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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陈亮(1143年10月16日1194年),原名汝能,字同甫,号龙川,学者称为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陈亮“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宋孝宗时,被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淳熙五年(1178年),诣阙上书论国事。后曾两次被诬入狱。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状元及第,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及至官而逝,年五十二。宋理宗时,追谥“文毅”。

陈亮所作政论气势纵横,词作风格豪迈,有《龙川文集》、《龙川词》传世。

宋高宗绍兴十三年九月七日(1143年10月16日),陈亮出生于婺州永康前黄龙窟一个没落的士人家庭。 他在身叙中说:“陈氏以财豪于乡,旧矣,首五世而子孙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陈氏在其祖父代,家境富裕,人丁兴旺。“当时聚会,动则数百人”,“其后数年,死生困顿,何所不有”,从此便没落下来。陈亮的曾祖父陈知元宋徽宗宣和(1119年1125年)年间“以武弁赴京守御”,随大将刘元庆死于抗金战斗之中。他的祖父陈益“明敏有胆决”,其父陈次尹刚成年即为全家生活而奔波。

陈亮的母亲十四岁时便生下了陈亮,所以对陈亮的哺养教育之责,主要由他的祖父、母承担。他们对陈亮期许颇重。陈亮后来回忆说:“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学,冀其必有立于斯世,而谓其必能魁多士也。……少则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父。”

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且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从青少年开始,就显示了他的聪颖精明、才华横溢和志量非凡。在十八岁时,他就考查了历代古人用兵成败的事迹,写出了《酌古论》二十篇,讨论了十九位历史人物。当时的婺州郡守周葵看了这部书,对他十分赏识,赞誉为“他日国士也”,并“请为上客”。然而,周葵期望把这位有希望的青年纳入道德性命之学的轨范中去。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周葵任参知政事,聘陈亮为其幕宾,“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周葵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但陈亮对此不感兴趣,他后来说:“绍兴辛已、壬午之间,余以极论兵事,为一时明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陈亮虽然对道德性命之学有所了解,但他却认为,那种空谈心性的道德性命之学无补于实际,更不能解决抗金统一事业,所以没有按照周葵为他设计的道路去实行,而是继续研究前人的历史,并且又撰著了《英豪录》和《中兴遗传》两部著作,冀图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中兴复国的借鉴。

乾道四年(1168年),二十四岁的陈亮“首贡于乡,旋入太学”。次年,朝廷与金人媾和,“天下欣然,幸得苏息”,唯独陈亮认为不可,他以布衣身分,连上五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五论》。朝廷置之不理,陈亮回乡教书讲学,“学者多归之”。陈亮在青壮年时期,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得中。他说:“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于我,则虽仕何为。” 他出于一个爱国者的责任感,又于淳熙五年(1178年)连续三次上书,慷慨激昂地批判了自秦桧以来朝廷苟安东南一隅的国策和儒生、学士拱手端坐空言性命的不良风气,感动了孝宗,孝宗“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诏令上殿,将擢用之”,但被陈亮拒绝。这是因为孝宗的宠幸大臣曾觌想掠美皇恩,抢在孝宗召见之前见陈亮,拢络陈亮以扩展个人势力,此事为陈亮所知,因而 “逾垣而逃”。由于奏疏直言不讳,遭到了当政者的忌恨。回乡之后,就有人向刑部控告了他,刑部侍郎何澹素日忌恨陈亮,以“言涉犯上”之罪,逮捕了他,并施以酷刑,“笞亮无完肤”。此事孝宗得知,下诏免死。陈亮回乡后,又发生了家僮杀人的事,被仇家控告为陈亮所指使,陈亮之父被囚于州狱,本人被下大理狱。这次蒙难,因丞相王淮和好友辛弃疾等人的营救,又得免死,回家后的三年中,同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的交锋。

