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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跟个人记忆区分开。

集体回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一个‘记忆的场所’是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学生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俄国心理学家维哥斯基(L.S.Vygotsky)、英国心理学家巴特雷特(Frederick Bartiett)等人对此多有贡献。

在《论集体记忆》中,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首先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为何需要记?首先,社会自身总是让身处其中的个人产生一种幻象:似乎今天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相比,总有些莫名的不完满。哈布瓦赫提到,希腊的哲学家们并不是把世界的末日看作黄金时代,相反,他们认为世界的开始才是最美好的。许多普通人也使自己相信,和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相比,现今的生活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缺失感和沉重的压抑感。因此,社会之所以需要记忆,因为记忆赋予社会的“过去”一种历史的魅力,把最美好、神圣的事物贮存在与现今相对的另一个维度里。 [1]

那么,社会出于何因,需要赋予自身的“过去”一种超脱之感?生活在现时的每个社会成员,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自身处在种种无孔不入的约束之中,因为任何社会成员都不是茕茕孑立,他总是与他人身处同一社会环境里,每个人都与其他人由此形成各种复杂多样的关系,每一重关系都蕴含着处理这种关系的一整套社会性的逻辑和手段。社会正是在这种双重性中得以维持:社会佯装尊重个体个性让个人充分地在他人中体验到社会性的个性,但社会又通过这种方式把个人囚禁在他所建立和身处的重重关系之中。 [1]

集体回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这个讨论由扬阿斯曼(Jan Assmann)延续,他写下了《Das kulturelle Gedchtnis》(文化记忆),较近期的学者如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著作《社会如何记忆》,把这个概念再伸延,认为人类的身体就是记忆的保留和繁衍这种集体过程所进行的地方,而皮埃尔诺哈(Pierre Nora)研究地方与空间(lieux de memoire - 记忆的场所)在集体回忆中的角色有很大的贡献;他说:“一个‘记忆的场所’是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英译为the work of time)而变成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这里所指的是法国社会)。”

相比于把人囚禁于现实的当下社会,由记忆连接起的社会的“过去”则要超然许多,因为对过去的记忆恰恰把社会拉拢住个人的两个运行逻辑改变了。首先,虽然无论在现时社会还是在记忆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对他人的本质依赖,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在这两个维度里并不相同。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里,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是固定成形的,可是我们在不同时期认识的人,有不同的类型,他们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方面,对他们的记忆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只有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群体时,他们才会加诸我们身上。记忆给予被现今社会框定的人们一个透气的机会。社会通过对约束个人与他人的种种关系的掌控来拉拢住个人的努力,在记忆里也丧失了绝对的力量。人们不会像现今这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约束,因为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他们当下的生活。在记忆里,这些他人成为已经逝去的那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像现今社会中对个人的约束力量那么强大。

所以,哈布瓦赫认为,心智是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它的记忆,这其实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逃离:“对过去的崇拜,没有使人们的心灵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将它们彼此分离,没有比这更违背社会利益的了。”但正如个人需要记忆释放现今社会的重压一样,社会更需要营造一个它过去的乌托邦,使人们不只是在记忆中再现他们以前的事件,还要润饰它们、消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 [1]

家庭并非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群体,但它又不会消解于其他各类社会群体中。家庭的记忆与它的这种性质密切相关。哈布瓦赫从宗教和物质两方面来探讨家庭之于社会的独特性质,并由此论证家庭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区别和联系。

宗教方面,家庭皈依于更普遍留存于社会上的宗教信仰,甚至原始的家庭宗教是从这些更普遍的宗教观念中脱胎而来。例如,对于祖先、死者的崇拜,使所有家庭大概在每年的同一时候,按照一定仪式,唤起死者或者邀请他们与活人分享食物。家庭中死者的灵魂仅仅是由超自然力量构成的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亡灵这种存在形式的时候,他们其实参与到一个超越家庭范围的总体信仰中,比如村落、地域等共有的信仰,甚至在此共同体之外的外人也持和家庭同样的宗教信仰。

