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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

邹鲁(18851954),原名邹澄生,广东省大埔县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

1908年,邹鲁与朱执信策划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邹鲁与朱执信陈炯明胡汉民于广州起义。1914年,孙中山反袁,组织中华革命党,创办《民国杂志》,邹鲁任民国杂志之编辑进行反袁世凯斗争,并撰写《袁世凯之对内政策》等文章。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邹鲁等人任总统特派员,准备计划讨陈。1923年,孙中山电胡汉民、邹鲁等五人暂行总统府职权,邹鲁出任财政厅长,其间被誉为理财总舵手。

1924年,邹鲁任国立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同年,邹鲁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执委委员、青年部长、常委。1925年11月,参与发起西山会议,后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被开除。

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党,邹鲁退出政坛、出游欧美,撰写《中国国民党党史》。1929年,中国军阀割据,邹鲁自日本归国。

1930年,邹鲁回到广州,张学良支持蒋介石,出兵入京调解军阀间的矛论。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借机拉拢邹鲁,反遭到邹鲁驳斥。1946年,任监察委员

1949年,参加广州召开之非常会议,离开大陆,经香港到达台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著《中国国民党党史》、《回顾录》、《教育与和平》、《邹鲁文集》、《邹鲁文存》。1954年在台湾病逝。

邹鲁(18851954),原名澄生,后改为鲁,字海滨,生于大埔老县城(茶阳镇)儒学里(埔中左侧)。邹鲁钝于记诵,敏于悟解。幼读私塾,19岁就读韩山书院,又转学广东法政学堂,后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有被瓜分之险。时有康、梁主张维新,孙中山主张革命。邹即认为惟有革命能救中国,于是,由吉隆坡华侨杨穆如介绍加入兴中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日本留学时转入同盟会。此后,便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光绪三十四年,与朱执信等密谋在广州起义。

宣统二年(1910),与倪映典等密谋在汕头发动新军起义。宣统三年,在广州会馆参与策动新军起义(即三月二十九日起义)。武昌起义时,邹驻香港筹备军械军需接应广东各江(东、西、北江)起义军。听说东江起义军与清军相持不下,即招募200人组成敢死队赶往支援。广东全省光复后,与姚雨平等组成广东北伐军(姚任司令,邹任兵站总监),联合江苏、浙江等省起义军击溃清廷大军,在金陵(南京)会合。民国元年(1912)任广东省官钱局总办,整顿财政,后辞职至北平任广东都督驻北平代表。民国二年春,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夏,孙中山发动第一次讨袁之役,他奉命协助广东陈炯明起兵援应长江一线各省。次年7月东渡日本,与胡汉民等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民国4年孙中山发动第二次讨袁之役,他回香港派罗侃亭等入汕头起兵声讨。民国6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之役,他奉命任潮梅军总司令,讨伐莫擎宇。民国9年秋,孙中山命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回师讨伐陆(荣廷)系叛军,他奉命在东江组成义勇军3万余,从侧背进击,复控制全省。于是,他被任命为两广盐运使。民国10年6月,为孙中山献策讨平广西陆荣廷部。民国11年冬,孙中山任他为大总统特派员,主持讨伐叛变的陈炯明。次年1月15日克复广州,时孙中山尚驻上海统筹全局,他受命与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孙中山返广东后,他被任为省财政厅长。民国13年1月,国民党改组,实行国共合作,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他由广东赶往北京签证了遗嘱。

民国14年11月12日,邹与国民党中央的一批执委在北平西山孙中山灵前举行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全委会(史称西山会议),通过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及共产党员李大钊、林祖涵、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的国民党党籍,取消政治委员会,树起反共的旗号。民国16年4月及5月,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合流,相继清党。5月,邹任当时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

