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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言

中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雅言”就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在意义上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其音系为上古音系,至今已无方言可完整对应。

“雅”、“夏”古代互通的例证很多:《左传》“公子雅”,《韩非子》作“公子夏”;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墨子》引“大雅”也作“大夏”。尤其《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个与楚越相对的“雅”或“夏”明显指中原。

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余力的推广雅言。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洛阳雅言。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历时长达四千多年之久,朝鲜、韩国、越南、日本都受到影响。

上古时代,五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周以前汉语的具体形式已无可考,据传当时的标准语是周时期标准语的前身。周期的汉语标准语,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雅言。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据专家称,周代文字学的是殷商文字。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学习的。古代的雅言(中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就是夏言。夏朝建都在洛阳,然后殷代建都也在洛阳周边的河南地区。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可以说古代的普通话是以古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汉族的本来名字是华夏民族。华夏这个名字有很深奥的意思。简单说,华就是衣冠之美;夏就是礼仪之盛。雅言,就是夏言(夏朝语言)。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自此,洛邑的语言就成为了整个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秦朝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唐承隋制。隋、唐国语为“汉音”,或“秦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朝法定蒙古语为国语,后以元大都的汉语语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

明代以中原雅音为正。明代以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侵入,衣冠南渡至南京地区,故南京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音为基础,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北京官话通行范围小,地位较低。

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

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朝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而成。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1909年,清朝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即清末的国语。

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余力的推广雅言。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

《论语 述而第七》:“子所雅言,《》、《》、执礼,皆雅言也。”

《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

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

《孔子诗论》“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

《墨子》引“大雅”也作“大夏”。

《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

切韵》系韵书隋代陆法言《切韵》是前代韵书的继承和总结,又是后世传统韵书演变的基础,是韵书史上划时代的著述。原书没有流传下来。现今可以看到的只是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韵》原书(传写本)的片断和一些增订本(见《切韵》音)。

唐韵》 这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唐代孙勉作,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之后。因为它定名为《唐韵》,曾献给朝廷,所以虽是私人著述,却带有官书性质,比起较它早出的王仁《刊谬补缺切韵》还更著名。

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

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佑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佑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同”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中原音韵》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真实记载了蒙元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没有了入声。《中原音韵》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周德清作,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由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

明朝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这种方法与编《中原音韵》一样;但何字归何韵,却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

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如今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圣谕广训

雍正年间,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

雅者,得体、得度、得当是也。雅言听感,跟乡音相似,细听起来文绉绉的。王安忆曾经到陕西一带听取乡音,言到,“这话好听,是北音,可却柔极了,字与字之间,有舒缓的拖腔,用字又那么斯文。”

古人对语音相当考究,汉语的特点有八音,尖团音,做诗词有平仄,并最早使用切韵的方法记录语音。

八音是汉语的主要特征,汉语的声调是全世界各种语言所比较特殊的。 虽然,韩国、日本的语言也都有汉语的词汇,但是这些语言都没有声调。

八音取法于《周易》八卦。八音分阴阳,而阴阳再分“平上去入”四声。就是“阳平”,“阳上”,“阳去”,“阳入”,“阴平”,“阴上”,“阴去”,“阴入”。

八音听感大致如下:“平声平道莫低昂”即声音响亮而舒长;“上声高呼猛烈强”指上扬而重浊;“去声分明哀远道”是指声音轻尖而尾长;“入声短促急收藏”指声音极轻,并迅速收起。

尖音与团音在于发音是在舌尖,还是在舌面。舌根音g\k\h三音鄂化而成的所谓“团音”。

自从有汉字,就分“尖团音”,“尖音字”和“团音字”在1932年以前的有史以来的中国字典上一直是泾渭分明、严格区分、丝毫不混,直音字典是这样,切音字典也是这样。自东汉用反切注音以来,尖音属于精系(声母为zi ci si),团音属于见系(声母为ji qi xi),历经一千八百年,历朝历代的法定字书都是这样。

从尖音翻案诗序,可以明确分辨尖音和团音的区别:

“酒本不读九,箭也不读剑,酒箭属尖音①,九剑属于团②。尖团音有别,声母是关键;舌尖z c s ,齐摄拼为尖,舌面j q x,音节皆为团。”

反切注音方法

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

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

所谓平仄,是对汉字声调的分类,它把汉字的四和声调分为平声和仄声。阴平阳平(即一、二声)合为一类,叫作平声;上声去声分为一类(即三、四声)合为一类,叫作仄声。

平仄的规律分为相对和交替,具体的例子有:

海酿千钟酒(仄仄平平仄)

山栽万仞葱(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例:江山无限秀

仄仄仄平平 祖国万年春(国依古声为仄)