超越于家庭范畴的普遍宗教信仰本该打破家庭的边界,却反而增强和神圣化了“家庭”的观念。哈布瓦赫引述了一段库郎热在《古代城邦》中的叙述:“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仪式、特别的节日。仪式、祷词、颂歌全都是这个家庭宗教的基本组成,它们是一份祖传遗产,这个家庭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此外,各家的家祠、坟墓彼此也必须清楚分开。所以,家庭内部存在两种宗教态度,它们虽然在时空中合成一体,却指向两方,一是使家庭超越自身,融入更广阔的共同体中,一是让家庭自身成为一个凝聚其成员、有宗教神圣感的群体。

家庭也植根于土地之中,与房子、田地等物的观念相联系。哈布瓦赫指出,古希腊人的家庭概念通过宗教观念和土地融为一体“,家庭就像祭坛本身一样,植根于土地之中。这块土地和这个家庭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密的联系。”家庭宁愿失去一些成员,比如嫁出去的女儿,也不愿失去地产。在村庄中,相互毗邻的田地为共同耕作于此的农民形成共通的乡土观念提供了基础。在这些占据不同土地的家庭中间,产生出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使每个家庭按照历法、节庆来划分、规范自己的生活。因此,家庭通过它安身立命的物,如土地,融入共同体的观念和生活中。

对土地、庄稼等的共同关注,又并没有使拥有同样乡土观念的共同体成员丧失对产权的区分。一块土地和由各家各户构成的村庄的所有特别之处,如房子之间的相对位置、田地里的地界等,清晰地铭刻于村里成员的脑海中。一个家庭对于物质的态度既让它有可能与其他家庭共同形成一种公共观念和生活,也使家庭田产的界石岿然屹立于村落的土地上。

正如哈布瓦赫从宗教和物质两方面所揭示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家庭记忆与家庭的这种属性密切相关,它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记忆,受到社会力量的框定,但每个家庭又有自己独特的记忆。哈布瓦赫认为家庭记忆的两大要素是亲属关系和每个成员的个性,家庭记忆便在这两个维度间成形。亲属关系是唤起家庭生活记忆的观念框架,它为记忆提供线索。在每个社会里,亲属关系都有确定的意义,父与子之间关系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其次,亲属关系是不可逆转的,在任何家庭里,个体的位置是预先决定的。这比其他任何社会关系都更预先地排除了个体的选择。更重要的,亲属关系的类型并非家庭而是社会的选择,这直接决定了家庭记忆的范畴。比如在母系社会里,父亲家庭的历史等并不被孩子认为是他的家庭记忆。所以,亲属关系是社会定义家庭的一个尺度,它不仅决定家庭范畴的大小,也影响家庭记忆的取舍。

家庭记忆的另一要素是每个成员的个性。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由受社会支配的亲属关系建立的家庭,并非千篇一律。正是家庭中的某些成员,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构成家庭特有的特点、品性。其次,在亲密的家庭环境中,成员间彼此了解越深入,每个成员就越独特。家庭似乎为人与人之间最为本性的接触提供了空间。哈布瓦赫便认为,在家庭领域,我们对亲近的人形成判断时,受到社会规则和信念支配、引导的程度最小。③所以,家庭记忆便在这看似矛盾的两个维度间形成,一方是受社会支配的亲属关系,一方是个体的个性。 [1]

哈布瓦赫从时间的维度考察社会记忆的另一方面宗教,勾勒出它在这条轴线上的有趣轨迹:宗教先从与自身对立的旧信仰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继而一面转向内部的封闭,把自身从一种历史的过程变成超越于时间、地点之外的永恒存在,一面又积极包容同时期社会中的种种养分,最终前者战胜后者,宗教成为排斥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虽然指向未来,给人们以将来的应许,但这未来的指向折回它原本脱胎的旧信仰的母体。

