的高手,自然不屑一顾。端王注意到了高俅的神情,就邀高俅一起踢。这一踢,让端王大为欣赏。于是派人给王诜传话:“谢谢你送的篦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就这样,高俅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不久,哲宗皇帝去世,端王成了大宋的徽宗皇帝。徽宗原本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人,一上朝看到的全是新脸孔。下朝后看到高俅这个长期在一起玩的朋友,自然特别亲切。徽宗有心提拔高俅。但大宋朝提拔干部有一套制度,并不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来。七品县官要有进士出身,而高俅没有功名,文官这条路走不通。

徽宗就让高俅走武官之路。因为武官对出身要求不严,只要有功名就行,一句话,伸缩性较大。《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传》中说:“先是诜、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竟以边功至殿帅。”

徽宗的意思是让高俅到下面去“镀金”,并没想他真的能建功。边帅刘仲武等知道高俅是皇帝派下来“镀金”的,便格外帮衬。恰好,高俅在边关的时候,大宋朝在边境打了几个少有的胜仗。高俅升迁的资本,毫无疑问当是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并最后做到了殿帅,掌管禁军达20 余年。

高俅主掌大宋军权的时候,大宋军队早已没多少战斗力。高俅不是军事家,自然不可能对大宋的军队训练带来明显的起色,但他也不完全是靠踢一脚好球而身居高位圣眷不衰的。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很有些手段。

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好名贪功的心理。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曾主持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吹吹打打,后面花样百出,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

其次,高俅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刘仲武在政和五年(1115 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有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担任大将。蔡京等残酷迫害苏轼及其家属,同为一殿权臣的高俅对苏轼一家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伸出了援手,史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为时人赞许。

再者,高俅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奸臣童贯、蔡京等也非一党。靖康元年(1126 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后,童贯、高俅也赶到与之会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不久,童贯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护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后高俅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记载,当时随从徽宗皇帝的童贯等“六贼”后来都被宋钦宗处死并枭首。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乱世之秋,他的下场比童贯 [3]蔡攸(蔡京长子)等人幸运,倒也并非偶然。而且,《水浒传》中的林冲是艺术家虚构的一个英雄人物,高俅如何迫害他的情节同样纯属虚构。从史书、文人笔记等现有资料来看,历史上确实有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林冲、李逵等108 将,更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

宋江起义的时间在宣和元年(1119 年)到宣和三年。起义地区在太行山以及山东、江苏省北部一带。镇压宋江起义军的不是高俅,而是北宋一代名将张叔夜。张叔夜当时任海州(今连云港市)知州。和同时期的蔡京、童贯相比,高俅也没有参与征讨方腊起义军,没有参与蔡京、童贯等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

历史上的高俅之所以被后来的坊间百姓和艺术家们加工成为奸臣,一者或许是他因善于蹴鞠竟然获得高官厚禄来得过于容易;二者或许是因为他为官贪欲确实在靖康年间曾经被大臣上书揭发过。高俅掌管禁军20 余年,不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还把禁军当做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禁军很快瓦解,作为大宋的最高军事统帅之一的高俅显然难辞其咎。这也难怪被人弹劾揭发了。高俅的历史结局是于1126年病死于开封。盖棺论定,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大节无亏,总体上尚算是一个好人。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于是,众口铄“金”,高俅在小说《水浒传》中扮个丑角代封建王朝的皇帝受过也就不足为怪了。 [3]

以北宋晚期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水浒传》里,朝廷中有一个殿前都太尉(掌管军事的高官)高俅,这是个令人憎恶的反派人物,他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把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他时时出奸计与梁山好汉作对,最后还陷害宋江等人。虽然《水浒传》是小说,刻画出的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但它也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出来的。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曾经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不愧是才子,这一番话,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高俅这人,书上说他“踢得好脚气球”。更兼“吹谈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如此看来,他倒是个挺全面的人物。“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这倒也无妨。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像这样各方面都懂一点,道德方面“潇洒”一点,足球又踢得好一点的男性青年,若生于现代,倒有可能成为女孩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倘若时来运转,他还能带着中国队,在世界杯上一举夺冠。可他偏偏生在宋代,而且居然稀里糊涂地当上了殿帅府太尉。于是,就只能扮个丑角了。

刚开始,他在东京并不吃香。只是陪着别的公子哥,斗鸡玩马,风花雪月的到处逛逛。后来被发放出界,只好到淮西柳大郎处安身。三年后,哲宗大赦天下,他也想回家了,便由柳大郎一纸书信,送到了东京董将士家里。董将士见他是个破落户,怕留在家中会带坏孩子,便又一纸书信,将他送给了小苏学士。出于同样的考虑,小苏学士也来一封信,把他送人了小王督太尉府里。这时的高俅,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人传来传去,日子也不好过。