雅言的科学性和古朴典雅,各国均主动学习雅言为荣。

世宗国王与“训民正音

朝鲜半岛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是一个只有本民族语言却无民族文字的国家。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后来又采用汉字的音和意来记录朝鲜语,即“吏读文”。但由于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能够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多是贵族阶层,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而且结合汉字创制的“吏读文”有些也不适合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因而有时很难准确地标记朝鲜语言。因此当时人们非常希望能有一种既适合朝鲜语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又容易学会的文字。从统治阶级来看,为了便于老百姓贯彻自己的统治政策,也有必要发明一种易于人民掌握的表音文字。就这样在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的积极倡导下,由郑麟趾申叔舟崔恒成三问等一批优秀学者,在多年研究朝鲜语的音韵和一些外国文字的基础上,于1444年创制了由28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这期间朝鲜学者曾几十次前来中国明朝进行关于音律学的研究。1446年朝鲜正式公布了创制的朝鲜文字,称为“训民正音”,意思是教百姓以正确字音。新文字发明后,世宗国王提倡在公文和个人书信中使用“训民正音”,并责令用“训民正音”创作《龙飞御天歌》。他还将“训民正音”作为录用官吏的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并在钱币上刻印了“训民正音”。“训民正音”的创制为朝鲜语书面语的发展以及朝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朝鲜时代的帝王们深深地了解语言环境的重要性,为了使朝鲜的汉学教员能够学到纯正、地道的汉语,曾多次向明朝申请派遣留学生。被明政府否定后,他们只好以其他方式“曲线留学”。一方面以使团成员的方式将汉学生徒混于其中,令其熟悉语言环境,掌握鲜活的语言;另一方面,又以民间的方式向辽东大量派遣留学人员。据《世宗实录》卷六十二载:“以入学选拣子弟二十人,并令仍会司译院,讲习汉文汉语,每于使臣赴京,以从事官差送,从之。”(十五年十二月壬戌)又据《世宗实录》载:“承文院吏文生徒,依讲肄官例,辽东入送,传习汉音。”(卷八十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汉学教育的科学性,朝鲜李朝特别设立了质正官制度,所谓“质正”就是请专家解难释惑,审定修改。承担质正官重任的多为朝鲜李朝资深的汉学专家,他们所质正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既有韵书,也有吏文,还有教材等。“佥知承文院事李边、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质问直解小学如辽东?”

日本很早就对中国文化进行学习,有古吴音,汉音,唐宋音等语音

吴音:吴音是日本最早的汉字音读法。主要是日本奈良时代以前的遣隋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遣留学中国南朝、隋朝的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和尚),他们所带回日本的佛教经典或古籍的读音。所以日本古典著作的《古事记》(太安万侣oono-yasumaru,おおのやすまろ,包括神话、传说、歌谣等、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统一缘由之记载。712年,现存日本最古的史书)、《万叶集》(日本最古诗集、20卷、4500首、759年)等都是以“吴音”去念的。这些读音流传到至今的主要有佛教经典或中医术语里的读音。

汉音:随着吴音之后,日本又盛行了一种所谓汉音的读法。这些读法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或留学生,模仿9到10世纪的长安地区的发音而形成的。这些遣唐使认为他们所带回来的发音才是真正的发音,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发音区别,就把这时代的读音叫做“汉音”。《日本书记》(舍人亲王,toneri- shinnou,とねりしんのう,720年、最古的敕撰,奉朝廷之命而撰写的正史、以修饰词很多的汉文书写的)就是以汉音书写的。日语汉字的发音大部分都是以“汉音”念的。

唐宋音:唐宋音是大约在中国的宋、元、明朝时,即相当于日本的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的僧侣,商人,与中国交易,他们所带回来的食物、器物等的读音就叫做“唐宋音”。本来那时的音,都是当时中国宋朝,元朝的发音,应该称为“宋元音”,但因为那之前的唐朝文明昌盛,所以即使那时已经是宋朝,元朝,日本人仍然称之为“唐宋音”。具体的例子,如吃的东西“馄饨”叫做“udon,うどん”,金子叫做“kinsu,きんす”,缎子叫做“ donsu,どんす”,椅子叫做“yisu,いす”,蒲团叫做“futon,ふとん”,暖帘叫做“ noren,のれん”。

常常有同胞谈及日语和吴语,粤语,闽语的相似之处。有时候,某些人还发出上海话广东话福建话真像日语的感慨。其实,应该说日语像吴语,像粤语,像闽语。

历史上的外族统治和移民运动,是形成方言岛的直接原因。

由于外族统治的原因,汉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大大小小的方言岛现象。其中有粤语、闽南语等最为著名。这些方言都是中原汉族南迁且处于较封闭的地理位置而保存下来的古代汉族官语。

在众多的语言山岳之中,汉语无疑是最巍峨博大的一座。汉语的魅力源于象形文字的结构特点。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以笔画的纵横交错形成一定的形态结构,并具有象征功能,能够反映事物的存在、变化和人的思想情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象征是一种介于像和不像之间的矛盾状态,象征不同于绘画,不服从透视的原则,但象征又表达了事物的某些特征,人的感观通过对特征的识别而达到了对事物本身的认知。这样的象征功能曾经被刻在甲骨上,被铸在青铜器上,被写在竹简和宣纸上,直到今天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千百年来,汉字的形态、读音和含义一直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那是祖先发出的声音,不是死去的标本,而是活着的生命。5000年来始终活着,它构成了我们源远流长的博大精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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