其他信仰为宗教的萌生提供对立面,使人感觉到一种观念的革命;其他信仰也是人们接受新宗教的参照,人们只会在原有的观念框架下理解新事物。宗教从其他信仰中生长出来后,便设法将自身升华为脱离于时间的永恒存在。信仰和仪式似乎总在不断重复自身。宗教超脱了时间的进程,它即使不是超越所有之前的时间,也超越了在此之后的时间。它通过无限的重复和彼此一致,把历史的过程变为永恒的记忆。尽管宗教记忆通过封闭式的重复、回归使宗教超脱于社会时间之外,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类型,它和其他记忆一样,仍旧脱离不开与过去和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宗教收编了那些依然存于社会,但其记忆已被时间淘空的旧宗教。其次,许多观念在教会和世俗社会之间扩散传播,这些观念必须与那时社会中形成的多数思想和意识相容,至少得置身于相对开放的地带。但宗教毕竟不能彻底宽容世俗社会,原本依托于它的包容而存在的群体,都保持着各自的记忆,且许多与宗教无关的新记忆无法定位于宗教的思想框架之内。于是,宗教撤出社会,彻底面向自身的传统。宗教虽然通过不断再现过去获得永恒性,却是指向未来的,如信徒们依托基督教渴望得到的拯救恰是回归原点。但基督教这种将未来折回过去的传统本身也脱胎于孕育它的希伯来民族的传统。哈布瓦赫认为,基督徒借鉴了犹太传统中最活跃的部分。所以,基督教在实现自身永恒的同时,亦回归于旧信仰的母体中。古老群体的传统是新共同体记忆的承载,新共同体建立并保存了这些传统,俨然成为了传统的护卫者而不是悖反。但新共同体也在消化和吸收古老群体的传统,使之融入自己的记忆之流中。  [1]  

对于阶层的社会记忆,哈布瓦赫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和资本主义兴起后的职业群体为例说明。贵族的特权和封号源于领受者个人的品性和勇气,或是延续祖辈们的品性。贵族价值体系和记忆以“个体性”为基础,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架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在田地和森林的背后,人们觉察到的是领主个人的面孔。贵族力量的源泉并不是他通过具体的职业技能,以营利为目的所赚取的财富,而是他个人品行在封建等级体系中所达到的位置,以及他和国王关系的远近。贵族价值体系与立足于财富建构社会等级的体系不同,后者是用物的等级秩序取代人的等级秩序,但在封建贵族的价值体系中,贵族凭借只属于他的品性和他的家庭、血统拥有的品性,行使他们无可取代的所有权。

因此,贵族价值体系的重要特征便在于它不是将个人的身份与他人混同,反而是把个人从与其地位相同的人中间区分出来,通过这种区分给予个人一个唯有他本人才能占据的位置。与这种“个体性”的价值体系相反,以职能为基础的体系是用抽象的外部特征而非浓缩在个人身上的品性来区分人。例如,法律就把个体之间的关系凝固成刻板的规则适用,人们在法庭上审判的不再是人,而是人的行为。每一种专业的职能成为某群职能人员的集体记忆。专业的职能由大量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构成,它们规定了参与者的一般术语、语言方式和动作姿态等,它们就是专业职能的传统或者说集体记忆。人们在从事某些专业的职能之时,感受到了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意志的存在。各项职能当然是由社会驱动的工具,但在集体记忆的层面上,这些职能似乎也是一部驱动社会的机器,就好像一部机器的确靠工人来操作,而在操作的一举一动中保存着一整套的社会记忆。 [1]

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中国的各种抗战纪念馆及解放纪念建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国家或民族的所建的纪念建筑可以部分地代表着他们的集体回忆,他们用纪念建筑来纪念些什么,又或不纪念些什么,都能反映他们的集体回忆。

集体回忆亦由“再现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 - 即文字、图片、影像等)的不断制作而得以持续。在这个媒体时代,特别是由于过去十年数码化的不断发展,出现大量的“二手记忆”(second hand memories),某些故事和影像被重新制作甚或重新建构,但也受到新影像或其他“再现形式”的挑战和质疑。今天的集体回忆跟古代口述文化的集体回忆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当时还未有印刷技术或运输交通这些促成想像的共同体(由班纳迪克安德森提出)形成的要素,不像今天人们会跟从来不认识的人也分享著一种共有性和继承传统的意识,就像我们会感到跟来自同一个国家、地区、城市或民族的人有一种“血缘关系”。

这个最初由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回忆概念一直被人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和延伸:

James E. Young提出跟集体回忆相对的“被收集的回忆”概念(collected memory),指出记忆本质是分散的,不完整的,是需要进行收集以及因人而异的。而阿斯曼(Jan Assmann)则发展出“传递性回忆”,一种建基于日常通讯交流的集体回忆的分枝;回忆在这种形态下跟在口述文化中的类似,都是从口述历史的过程中被收集和变得“集体”的;阿斯曼也提出集体回忆的另一些形态,即可以跟日常生活区隔开来,可以被实物化和固定下来的(fixed points),例如文字和纪念建筑。

