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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翟

阳翟(yáng dí),中国古代地名。在今河南禹州,为史记记载中夏启的都城,夏启曾经在此会盟诸侯进行钧台之享。阳翟也曾为战国时期韩国的都城。

《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史记注解》: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括地志》云:“阳翟,洛州县也。《史记-正义》曰:洛州阳翟县是,韩王信之都。

阳翟,即今河南省禹州市。传说为夏王大禹之都。《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下班固自注:「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帝王世纪》载:「禹受封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县是也」。《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在阳翟」。《水经.颍水注》:「颍水自竭东迳阳翟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

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北方翟人(亦称狄人)入据栎地,因其地在嵩山之阳,改称阳翟(音狄)。周威烈王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韩景侯将 韩国国都自平阳迁至阳翟。公元前375年,韩国攻灭郑国,遂将国都迁新郑。仅 五年,即公元前370年,韩懿侯便将国都城重又迁回阳翟。此后历秦、汉、三国 、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等二千余年,禹州称阳翟不变。所以,许多 文献史籍在记述历史事件及地地域时,习惯将上古时期尚无阳翟名称的夏、夏邑、历地、栎邑等统称为“阳翟”,比如“禹都阳翟”,其实应为“禹都夏邑 ”。

尧舜时期,禹州称夏,是夏部族聚居与活动的中心。大禹为夏部族首领, 是黄帝的玄孙。禹州就是因为大禹初封于此,故称“大禹之州”。后因夏王朝创立并建都于此,又称“夏都”或“华夏第一都。”禹在夏都(今禹州市)执政八年,号令全国实行统一的历法,俗称“夏历”,也叫“农历”。

钧台也叫夏台,原在禹州城南,距城十里。《水经注》载,在三峰山东南 ,大陵之西,陵上有“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有隅水东南 流,经陵下,积为坡,坡方十里,称钧台坡。一说,钧台在“颍川城郭之阴”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和“国宴”的地方,也是夏桀囚禁商 汤的地方。后商汤强盛,联合各诸侯国攻夏,缚住夏桀,放逐于现巢亭山(今 安徽境)。三年后,夏桀忧愤而死,商汤便建都于亳(bo薄,河南商丘东南) ,但仍封禹之后代于夏亭。夏亭旧址在今禹州市鸿畅镇夏寺村。后又将诸侯历封于夏地,所以商末和西周初期,禹州一度称“历”地,或“栎”地。

明朝洪武年间,因禹州有“钧台”故,改阳翟为钧州。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避明神宗朱翊钧的“钧”字,改钧州为禹州。

阳翟之称其本义何在?对此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古代“翟”与“狄”通。早在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北方狄人入侵并占领了栎邑,因此地处于嵩山之阳,故称阳翟。但考诸史籍,孔子修《春秋》,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他们所处的时代距狄人占领栎邑晚得多,但在《左传》中则一直称此地为栎邑,并无阳翟之称,可见,终春秋之世此地一直称栎邑。何况周王朝尽管当时已经衰微,但齐桓公却正在称霸。齐桓公在大政治家管仲的辅佐下,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率领中原各诸侯国,多次击败戎狄的侵入,有力地维护了当时政体下的国家统一。孔子曾由衷地赞叹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即如果没有管仲,中国可能会成为戎狄的殖民地,中国人可能要沦为亡国奴,像西北游牧民族一样“披发”、“左衽”。正是由于齐桓公,由于管仲,所以戎狄尽管曾经侵入内地,但并不曾长期在中原驻足。即使有少数狄人留居此地,但也决不会成为此地居民的主体,以致于影响此地的地名变更。

登封有阳城,也正是由于处在嵩山之阳而得名。与阳城相比,禹州城的方位并非正好在嵩山之阳,且距嵩山远得多。由此可见,阳翟之阳也并非就是嵩阳的阳。

因此,我们要了解“阳翟”这一地名最初的本义,不妨先将二字拆开。“阳”字,其本义指太阳;引伸意义,依地理方位而言,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反之为阴。至于“翟”字的本义,是指长尾的山雉。推而广之,所有事物皆有其阴阳两面,故《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其明显的一面便称之阳,如上述之山南水北,受阳光之照,呈鲜明之状,故称为阳。再进一步引伸,事物之鲜明亮丽者,皆可以阳状之。故《诗经》云:“载玄载黄,我朱孔阳。”这其中的“阳”字便是鲜明亮丽之意。根据《辞源》中所列,还有其他解释,因与本文无关,略之。由此,我们初步可以断定,古人称此地为阳翟,是因为当时此地多有山雉,鲜明亮丽之故也。

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古人关于地名之称谓,最初多与当时当地的地理事物相关。或以山名之,或以水名之,或以方位名之,或以物产名之。如颍川郡,乃以颍水而得名;河南省,乃以其方位在黄河之南而得名。河南古称豫州,乃以此地上古之时多有大象而得名;禹州古称栎邑,乃以其多栎林而得名……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各地之历史积淀日益深厚,于是以历史文化特征而命名的现象亦日渐增多。如登封以古代帝王屡次登上中岳嵩山,举行封禅大典而得名;许昌则以其曾为许国故地而得名。

禹州之地,属暖温带气候,温和宜人。其地形有山区、丘陵、平原,且各占三分之一。更有颍水穿境而过,颍水之大小支流遍布全境,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使禹州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尤以此地曾为夏禹之故都,有钧台古迹之遗存而著闻,故后来又改称钧州、禹州。纵观禹州地名之沿革,正是经历了由地理特征到历史特征这样一个漫长过程。

再回到前边的话题,禹州之称翟,乃因其当时山雉之多,鲜明亮丽之故也。据传说,正由于山雉的鲜明亮丽,远胜于其他鸟类,山雉也很为此而自豪,常常站在河边,翔舞于河面,将自己美丽的身影倒映在水中,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鸣得意。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秋浦歌》中,为了夸张地写出秋浦锦驼鸟之美丽,于是以山雉作为映衬写道:“山鸡羞绿水,不敢照毛衣。”正是由于山鸡的这种美丽,使中国的上古先民由此而展开想象,创造出凤凰这一美丽的形象。因为这种创造源于现实又而高于现实,所以凤凰的形体更大,尾巴更长,羽毛也更亮丽,但其形状与山雉极其相仿。

地质考古也证明,上古时期的河南地区,当时尚属热带气候,广为分布有大象、水牛、竹子等热带动植物。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当年的韩景侯率部下来到此地,欣赏着郁郁葱葱的原始热带雨林,处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更见山雉成群,遍地飞动奔走,色彩斑斓缤纷,眩人眼目,呈绝妙之景观。于是,他便流连不已,不禁连声赞叹:“阳哉翟也,阳哉翟也!”(多么亮丽的山鸡,多么亮丽的山鸡啊!)随从的文武大臣也都连声附和着:“阳哉翟也!”“阳哉翟也!”于是,此地便被称为“阳翟”。此地的原住民对山雉也司空见惯,并无新鲜之感。可是对于初来乍到的韩景侯而言,这亮丽而鲜明的山雉,给人们的新鲜感受太强烈了,无怪乎他们要称此地为“阳翟”。这虽为揣测之辞,但今天我们从“阳翟”之字义,联系当时之史实背景,以及地名之沿革过程,则应该是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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