但也是他合该发迹。一日,小王督太尉差他去给端王送东西,端王恰巧正在踢球。这浑球一见那圆圆的东西,献技之心痒痒,便上前踢了一脚,这一脚,把球踢到了端王脚下,其实也就是把自己踢进了统治集团。后来的宋江等人,还打算“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而高俅只一脚便定了乾坤。足球的魅力,在此可见一斑。

之后的道路便十分平坦了,哲宗驾崩,端王即位,是为徽宗。没过半年,高俅便当上了殿帅府太尉。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草包当了皇帝,便把下面的馒头也一个个封了官,而且还是大官。那个充其量只能当个足球教练的高俅,一下子当上了“军委主席”,便很快地跟着人五人六起来了。

但是,馒头毕竟是馒头。或许你一时运气,凭着自己巴结,主子赏赐,能得到无限的荣华富贵。可是,肚里的学问和那身上的本事,却不是几个马屁就能拍出来的。像高俅这样的货色,平时给三军将士领个奖、签个名,还能像个模样;真到了是驴是马拉了来溜溜的时候,那骨子里的浑球本质,就毕露无遗了。后来他组织军队,多次进剿梁山,竟没一次成功,空费了许多兵马钱粮。最后一次,他挂帅亲征,率十节度一同讨伐,却跟耍猴一样,只三阵,便被宋江杀得屁滚尿流,自己也被张顺捉上山去。要不是宋江招安心切,放他回去,只怕高太尉的脑袋,真得让好汉们当球踢了。

像这号人,干好事,未必能干好;干坏事,却绝对能干坏,你看他上任伊始,既不整顿军纪,也没检阅兵马,第一件事,就是把跟他有过节的王进修理了一顿。没过几年,又因为干儿子高衙内青春躁动,看上了林冲的老婆,就机关算尽,硬是把这个一贯忍气吞声的老实人给逼反了。后来还把杨志弄得流落街头,无处容身。梁山水泊之所以能聚起这么一批虎狼之徒,高太尉实有不可磨灭之功。

这样的喜剧在中国历史上上演,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帝在创造领袖的时候,总不忘再造几个小人,放到他身边去,给他聊天解闷,歌功颂德,于是,阿斗身边出了个黄皓,乾隆身旁也来了个。连那个世称明皇的唐玄宗,在任用姚崇为相的同时,还不忘把李林甫放在身边,时不时地讲个荤笑话来解闷呢。

而宋徽宗的情况,较以上几位又更为复杂。他在登基之前,是个不问政事的人物,整日琴棋书画,品竹调丝。比起高俅来,他才是真正的魅力男性,不但球踢得好,而且有文化,有内涵。谈情说爱古今无双,再加上天生的英俊面庞,及一身的荣华富贵,放到现代,肯定倾倒一片。他如果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文学家、艺术家或情圣的话,或许还能在史书上留下不少美谈,可谁知他那宝贝哥哥哲宗,连太子都没生下,就忙着西去了。众大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把那只逍遥猴给推了上去。

可想而知,在这之前,大臣们当中,肯定很少有人去他的端王府做客。都忙着巴结皇上哪,谁有空去给这花花公子请安呀?所以,当他那屁股刚沾上龙椅的时候,面对阶下那一张张陌生的脸孔,心里是很紧张的。这帮浑球表面上都在山呼万岁,心里想什么?天晓得!他不禁生出一阵孤独感。

一日,他上朝回来,碰到了高俅。他仔细看了看,觉得那身段,那造型,竟是当忠臣的绝好素材!而在高俅看来,徽宗又未尝不是一块当圣上的好料呢?随着这群小丑的粉墨登场,北宋王朝那走向覆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高俅原名高,本是东京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连他的父亲都容不得他,忍无可忍之下到官府告了他一状,结果,高俅被“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后来,高俅到淮西投奔了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

不料柳世权不想长期收留这个无赖。经柳世权推荐,高俅回到了东京投奔药商董将仕。董将仕也不愿收留他,便打发他去投奔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将他推荐给小王都太尉。这一次,高俅算是找到了知音,小王都太尉居然待他“如同家人一般”。不久,小王都太尉的小舅端王看中了高俅。自从高俅投奔小王都太尉之后,实际上已露出了发迹的契机,这时的高俅虽然还是一个帮闲者,但无形中已攀上了高枝,平步青云是迟早的事了。《水浒》作者别具匠心地在王都太尉和其舅端王的前面各加了一个“小”字,说明凡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小人,自然受小人的赏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那个小舅端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即位的徽宗皇帝。徽宗是个足球迷,恰好,踢球是高俅的长项,所以东京人才称他作“高”。当然,仅仅踢一脚好球是不够的,高俅自有别的本事。且看他初见徽宗时的表现:先使个“鸳鸯拐”将恰好滚到自己脚边的球踢还徽宗,这一手令徽宗惊叹不已;然后,在回答徽宗问话时连忙“向前跪下”,继而又“叉手跪覆”,并且“拜道”、“再拜道”,恭敬得不得了。徽宗令他踢球,他便“叩头谢罪”,“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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