从哈布瓦赫对以上三个领域集体记忆的探讨中,可以看出他对涂尔干的继承和补充。哈布瓦赫继承了涂尔干对于“社会”的强调,正是基于此,他在开篇即否定梦不是一种社会记忆,因为它不植根在社会情境和结构之中。但和涂尔干不同的是,凡是涂尔干用大写的Society的地方,哈布瓦赫更为谨慎地使用groups这个词,他更注重社会内部的区分以及这些区分对于社会记忆的重要意义。

此外,哈布瓦赫对涂尔干还有一个补充。涂尔干认为,社会存在于集体欢腾时期,如当原始人围着篝火跳舞的时候。但正如玛丽道格拉斯指出的,如果社会只在欢腾时期展示出创造力,那么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又是什么把人们整合在一起?哈布瓦赫正是想用他的集体记忆理论去回答这一点。但他也许恰恰忽略了一点,涂尔干曾提到过社会在节庆之外记忆、凝聚自身的方式,那便是图腾。因此社会记忆和呈现自身过去的形式不止是社会中的人的回忆,类似于图腾这样的存在物值得进一步思考。 [1]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1877-1945)是法国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中的重要人物。他出生在法国兰斯市,后进入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在那里遇到对他以后学术生命影响极大的亨利柏格森。后来,他去拜会了涂尔干,从柏格森的个体主义立场转向了涂尔干的集体主义观点,开始了社会学的研究。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时,遇到后来成为社会史和思想史年鉴学派创立者的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这段经历对哈布瓦赫也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二战时哈布瓦赫因不满德国的野蛮杀戮,遭到逮捕并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争结束前夕,他死在集中营。 [1]

2016年1月6日下午,以“倾听一个人的记忆”为主题,龙应台在京发表了演讲,这也是龙应台六年来第一次在北京、在大陆演讲。

个人的记忆跟集体记忆细密地编织在一起,你的记忆决定了你会忠诚于谁,反叛于谁,决定了你的爱、你的恨。如果把集体记忆想象成一片织布,每一个个人的记忆其实是一根丝线,如果把个人抽出来,他就会断裂。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龙应台写到,1959年当新安江变成大水坝,两个千年的古城被淹没,母亲的家乡淳安的居民不得不迁到万里之外。母亲的两个哥哥,大哥迁移到了江西和安徽交界的衢州,二哥一家人则辗转迁移到了江西婺源。在那里,她还找到了母亲的“书包”一个老旧、褪色、扣子都扣不起来的盒子,里面还有母亲的笔迹,蓝色的墨水写的,右边写的是“此箱访客忽要开”(错把“勿”写成了“忽”),左边则是“应美君自由开箱”。 [2]

10岁的美君在那个时候就对全世界正气凛然地宣告这是她的财产,只有她有自由开这个箱子;在千里流移的过程里,外婆带着这个木头盒子,从淳安到婺源,走了几千里的路,这是她对24岁便离家不复返的女儿所有的记忆;到了2007年,龙应台又抱着这个箱子,从江西婺源回到了台北。

小时候,龙应台很羡慕同学们还有祖母过世可以请假,而自己作为所谓难民的小孩,对自己的外婆一无所知,“因为你是被连根拔起,放到另外土地上的植物”。这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断裂,后面牵连的是集体记忆,“她所代表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江南生活记忆的所有一切跟我是断裂的,没有的”。

如果说经过多年隔绝,龙应台不知道外婆在哪里、到过哪里、手里有什么东西还算正常,民众对“集体记忆”的“集体忘记”便显得有些奇怪:如今,大陆的观光客到千岛湖旅游的时候就是去看美丽的山水,完全不知道水下面有两个千年古城。 [2]

“50年可以埋掉1500年的记忆,两个古城在水下,这岂不是应该人尽皆知,而且都记得的事情吗?可是那个记忆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我听到千岛湖观光的游客说,‘我们导游都说龙应台的妈的家在下头’,我对旅游还有贡献。”

战争过后,有些历史被划归为政治不正确的部分,遗忘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这就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悖论,你不可能‘不记得’,但是你很容易彻底地‘不记得’。