经过两次下狱摧残以及长期的排挤打击,陈亮并未对恢复中原之志有所改变。淳熙十五年(1188年),亲自到建康(南京)京口(镇江)观察地形,作词《念奴娇登多景楼》,对建康京口一带描写道:“一水横陈,连罔三两,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主张不要把长江天险仅仅当做是隔断南疆北界的门户,而要把它作为北伐中原,恢复失地的跳板,长驱直入,不须反顾。并且再次上疏,建议孝宗“由太子监军,驻节建康,以示天下锐意恢复”。这时正遇孝宗决定内禅,奏疏未予上报,此次上书不但未到孝宗皇帝之手,反而因其内容指陈时弊,触怒了许多官僚,“繇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当路欲置我于死地”。陈亮回乡后,一次参加乡人宴会,主人在陈亮汤羹中放了胡椒末,同座的人回家后猝死,他的家人诬告是陈亮下毒谋害, 陈亮因此再吃官司,下了大理寺狱。后因少卿郑汝谐宋光宗面前求情,才免于死。这次下狱,从表面上看属于刑事案件,实际在其背后隐藏着政治原因。陈亮出狱后说:“亮滥膺无须之祸,初欲以人残其命,后欲以受赂残其躯,拒狱反端,搜寻竟不得一笔之罪……可谓吹毛求疵之极矣。”

陈亮竭忧于国事,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尽瘁忧梦,在多次上书中,向朝廷提出了很多好建议,虽也曾得到孝宗的赏识,但终未被任用。直到绍熙四年(1193年),陈亮五十一岁时,他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中了状元。他在给宋光宗的谢恩诗中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又在《告祖考文》中说:“亲不能报,报君勿替。七十年间,大责有归,非毕大事,心实耻之。”

状元及第后,陈亮被授职签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但因长期“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高”,最终于绍熙五年(1194年)的一天夜里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二岁。后来,经吏部侍郎叶适请求,朝廷特授陈亮一子为官。

陈亮死后,好友辛弃疾作《祭陈同父文》纪念他。 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叶适撰《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

嘉熙二年(1238年)七月,宋理宗追赠陈亮为中大夫赐谥“文毅”,从祀庠庙。

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苟合偏安,痛斥宰相,倡言恢复,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的政论、史论,如《上孝宗皇帝书》《中兴五论》《酌古论》等,提出“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无不以功利为依归。其哲学论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他提倡“实事实功”,有益于国计民生,并斥责理学家空谈心性,讥讽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还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所作文章,说理透辟,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陈亮词作现存74首。他的爱国词作能结合政治议论,自抒胸臆,曾自言其词作“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如《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念奴娇登多景楼》:“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以及《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等,可见其爱国愤世之情,慷慨激烈,气势磅礴。词风与辛弃疾相近似。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

陈亮作词,曾自述:“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所作除爱国豪壮之词外,亦有艳丽、闲适、应酬和投赠、祝寿之作,其中如《水龙吟》“闹花深处层楼”、《虞美人》“东风荡扬轻云缕”等,颇为清幽闲淡,疏宕有致。然而他的应酬、祝寿之词则大都无甚新意,但“不作一妖语、媚语”(毛晋《龙川词跋》)。

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陈亮的长子陈沆把陈亮的著作编为《龙川文集》四十卷,并请叶适作序。嘉定七年(1214年),婺州郡守丘寿隽将陈沆编订的四十卷本《龙川文集》刊刻行世。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龙川集》40卷,今不见传本。后有成化龙川书院刻本30卷,明嘉靖史朝富刻本,明万历王世德刻本26卷,明崇祯邹质士刻本30卷,康熙刻本30卷,清道光陈坡刻本30卷,清同治胡凤丹刻本30卷,清同治应宝时刻本30卷。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陈亮集》(上下册)。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是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本子。

《直斋书录解题》还著录陈亮《外集》即词集4卷,今亦不传。现存陈亮词作,有明《唐宋名贤百家词》、明毛晋汲古阁本。清代《四库全书》《续金华丛书》《四部备要》均用汲古阁本。《全宋词》用毛刻本并据明钞本校正,又加辑补。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的《龙川词校笺》。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姜书阁笺注的《陈亮龙川词笺注》,是目前为止收录陈亮词最多,注释最精的本子。

自赞: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谩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视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叶适:志复君之雠,大义也;欲挈诸夏、合南北,大虑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丧壮老二其守,大节也;春秋战国之材,无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陈亮、平阳王自中。……今同甫书具有芒彩烂然,透出纸外,学士争诵,惟恐后则既传而信矣。

方孝孺:士大夫厌厌无气,有言责者不敢吐一词,况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为狂,则以为妄。

孙承恩:经济大志,恢复雄图。慷慨谈兵,气激懦夫。道兼王霸,论杂义利。要之圣门,异乎不异。

黄百家: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

全祖望: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

纪昀等:亮与朱子友善,故构陷唐仲友於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气雄毅,有志事功,持论乃与朱子相左。……足见其负气傲睨,虽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尝委曲附和矣。今观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为多。其才辨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赵括、马谡狂躁偾辕。但就其文而论,则所谓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者,殆非尽妄。与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终爱重其人,知当时必有取也。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

