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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北宋宰相、词人)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12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

韩琦为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宋仁宗时,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当时,边疆传颂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在仕途上,韩琦曾有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辉煌时期,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但无论在朝中贵为宰相,还是任职在外,韩琦始终替朝廷着想,忠心报国。 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中为相,或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的官僚楷模。

熙宁八年(1075)六月,韩琦去世,享年68岁。宋神宗为他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宋英宗庙庭。

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记载他祖籍为河北赞皇县。据《泉州府志人物志官宦卷》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现为泉州文管会立碑保护),宋景德年间,其父韩国华任泉州知府时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后随父韩国华迁相州,遂为安阳(今属河南)人。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 韩琦三岁时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

景二年(1035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景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一时名闻京华

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1041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000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100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好水川之战,乃是李元昊用陕西落第举子张元之计,大败韩琦,张元乃作诗一首投掷宋境,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

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道:“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

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此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

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

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安阳市)。在家乡,他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嘉三年(1058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六年(1061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

二年(1057),苏辙进士及第,不久就给枢密使韩琦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提携,这封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上枢密韩太尉书》。

嘉三年(1058年),出任宰相。

嘉六年(1061年),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

嘉七年(1062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1066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

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庭。

嘉三年(1058年)六月,宋仁宗拜韩琦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自此,韩琦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为相后,首先遇到一个大问题便是立储。当时,仁宗因连失褒、豫、鄂三王,心情沉重,身体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无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忧之。立储,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镇司马光等人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储之事仍未定下。韩琦作为宰相,对立嗣之事十分关心,他趁朝中事态缓和仁宗心平气静之际,建议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但仁宗当时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来,有一天,韩琦手拿《汉书孔光传》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于嘉七年(1062年)八月,下诏正式立堂兄濮王赵允让子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的确立,韩琦赞辅应推首功。但韩琦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此事,不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

英宗继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因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之个别内侍从中挑拨,致使两宫生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韩琦作为宰相,为缓解两宫矛盾,解决政治危机,费尽了心力。他一面劝说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凯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英宗听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说太后,两宫关系渐趋和好。不久,曹太后撤帘还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危机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有考虑立储之事。他向英宗劝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同意,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神宗继位之后不久,韩琦辞相。

吏治上,韩琦针对当时“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乃择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 力求改变那种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在朝期间,还非常重视选拔和爱护人才,他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宋英宗应“以此为先”。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和苏轼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

经济上,韩琦尝试实行均田,把废弃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嘉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宫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韩琦还非常注重体察人民疾苦,嘉二年(1057年)八月,依韩琦之请,"置天下广惠仓"。韩琦请求诸路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嘉四年(1059年)十二月,韩琦又奏道:"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 取得了较大成绩。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韩琦改革役法,罢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官物的押运和供应,如粮食官物,须以家产赔偿。这样,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

从庆历五年(1045年)到嘉元年(1056年),韩琦在地方任职11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军事上,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了边防军事力量,又可减轻冗兵之费效果很好。

韩琦还发展边防经济,维护边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县)与契丹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契丹南侵,北宋政府就发布“斩伐令”,规定这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听从了韩琦的建议,废除了“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到方便。为了加强边境安全,韩琦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这样,提高了边民防敌积极性,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 再次,韩琦整顿定州驻军,关心群众疾苦。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定州(今河北定县)驻军骄蛮难御。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皇年间,“明镐引诸兵平恩州,独定兵邀赏赉,出怨语,几欲噪城下。”韩琦到定州后,感到问题严重,他下决心要对定州驻军加强整顿,以强化军纪,维持边境安全。对士卒犯令者,韩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民教者,斩首军门外”。对作战牺牲的士卒“博赏其家,抚其孤儿,使继衣廪。”因赏罚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驻军军纪大变,面目一新。其后,韩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后来,即便是京师龙猛卒到定州驻防,被韩琦整顿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朝廷改判韩琦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经略陕西。韩琦义不辞难,承命即行。当时,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而韩琦认为“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写道: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当然,韩琦主张宋辽和好,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待自己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韩琦一生,始终关注北宋边防安全,无论是在陕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扬州、大名等地,他都把边防安全放在首位,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不仅在北宋,而且在辽和西夏都有很高声望。“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以致于“熙宁中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至于西夏,由于韩琦参加了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使得“西贼闻之心骨寒。”

藏书之家

史料记载,韩琦家聚书万余卷,皆经其点校,丹黄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与欧阳修“六一堂”、司马光“读书堂”均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子韩忠彦、孙辈韩胄均能藏书。著有《安阳集》、《二府忠议》、《家传集》等。

诗文成就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宋代宰相

官衔

西历任期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1058年6月30日-1061年10月6日

三年六月丙午-六年八月庚子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1061年10月6日-1067年11月5日

六年八月庚子-治平四年九月辛丑

韩琦为相十载,上定国策,下抚百姓,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

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他守成多于创业。但这些与北宋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关,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也正如《韩魏公集》序言中所说:"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 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宋神宗:“维公奉仁宗诏,立皇考为皇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被英宗顾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

欧阳修:“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司马光:“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苏轼:“韩 、范 、富、 欧阳 ,此四人者,人杰也。”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叶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绮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②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吕中:“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之时,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

罗大经:“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国家之美事也。”

狄青:“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脱脱:“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

谢肇:“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归有光:“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 “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陈子龙:“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

王夫之:“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赋,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 “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韩琦的后裔在宋朝一朝地位极其显赫,其长子韩忠彦为宰相, 韩琦后裔在宋室南渡的时候,随皇嗣到杭州,南宋的权臣宰相韩胄便是韩琦的曾孙。历经千余载,韩琦的后裔遍布全国及其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共有100余万。

忠献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复旧名。其《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今泉州市二院,已废)。明万历间(1573-1620)设韩琦像神牌。

韩国华、韩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文庙明伦堂东。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左。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祀于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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