民国20年(1931)“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土肥原到天津见邹,企图诱其驱逐控制平、津的张学良,更换东北首长。邹指斥说:“我国稍有知识的,也决不愿做傀儡出卖国家,何况我是个革命者?张学良是我国官吏,政府自有权任免,其行为、政治如何,都是我国内部的事,何必劳你异国过问?至于东北首长,更无需你拥护!”“九一八”事变后,他常以苞桑之危为忧。民国20年冬,国民党内部不团结,特别有西南政务委员会胡汉民等一批人主张抗日、反蒋、反共,因而在上海开和平会议,邹为广东代表之一。会后举行国民党第四届一中全会,邹被选任国民政府委员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以调和西南与国民党中央的见解。

民国24年(1935)春,土肥原游说西南,见邹时表示愿借款及军械以共同防俄防共,怂恿西南抗拒中央。邹声称:“我反共最早而又最坚决不渝。如日本有诚意与中国合作防共防俄,应即还我东北,否则无合作可言。”土肥原无辞以对。不久,又居中斡旋,促使胡汉民与国民党中央合作,又促使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诸人出席国民党中央五届一中全会。会上,邹被推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国府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邹任常务委员。民国35年,在国民党把持下召开“国民大会”,以通过“宪法”。邹在大会前夕以交情拉拢民社党、青年党,使蒋介石的意志得以实现。民国37年5月“行宪”后,邹当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

民国38年(1949)4月,人民解放军攻陷南京,蒋介石闻邹已走香港,便命人为其谋寓所于台北,邹遂至台北。1950年,国民党改选,邹任中央评议委员。1953年春,邹右手及两足忽麻木不仁,至1954年2月8日七秩寿庆,以设宴酬酢过劳而脑溢血,13日戌时,卒于台北浦城街寓所,享年70,葬于天母山南面。

邹一生于文化教育贡献甚大。在韩山书院求学时,便与同乡张煊以四块鹰洋并得老师张竹士资助,创办乐群中学(埔中前身)。在省城读书时,又得老师丘逢甲(广东教育总会长)赞助,以120块光洋倡办潮州师范。民国13年(1924),受孙中山命任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国立广东大学(中大前身,邹奉命将高师、法政、农专合并而成)校长。民国21年冬,重任中山大学校长,使中大成为国内科系、设备最完备的学府,见重于国际。他在校内设广东通志馆,自兼馆长,聘温廷敬为志馆主任兼总纂,编纂成一部《广东通志》。其一生著作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中国国民党史稿》、《汉族客福史》、《环游廿九国记》、《旧游新感》、《教育与和平》等。

宣传革命

1905年加入兴中会尤烈主持的中和堂。同年得朋友资助,东游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广州后考入政法学堂,结识了朱执信老师及陈炯明等,参加了秘密革命活动。

1908年10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反清浪潮不断高涨。邹鲁与朱执信等人以为时机成熟,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因事泄,邹鲁暂避香港,不久旋回政法学堂就读。毕业后,受聘于粤商自治会执教。1910年2月,赴汕头发动新军配合广州起义。因广州新军突遭清将李准部袭击,邹鲁返广州奔走营救,被清巡抚列为缉捕对象。因得丘逢甲副议长庇护,才幸免于难。次年孙中山派胡汉民、黄兴等在香港设统筹部,准备发动广州起义,邹鲁受命在广州创办《民报》,宣传革命思想。他利用咨议局作掩护,在局内出版,分送到新军及防营中。後因温才生剌孚琦於谘议局前,该报作了报导和发表赞扬的评论而被查封。事後,当局要邹鲁以写“悔过书”为条件,准其复刊,但他断然拒绝。1911年l(月10日武昌起义後,邹鲁立即与朱执信、陈炯明、胡汉民等组缉广东起义响应。邹鲁留香港筹备兵器、军饷等军需财物,支援各路义军。11月陈明在惠州起义后与清军秦炳直部相持,邹鲁闻讯力促西、北两江民军起义响应,并组织敢死队两百人驰援,击溃清军。一举光复惠州、广州,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组织军政府。