先是,亮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 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

又上书曰:

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

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余,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康之计,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陛下试一听臣,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材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时光宗不朝重华宫,群臣更进迭谏,皆不听,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归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对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贵,泽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闻者悲伤其意。然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后,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谥文毅,更与一子官。

当乾道中,首上书:“请迁都金陵,以系中原之望。凡钱塘一切浮靡之习,尽洗清之。君臣上下作朴实工夫,以恢复为重。若安于海隅,使士大夫溺湖山歌舞之娱,非一祖八宗所望于今日。况有大纲大领,又非纸笔所能尽。宜谕宰臣,呼臣至都堂,应所以问。”

又与宰相虞允文书:“故相张魏公薨已数年,老将在淮上唯李显忠,又多疾;在关西唯吴拱,又地远;自余文臣诸子等,是肉食可鄙之流;禁卫诸军等,是海鲜啖饱之辈。公忠贯日月,采石之勋已著,而规恢之任在公一身,若迁延岁月而不是究是图,何以系中原士民之望?何以雪祖宗二百年之辱?何以副主上宵旰之托?当丞相有可治之时而不能为,则后之人子安能为此哉!”上谕允文曰:“陈亮屡上书,卿[可]呼至都堂,问大纲领为何如。”允文召亮问,则曰:“先罢科举百余年,朝廷内外,专以厉兵秣马为务,以实心实意行实事,庶几良机至而可为。秀才徒能多言,无补于事。”允文壮其言。而参政梁克家由(伦)〔抡〕魁进,不谓然。翌朝,上问,允文未及奏,克家遽言:“不过秀才说[话]耳!”上默然。

后允文罢政,宣(威)〔抚四川〕,累欲表亮以舍法特补官入幕府,亮对众辞焉,曰:“候丞相进取中原,亮赴廷对,为汴京状首!”允文击节再三。

淳熙戊戌,亮又上书曰:“自故相虞允文再抚西师,风饕雪虐,经理兵事,不幸而薨于汉中。相曾怀,怀以理财进;相叶衡,衡以诞谩进;相史浩,浩主和议犹若也;相赵雄,[雄]能如虞允文以恢复为念否?”

雄罢,王淮为丞相,亮上书指淮委靡不堪用。淮与亮为同郡,而恶其讥己,会亮在佛寺与一二士友醉饮,中作君臣问答礼,剧谈无所禁忌,其实酩酊中作戏耳。飞语闻,送诏狱,凡数月,[大]理寺官言:“秀才醉中语,实无他也。”上曰:“亮每上书甚忠,况是醉中语,置之可也。”亮得脱,而忠愤不渝。

光宗登极,亲友勉之付廷对,绍熙四年始就,天子亲擢为第一。上知亮名旧矣,一见亮,甚悦,朝野庆得人。

先生讳亮,字同甫,别号龙川。婺州之永康人也。始自舜之后曰满者,佐周有功,周以元女大姬配之,而封于陈,子孙因氏焉。后自汉之太邱长曰实者孙讳逵始渡江而来。其后中微。有曰霸先者,初为吴兴太守,复拜丞相,封为陈国公,梁主加以九锡,寻进爵为王,代梁为帝,在位三年而崩。传位于侄名者。后安成王宣帝名顼嗣位,幸婺州而崩,葬于永康之义和乡,墓号厚陵。其后世变,或显或微,迁徙不一。惟先生之八世祖讳通者与其子讳隆居陵旁奉祀,所有谱系甚详。

先生之大父讳益字进之者,自绍兴乙卯岁与其子讳次尹字养任者,由前黄而徙龙窟。居九年,忽梦有状元童汝能者来,以为此吾孙也。明日先生诞。少名为汝能,字同甫,生而资禀劲敏,才气超迈。年十八九时,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善谈兵,尝考古人用兵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奇之,请为上客。及葵执政,朝士白事,必令揖见,因得交一时豪杰,尽其议论。乃授以《大学》《中庸》,曰:“读此可以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又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于是从游五峰胡宏、屏山刘子之门,力学著书,得伊、洛之正。会友张、吕祖谦,辅翼朱熹,共究遗经,探知渊源。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