如此大型的忘记,龙应台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

2011年7月,龙应台慕名奔赴詹天佑的宜昌铁路,从四川搭火车到宜昌,人们在火车上聊天说,去年修建夷巴高速公路的时候,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国军的骸骨。他们是谁?有多少人?什么战争?却并不清楚。

通过查找资料,龙应台发现,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进犯,1941年春,国民党57军预备第四师在当地驻防,跟日军进行过四年之久的激烈战争。有一位八旬老人透露,在当地埋葬的烈士有3000人之多。

“你可不可以想象,你几十年、几百年都活在那个村子里,有长达四年的时间,你目睹着烽火的爆发,惨烈的战斗,那么多的鲜血,那么多的死人。这种事情是可以被忘掉的吗? 3000个人埋在我的村子旁边,然后会不记得了,非常奇怪。”

这种彻底的割裂是什么造成呢?当然是战争。 [2]

不管某一些记忆如何重大,不管是什么国家,为了更急迫、更重大的目标,都会被有计划且强有力地封锁。记忆特别容易消失,要把它找回来,则非常费劲。

龙应台又以二战中的卡廷惨案为例,说明战争对记忆的掩埋。她讲述了卡廷事件的真相,而这样的惨案,在中国大陆还远未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1941年,波兰整个国家的精英治理阶层,全部被杀,将军、上校、牧师、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作家、记者、飞行员……共计28000多人。资料显示,二战中,丘吉尔和罗斯福知道卡廷事件的真凶不是德军,而是苏联。为什么不说?因为那个时候,德军是敌人,苏联是友军。政治家们为了所谓的大局,把真相锁在了抽屉里。”

“在波兰这么小的国家,2万人不见了,却被忘记了超过半个世纪。漫长的冷战期间,波兰都是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长达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果境内的异议人士说这件事情、做任何纪念活动,还会被自己的政府惩罚。一直到1990年的10月,戈尔巴乔夫跟波兰总统见面时,亲自把卡廷事件的资料交出。”

“可以想像,这2万多人是有家属、有后代的。这些记忆还如游丝一样飘在空中,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连游丝都不见了。”

“最新的信息是在2012年,12位波兰被害人的15位家属,到欧洲法庭控告苏联。欧洲法庭在2013年进行了最后的判决,承认这件事情是屠杀,但是,时间太久远了,法官最终判俄罗斯政府支付5000欧元的诉讼费。” [2]

从威权时代到民主开放,我以为自己的记忆是修复过、推翻过、重建过的,但事实证明,不管你在哪个年龄上就以为已经做完了,事实会告诉你,它是你一辈子要不断地去审视、不断地去看、不断地去追问的事情。

“当赵先生给我看他身上的东西,以及他手上那个还留有青色,但明显是被割除过的印记时,我非常非常震动。”

龙应台本以为自己的记忆是被重塑过的,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相”了,直到认识了赵先生才警醒起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和记忆。龙应台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赵先生的故事:

1934年出生于山西平遥的赵先生,12岁糊里糊涂地变成国军,14岁被俘虏变成共军,17岁就到了朝鲜打美军,没打几下就进了战俘营。一直到1954年,7000多人回到大陆,1万4千人的志愿军战俘到了台湾。

“1.23是自由日,我们从小就记得1万4千“反共义士”如何热爱自由投奔了宝岛台湾,为了表达对中华民国强烈的支持、对自由的信心,他们全身都刺青。”龙应台也曾对此深信不疑。

在赵先生的记忆里,事实却并非如此,是在看到两个人被活活打死后,他才接受了刺青。可是他还是想回家,所以手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活生生地割下。

“因为两岸的对峙,1987年之后,这些一辈子的青春都被剥夺了的人才有机会回到大陆,他们纷纷到医院,想把身上的刺青洗掉。手臂上写着‘杀朱拔毛’,怎么回家乡?”得知真相的龙应台感慨不已。

从外婆珍藏了一辈子的母亲的木盒书包,到湖北宜昌高速路旁的三千具国军骸骨,再到苏联格杀波兰两万多精英的“卡廷事件”,和活生生把手上国民党国旗刺青割下来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俘虏……

有什么记忆是可以被忘掉的吗?“我觉得旧情人可以忘掉。” [2]

遗忘这件事情,是一个人需要用很高的自觉去抵抗的事情。自觉是一种要学习的能力,是一把剑,需要不停地打磨。客观现实如果发生了变化,“你的剑也会有另外的用法”。

捷克著名作家克里玛曾谈起年轻人对1989的记忆荒芜,“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1989年是远古史了。我到布拉格的各个学校去演讲,常常要先说明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因为他们不知道,需要从零说起”,而距离1989年才20年,这让龙应台感到揪心。

龙应台给一位50多岁的捷克朋友写邮件,“怎么样,捷克好吗?”