讨袁护法

广东稳定后,孙中山先生组织北伐军,姚雨平为总司令,邹鲁随军北伐,为兵站总监,主管调拨陆海军的武器装备。在江浙、上海等地革命军民配合下,北伐军屡溃清军,攻克南京。经十七个省的起义代表协议,成立中华国,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

南北议和后,邹鲁便自请释兵,返回广州,被委任为广东省官钱局总办。为挽救金融危机,设钱庄,提高广东币值。翌年国会成立时,邹鲁当选为广东代表之一。国会期间,袁世凯企图以陈炯明取代胡汉民,制造分裂。又派人携款四十万元笼络邹鲁。邹鲁拒绝接受,劝来人不要拿国家钱财用于个人争权夺利。并在国会中提出宋教仁被杀案要用司法程序解决,“质问赵总理何以不依法赴质书”,起草“弹劾袁政府违法大借款案”等,被称为“捋虎须”议员。为此,邹鲁险遭逮捕。宋教仁组织的国民党出现分裂,孙中山先生于1914年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该党成立时要求党员对孙中山个人效忠),创办《民国杂志》,进行反袁斗争。邹鲁遵照孙中山指示,出任编辑,纂写《袁世凯之对内政策》等文章,揭露袁氏破坏约法,出卖国家利益的事实。不久,在西南各省支持下,孙中山准备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派邹鲁北上策划国会南迁。邹鲁得到众议院吴景濂王正廷正副议长支持,两百多议员到广州出席非常会议,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在组织护法战争中,邹鲁任潮梅军总司令,击败据东江之莫擎宇部。不久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反袁高潮,袁氏于反对他的怒潮中暴毙。国会重开。邹鲁在国会中提出“查办张勋案”、“十大质问书”,揭露段祺瑞政府失职、违法等情况。议会遭受暴徒袭击,邹鲁等被殴伤。国会被迫解散。邹鲁返粤参加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动员援闽粤军陈明回师广州,邹鲁亦联络民军配台,夺回广东控制权,成立国民政府。邹鲁任两广盐运使,掌管财源。

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上海,召邹鲁为人总统特派员,负责策划讨陈。经各方联络,召开滇粤桂三方“白马”会议,以大总统名义委任杨希闵滇军总司令、刘震寰桂军总司令,举兵讨陈,克广州。1923年初,孙中山电委胡汉民、邹鲁等五人全权暂代行大总统职权。后迎孙中山返广州,重建大总统府。邹鲁任财政厅长,被誉为“理财经纶手”1924 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邹鲁当选为中央执委委员、青年部长,后为常委。

开除党籍

国民党“一大”后实行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共产党人担任了一些部长、秘书等要职。但在教育经费等问题上,邹鲁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邹鲁以中国国民党中央三个常委之一的身份,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党)派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决议案,设立中央党部与广州的中央党部对立。1926年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永远开除邹鲁等的党籍。

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瞩!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孙文三月十一日补签

笔记者 汪精卫

证明者 宋子文邵元冲 戴恩赛

孙科吴敬恒何香凝

孔祥熙戴季陶 邹鲁

孙中山家事遗嘱,签明处也有邹鲁大名,全文如下:“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恢复党籍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始清党运动,7月,汪精卫亦公开反共,承认西山会议派人员的党籍,达成三派的联合,组成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由于意见分歧,邹鲁为避“党阀”之嫌,决定离开政坛,随即出游欧美各国,撰写《中国国民党党史》。

联俄抗日

1929年,济南惨案中东路事件相继发生,邹鲁从日本回国,沿途经朝鲜见受日军蹂躏后的亡国悲惨情景。回国后,见蒋、冯、阎为争夺地盘逐鹿中原,强敌当前置国家安危而不顾,邹鲁劝告张学良要 “中立守土,以防日人扩张”。后赴太原游说冯玉祥、阎锡山“化干戈为玉帛”,提出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蒋介石独裁问题。1930年8月,会议於北京召开期间,张学良支持蒋介石,以调解蒋、冯、阎之矛盾为藉口,出兵进驻北京。西南军界主张动武解决。邹鲁回广州,日本土肥原乘隙拉拢邹鲁,表示日本愿与西南军界合作,赞成武力消灭张学良,西南军界主持东北三省。邹鲁面质土肥原说:“张学良是中国官吏,政府自有权任免,其行为如何,政治如何,都是中国内部的事,何劳贵国过问?