乾道四年戊子,易名曰亮,而字则不改,首贡于乡,入太学应试。隆兴初,与金约和,天下翕然,先生独持不可,上《中兴五论》,劝帝恢复中原。不报。已而退修于家,贤士多归之,隐居著述十年。

至淳熙戊戌春正月丁巳日,复谒阙上书,极言时事,谓钱塘之地下于西湖,非驻跸之所。数千言,劝帝移都建康,渐图恢复。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惊异累日,以为绝出。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以定大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先生耻之,逾垣而避。觌不悦,大臣近习亦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及有旨都堂省察,命宰以上旨问所欲言,悻悻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余日,再上书尤恺切。上欲官之,先生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归。

探讨考亭之遗书,玩释圣贤之奥义。鞠躬尽力,明辨覃思。其穷理尽性之功,稔其乐天知命之趣。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朱子尝谓:“同甫之学,譬之澄湖不波,一泻千里,而沛然之气自不可御也。”

惜乎其时与文违!甲辰之春,当路主于治道学,指为伪学之党。尝饮醉言,涉不敬,或告刑部侍郎何澹,澹亦被其慢语。既缴状以闻,事下大理寺,笞掠无完肤,诬服不轨。孝宗怜其无妄,遂得免罪。后何澹又诬以药杀人及僮仆杀人之事,再下大理狱,遭疫几死。丞相王淮知上欲生亮,得免而回。为一小盗因其祸患之余,要而欲杀之于路,幸而得免。

归则坚志恪守,益力群书。又十年,至戊申再谒阙上书,力赞恢复,又不报。是时年已四十六矣!而杜门之计始决。

龙川之上,有宅一区,然于水竹之间。山未为甚深,林未为甚密,于中营竖二堂,一曰“独松”,一曰“赤水”;构四室,曰“燕座”、曰“抱膝”、曰“小憩”、曰“恕斋”;凿二池,置桥屋于下,名曰“旃斋”;立三亭,曰“隐见”、曰“临野”、曰“观稼”。赎祖业,筑园圃、建书院于其中。会集群贤,讲论正学。好学之士,次第汲引,而愿执经讲学者纷纷,请问者未尝不竭尽无余而与之言。兀兀穷年,嚣嚣然若将终老而无憾焉。

孝宗不豫,令遣使简召。又上书言恢复大计,亦不报。及光宗即位,禁道学之讥。于绍熙癸丑春,太学以先生乡贡名次送礼部,累举进士,后中博学宏词科。五月廷试,入对称旨,嘉其渊源,御笔擢为第一。时中都官待次者例补外除,授新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未几,规模当定,方略当审,帅幕大治,力主恢复。吏部尚书赵汝愚请于朝,诰封其妻何氏为宜人。奈何天不福宋,丞相韩胄欲主和偷安,为其所妒,遣使驰贺,夜饮,回舍忽然暴卒。呜呼!痛哉!先生前为佞觌奸澹所妒,阻滞既久,时方重任,又为胄所害,使其大志莫伸,饮恨而没,盖宋之否运使然也。

年五十有五,实丁巳三月廿六日也。其生也,绍兴癸亥九月初七日申时。娶义乌官塘何恪茂恭兄何恢茂宏次女曰淑真,生五子,长曰沆,次曰沦,(曰三)〔三曰〕沃,四曰涣,五曰涵;二女,曰缪、缯,适同里邑庠生朱润、吴合。往迎柩归,殡于庆元丙辰十二月十七日。遵奉遗训,附葬于县之西南四十五里义和乡新康里卧龙山之下。老友左选郎国子司业龙泉叶适正则铭其墓曰:“祖居其中,父左子右,不卒壮图,以昌其后。”何氏生于绍兴甲子七月十五日,卒于嘉定丙子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孙男五人,曰栋、曰桂、曰林、曰梧、曰材。曰林者,其父曰涣,籍居义乌西门绣湖之滨,登嘉定庚辰刘渭榜进士,见任都昌县尹。孙女六人,长适本邑张,次适太平吕世杰,三适东阳蔡塘蔡仲麟,四适东阳南尚胡胡廷芝,五适本邑赵希贤,六适缙云胡仲能。

先生所著,有《经书发题》《春传说》《皇朝鉴成箴》《名臣言行录》《酌古论》《应梦稿》,文集四十卷行于世。学者称为龙川先生,迄今理宗上宾。

嗣圣践祚,兴崇正学,表章先儒。左丞相乔行简以先生之学术资治之功、刚大高明之操请谥公于朝,以彰褒宠而淑斯文。于嘉熙二年戊戌五月赠谥曰“文毅”,于淳初从祀于邑庠之庙庭。荫其一孙曰栋者入庠奉祀,寻入太学,年逾五旬未官而卒。惜哉!