朋友回答说,“这三年来,捷克变了很多,多半是变坏。很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竟然收紧。但是,这也很好,它激起你的全身活力,你知道要抵抗,无论如何都要抵抗”。

这也唤醒了龙应台对在台湾“文化部”任职的那三年的回忆,“如果要促成社会进步,在那个位置上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自己为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必须忍辱负重,被误会、被攻击的时候,没有时间、也不能回应”。

年轻的读者问她,你觉得这段时间“悲惨”吗?

龙应台给了明确的回答,“这是我个人的选择,绝对不能用‘悲惨’来描述一个愿意跳到工地里去做工的人。如果年轻人觉得所谓在政府工作就是为公众服务,如果为公众服务被认为是肮脏的字眼,而且是‘悲惨’的事情,真的是很糟糕的。胡适之在80年代就说‘好人要进政府’,不要觉得这句话迂腐,如果有一天,正派的好人都不愿意进政府了,那个社会才真的是‘悲惨’”。 [2]

所谓的国史,就应该从由家史、街道史、村史、乡史出发,一层一层绵密地往上织就的。如果只有从上而下的国史是唯一被允许的,我会说“国史的一半是假的”。

那么,如何去统一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了解历史的真相呢?

在龙应台心目中,一个民族研究历史的态度,应该像欧洲的社区组织“历史学会”那样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街坊邻居都会参加,可能有高中生,有小学老师,有邮递员,什么都去问、什么都去找。他们对于历史的关怀,就像烹饪、唱歌一样,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谓的国史,就应该从由家史、街道史、村史、乡史出发,一层一层绵密地往上织,织成国史。”龙应台说,如果只有从上而下的国史是唯一被允许的,并且垄断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话,自己可能就会用马克吐温的说法。

马克吐温曾经是年轻的记者,很冲。他有一次在评论中说,“议员有一半是混蛋”,议员马上就跳出来骂他,让他道歉,他马上道歉,“议员有一半不是混蛋”。

“如果没有民间自主发动的家史、街史,村史、乡史,国史再怎么写,我会说‘国史的一半是假的’,如果抗议的话,我会说‘国史有一半不是假的’。”龙应台隔着百余年的历史,向马克吐温遥遥“致敬”。

更何况,随着时代结构的改变,政府也不再是唯一的压力来源。在与现场读者的探讨中,龙应台指出,在当下,民族自尊心、集体性的无意识、财团、市场、跨国企业……都有能力影响人的某种记忆。

龙应台建议年轻人,带着“国史只有一半是真的”这样一个自觉,个人的努力是每天都可以做的。“把街坊邻居的家族,妈妈的表哥、表哥的姐姐、叔公,全都列一张大表,然后去调查,有谁是耳聪目明能表达、身体也不错的,带上录音、摄像设备,一个一个去跟他们约会,一点一点做出来,绝对不会后悔。大陆各地有很多民间机构在做口述历史,可以找到博物馆,交给他们,他们就可能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放在展览里。” [2]

今天的年轻人在这里,你要知道慈悲心是什么。根本不要管它是蓝的,还是绿的,还是红的。如果从慈悲心出发,你就会知道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它唯一的动机就是慈悲心而已。

“很多台湾年轻人觉得两岸之间没有集体的记忆。您认为两岸之间要怎样串联集体记忆,来拉近两岸的疏远?”来自台湾的读者抛出了自己的困惑。

龙应台的回答温和中不失犀利,“两岸的人都要磨亮自己自觉的那把剑,去照亮别人为你造成的集体记忆力,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个时候两边就会自然地接近,否则都在两种假象之中争吵。在努力的过程里,不管是对于两岸,还是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再多一点宽容”。

龙应台还特别寄语两岸的年轻人,如果从慈悲心出发,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无论它是蓝的绿的还是红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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