“九一八”事变後,东北国土沦丧,全国各界掀起抗日高潮,西南各省军政要员提出抗日反蒋。蒋介石软禁胡汉民。邹鲁回广州宣传抗日反蒋。他认为蒋介石“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与冯、阎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邹鲁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和国府委员。10月,蒋介石逼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辞去军政各职,并派员南下广州谈判。邹鲁以为“蒋介石光明磊落”,劝说西南军政界要员“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并出席了上海和平会议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和党部常委。次年,接任中山大学校长。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国府委员。

由于国土不断沦陷,西南军界当局利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情绪,公开与蒋介石抗衡。土肥原再次来广州会见邹鲁,表示愿与中国共同防俄防共,但南京无诚意;故愿与西南方面合作,提供借款和军械。邹鲁对土肥原说:“如日本有诚意,则不应掠我东北。”土肥原未达目的,又派松井向邹鲁解释:东北事件是南京不与日本交涉,却联俄制日,所以有东北之。邹鲁力质松井,说明中国若联俄,日本不敢即来侵犯。中俄战争後,日本才来侵犯的。邹鲁出席世界大学会议时,留下一信给西南当局,说:“国难当前,应捐成见,服从中央决定,增强御侮力量。若假抗日之名,阴作颠覆中央之计,内战既开,兵连祸结,转为日人所乘,坐收渔人之利。” 许崇智叶楚伧赶至香港见邹鲁,邹鲁向他们提出:“全国各党各派值此国难当前,应放弃一切成见”;“消灭内战,以全力抗日”;“要唤起民众,使学、农、工、商、兵一致团结”,“凡助我抗日者皆认为朋友”的主张。南京沦陷後,邹鲁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派员赴俄联络,器用抗战将领”的意见。

移居台北

1946年,他当选为监察院委员,1949年7月,参加广州召开的“非常会议”,离会去香港,移居台北,后任中央评议委员。

执教乐群

他感到科举制度及教学方式误国误民,遂起办新学之念,回埔联络张龙云等人创办了乐群中学,并亲自执教。

担任校长

1923 年底,孙中山计划将广东高师、政法大学、广东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广东大学,委任邹鲁为高师校长、广东大学筹委主任。

邹鲁任中大校长之后,全力进行整顿。他认为教育是救国的基础,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学校发达,科学进步。1923年冬,他任广东大学筹委主任、校长,时为戎马倥偬,难得兼顾。如今能按其志管理大学,以求“树一最高学府”。

首先,他将中大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统一在学校领导之下,禁止员生在上课时间开会,并建立特别党部严加控制学生的聚会,恢复教学秩序。同时,为提高师资力量,派员赴北京等地聘请名教授,使中大集中了一批优秀教授,成立各学科研究所、研究会,创办学术刊物,为发展学术研究提供较好的条件。1937年,设立研究院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办了第一届硕士生学位考试,授予各科毕业的研究生以硕士学位,奖励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建设石牌中山大学新校舍,按实际情况调整院系,将原来五个学院扩大为理、工、医、农、法、文、教育等七个学院。接管两广土壤调查所、广东通志馆,组织师生调查土壤、编写广东通志。制定和实施六年三期的建校规划,於广州市郊五山置地四万亩,以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国内战事频繁,教育部长朱家又对邹鲁不满,常常拖欠教育经费。邹鲁面对困难,毅然实施庞大建校规划。他请中央拨款,又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要钱,向国内外同胞、侨胞广泛发动募捐。为使工程如期进行,邹鲁四处奔波,绞尽脑汁,“除了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外,可说一切都做到了”,他“形神俱瘁,苦辱交加”,始“获在粤诸董事及财政部长之助”,终于如愿以偿,为中大建设作出不可磨减的卓越贡献。