润也少尝从游于先生之门,被知于先生甚久,受教于先生甚深,乃敢具先生之行而书于赤水堂之集录后,以垂不朽。异时谱入于儒林,立传于信史,惟太史氏采择焉。

赐进士第宣教郎朝议大夫前翰林院侍讲致仕门生

九十八翁松溪孙德润百拜谨状

(据民国戊子续修《绣川陈氏宗谱》卷三十八“形状类”《龙川先生形状》移录,李壮点校。)

陈同甫名亮,号龙川。始闻辛稼轩名,访之。过小桥,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斩马首,推马仆地,徒步而进。稼轩适倚楼望见之,大惊,遣人询之,则已及门,遂订交。

稼轩帅淮时,同甫访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酒酣,稼轩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并北者如此,北之可并南者如此,且言钱唐非帝王居,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于斋,同甫夜思稼轩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误,将杀我以灭口,遂盗其骏马而逃。月余,致书稼轩,假十万缗以纾困,稼轩如数与之。([宋]赵《养疴漫笔》,《呓集》同)

龙川陈同甫,天下士也。尝视钱唐,喟然而叹曰:“城可灌尔。”奏书孝宗,请移都建康,且建行宫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韪其议,使宰相王淮召至都省问下手处。陈与考亭游,王素不喜考亭,并陈而嫉之。翌日,上问陈所言,对曰:“秀才说话耳!”遂不复召见。([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吕东莱居婺,以讲学倡诸儒,四方翕然归之。陈同甫负才颉颃其间,以兄事之。尝于丈席间,时发警论,东莱不谓然。既而东莱卒,同甫以文祭之,朱晦翁见之,大不契意,遗婺人书曰:“诸君子聚头磕额,理会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论!”同甫闻之不乐。他日上孝宗书曰:“今世之仁士,自谓得诚意正心之学者,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扬眉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盖微以讽晦翁而使之闻之,晦翁亦不讶也。([宋]岳珂《史》)

龙川陈亮,居里落拓,与邑之狂生甲,命妓饮于萧氏,目妓为妃。旁有客乙,欲陷陈罪,则谓甲曰:“既册妃矣,孰为相?”甲曰:“陈亮为相。”乙曰:“何以处我?”曰:“尔为右相。吾用二相,大事济矣。”乙遂请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讫,降阶拜,甲穆然端委而已。妃遂捧觞歌《降黄龙》为寿,妃与二相俱以次呼万岁。盖戏也。先是亮试南宫,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遍语朝之故旧曰:“亮老矣,反为小子所辱。”澹闻而衔之,未有间,时为吏部侍郎,乙探知其事,亟走刑部上首状,澹即缴状,事下廷尉,笞亮无全肤,诬服为不轨。案具,孝宗闻之,固知为亮,阴遣左右往永嘉,廉知其实。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以御笔画其牍于地,亮与甲俱掉臂出狱。未几,亮又以家僮杀人,仇家置亮父于州圄,又属中执法,论亮情重下廷尉。时王丞相淮知上意欲活亮,稼轩辛公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时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斋陈氏,俱与亮交,莫有救亮迹。亮与辛书,有“君举吾兄,正则吾弟,竟成空言”云。([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陈龙川自大理狱出,赴省试。试出,过陈止斋,举第一场书义破,止斋曰:“又休了。”举第二场《勉强行道大有功论》破云:“天下岂有道外之功哉?”止斋笑曰:“出门便见‘哉’,然此句却有理。”又第三场策起云:“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斋曰:“此番得了!”既而果中选。([宋]吴子良《林下偶谈》)

时诸贤以光皇久阙问安,更进迭谏。亮独于末篇有“岂在一月四朝为礼”之说,光皇以为善处父子之间,亲擢第一。([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水心少与龙川游,龙川才高而学未粹,气豪而心未平。水心不以为然也,作抱膝轩诗,镌诮规宜。是时水心初起,龙川已有盛名。龙川虽不乐,亦不怒,垂死犹托铭于水心曰:“铭或不信,吾当虚空间与子辨。”([宋]吴子良《林下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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