中大贡献

初期建校工程完成孙中山铜像,农学馆,化学、电气、机械、土木工程等教学楼,师生宿舍;中期建农林化学馆,天文、物理、生物、地理、化学等实验教室及文学院、法学院、养蚕室、调桑室、园艺温室等。增办护土学校、助产学校和医学院附属第一、第二医院,附中、附小等。还在潮汕、湛江等地创办农场、桑场。为学院实习、科研提供了配套场所。1938年各项工程基本完成後,邹鲁作诗自慰:“蓝缕箪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至1940年6月,邹鲁辞呈被批准,离开中大。他任中山大学校长十多年内,培养毕业生近五千人,学子散於世界各地。1936年,邹鲁曾应邀出席德国海德堡大学五百五十周年纪念会,获法学博士。意大利罗马大学校长、香港大学副校长曾先後访问中大,甚读中大之成就,提出并达成交换教授、留学生的协议。埃及亚力山大大学增中大免费留学生名额。中山大学进入世界著名大学的行列。

教育观点

邹鲁曾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教育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国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小学国家办,中学由地方和生产部门分类办,大学由中央或部门办;实行教学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由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化;改革教材,将智育与德育结合起来,等等。

瓜菜满园

邹鲁辞去中大校长后,以“图书满架,瓜菜满园”为乐。

邹鲁的祖居---敬爱堂位于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长治仁厚村,敬爱堂建于清代。坐西向东,背靠蜈蚣山,面向仁厚村。正门前方 20 米竖有 5 支石华表,为清道光年间和民国年间所竖,这些石华表记载着邹氏祖先光辉的历史功绩。敬爱堂一正四横,为土木结构。正屋有房间 18 个,两旁横屋共有房间 24 个,建筑面积 1352 平方米,占地面积 1584 平方米。

邹鲁祖居有三奇,一是在季节的更换里,每年都有几天初升的太阳直射正厅中央,形成“蜈蚣吐珠”的图案。二是屋后花台坎边有郁郁葱葱的风景林,但数百年来竟没有一片叶子落到屋顶的瓦面上。三是每当深夜,从祖居上空远望有一道非常亮的白色光环。正是这三奇使整个建筑披上神秘面纱,吸引许多专家学者前去探秘。

中山图书馆收藏邹鲁写给清华的楷书诗:“虞叔祠前柏郁苍,槎牙枝干傲风霜。剪桐盛事随周逝,留得浓阴荫古唐。”结字妍正,平和静谧,疏瘦隽逸,秀美见长。憨斋收藏其写给广东大学的行书对联:“称心诗带风云气,信手文成金石声。”用笔自如流畅,有刚柔相济的圆润之趣,结体平正而顾盼有情,书风清俊而意态万千。

《中国国民党党史》、《回顾录》、《教育与和平》、《邹鲁文集》、《邹鲁文存》等。

1908年10月,慈禧、光绪相继死去,反清情绪高涨,邹鲁与朱执信策划广州新军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后,邹鲁与朱执信、陈炯明、胡汉民于广州起义。广州稳定后,孙 中山先生为大总统。

1914年,孙中山先生组中华革命党,创办《民国杂志》,邹鲁遵照中山先生指示任民国杂志之编辑进行反袁世凯斗争,并撰写《袁世凯之对内政策》等文章。

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邹鲁等人任总统特派员,准备计划讨陈。

1923年,孙中山先生电胡汉民、邹鲁等五人暂行总统府职权,邹鲁出任财政厅长,其间被誉为理财总舵手。

1924年,孙中山先生计划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邹鲁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执委委员、青年部长、常委。孙中山过世后,邹鲁任中国国民党中央三个常委之一,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成立,邹鲁为首任校长,并为国立中山大学校歌作词。

1925年11月,参与发起西山会议,后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被开除。

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党,邹鲁退出政坛、出游欧美,撰写《中国国民党党史》。

1929年,中国军阀割据,邹鲁自日本归国。

1930年,邹鲁回到广州,张学良支持蒋介石,出兵入京调解军阀间的矛论。日本土肥原贤二借机拉拢邹鲁,反受到驳斥。

1946年,任监察委员。

1949年,参加广州召开之非常会议,离开大陆经香港,到达台北。任中央评议委员,著《中国国民党党史》、《回顾录》、《教育与和平》、《邹鲁文集》、《邹鲁文存》。

1951年,担任淡江英专董事(后改制为淡江大学),受邀为淡江大学校歌作词。

1954年,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岁。

邹鲁,大埔县茶阳镇长治仁厚村人,幼名澄生,字海滨,别号澄庐主人,日后以“天资鲁钝”、祈求学业精进而更名为“鲁”。邹鲁是中国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功臣、民国时期的杰出教育家,先后创办过大埔县乐群中学(大埔中学前身)、潮嘉师范学堂及中山大学,并两任中大校长,时人称之“诗书画三绝”。

“自有非常奇骨格,愈经霜雪愈精神”

滚滚汀江水,葱葱天印山。大埔县旧县城茶阳古镇屹立其间,邹鲁也是诞生、成长于此地。其父自幼即为独子、孤儿,由祖母扶养而至自食其力,虽在城内经营一家裁缝店,但是入不敷出,度日如年。待邹鲁降临人世,依然仅有破屋两间,没有兄弟姐妹(其兄因病早夭),一家三口,家境拮据,含辛茹苦,相依为命。父亲总以备尝“橄榄”、“舂杵”餐的往事启发、激励他(前者指每日仅吃一顿午饭,如同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后者称每天进食早晚两餐,恰似两端大、中间小的“舂杵”),经常说:“我年青时没有好好读书,所以一生辛苦。不管怎样,总要使到阿澄读好书,才能不断上进。”自从邹鲁母亲去世,生活更加艰难。他曾想暂时辍学,帮扶家计,父亲坚决劝阻,说:“你的职责就是读书!每日做工所得不过是一百几十文钱而已,我不能因贪小利而耽误你的前程。”

其母也很重视督促、培养其刻苦学习精神。譬如,空闲之际,从不带他到人多的地方看热闹,而是领其前往住宅隔壁孔庙玩耍。平日,那里人迹罕见,她便娓娓诉说自己所知的圣贤豪杰故事,告诫儿子应当志存高远,敦品勤学。某次,邻居小孩弄坏他的一件心爱玩具,索赔未果,哭求母亲替其讨回公道。母亲将其紧抱入怀,边哭边喊:“阿澄,你真让我伤心!我盼望你做的圣贤豪杰是这样吗?你要听我的话,努力读书,立志成才,千万不要计较这些小事。”8岁入塾之后,母亲每当知其功课不错即高兴异常,否则愁容满面。据传其母撒手西归的弥留之际,曾经屡次目视某处,欲言又止。日后,他才发现那里的眼镜袋中珍藏其母辛苦积攒的两角钱,禁不住泪如泉涌,悲恸欲绝。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客家地区的“崇文重教”浓郁风气、父母持之以恒的言传身教、自身求学之途的坎坷艰辛……深刻地熏陶和塑造其幼小心灵和日后的理想抱负,诚如其早年诗云:“自有非常奇骨格,愈经霜雪愈精神。”他还由此而感悟到世间诸多不平等之事造成,“完全是由于有没有受过好教育的原因。基于这个自我的警觉,我的读书欲望就更加强了。”进而认识到:“他国强盛的主要原因就是学堂发达,因为学堂越发达,科学愈进步,结果船坚炮利,屡次迫使我国屈辱……必须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应该积极办学堂,追上他国,才可以雪我国耻辱,使我国强盛。”

“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

1904年,邹鲁先是考进潮州韩山书院深造,不久,返乡转入初创“新式学堂”,然而很快感到大失所望学生年龄由16岁到30岁不等,课程则除算学、英文外,一切均照旧馆的背书、默写、习字等教学模式,因而经常流露不满情绪或言论。老师察觉,恼怒呵斥他道:“你总说学校不好,若有本事,就去开办一个好的给我看!”他便与张龙云、张际云、张煊、饶熙、彭荫芗等学友商议自办学堂,获得某同学哥哥的四块钱捐助,租赁城内“张氏孝友堂”作为校舍,另邀私塾老师和亲友帮忙,创办“乐群中学”,并附设三间小学(其一为“义学”),招收两届学生百余人。翌年,募得南洋善款,改购小湖口民田为校址,兴建课室八间,宿舍多座。历经几度浮沉,卒以各界襄助,规模渐现宏敞,跃居粤东翘楚。此后,“便有许多学生回到各乡办学,因此接连产生二十几个小学。”

此举既是开启粤东北山区民办教育之先河,又是他毕生极其重视兴教办学的牛刀小试。他本人亦从一名普通学生变身为中小学教师,兼任多间学校、多个年级、多门课程的教职,例如,对张煊创办的“乐育小学”,邹鲁撰文回忆:“(该校)共有学生数十人,年龄参差不齐,从六七岁到十六七岁的都有,不得不勉强分成两级。当时的课程并没有什么标准,大都由教员依照自己能够教授而订定。我也不是例外,于是规定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体操等功课,除了初级国文和习字由校中另外一位老先生担任外,其余都是由我教授。那时,又没有现成课本,不得不自己编纂。”“余十九岁在大埔原邑创办乐群中学,教育思想欲师从欧美者,只不过以吾国科学不及人,以至为人挫败,思图富强而已。”“这是我办学的初试,回想起来,成功竟是意外的。”

三年后,他又邀约五位同窗前往广州,本欲报考师范学校,可是“学堂初兴,师才不足”,乃至无门可进。他在《回顾录》中写道:“说来也许可笑,我是一个小县里生长的人,广州是一个初游的省城,人地生疏,毫无凭藉,竟倡议办师范学堂,谈何容易!但是我绝不气馁,本着满腔的热情和勇气,认定了我的目标,到处奔走宣传,请求人家帮忙。更拿我从家里所带来的钱,作为开办经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偌大一座广州城里居然出现一个潮嘉师范学堂。”“四块钱办成了乐群中学,一百多块钱创立潮嘉师范学堂,我真觉得世上并无难事。”从此,他与振兴教育事业、实现强国之梦结下不解之缘,并且赋诗自勉:“蓝缕筚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

“白云侧拥珠江绕,远避尘嚣合校基”

民国初年,邹鲁积极主张:“国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小学由国家办,中学由地方和生产部门分类办,大学由中央或部门办;实行教学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由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化;改革教材,将智育与德育结合起来。”他的教育思想深受孙中山的赏识,认为:“你办教育是很有经验的,现在广东的教育濒于破产,还是你出来担任改进吧。”1924年春季,包括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在内的三所大学奉命组成国立广东大学(日后更名中山大学),委派其为筹备主任和首任校长。他精心设计“校长与教授共同治理”的办学模式,吸引著名教授一时云集;成立各类学科研究所或研究会,创办学术刊物,奖励优秀学生出国留学等等,迅速推动该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迨至翌年底,他因故而被免职。自1932年2月起而至1940年6月,他再次荣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据其后人讲述,那是邹家最幸福、最兴旺的时期,“父亲也最喜欢这个职务”。其间,他努力建树的丰功伟绩尤为令人钦敬。中山大学旧址原在市内文明路,面积相当狭仄,设施比较简陋,严重影响发展壮大。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必须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办学,领衔制订和实施“六年三期”宏伟规划:在当年荆棘丛生的荒郊野岭、即今华南农大和华南理工范围内置地四万亩(包括林场),筹建新校区,亦曾赋诗讴歌:“为策藏修择地宜,石牌山水最称奇。白云侧拥珠江绕,远避尘嚣合校基。”创校工程堪称史无前例,经费预算数额巨大,政府财力支持有限,中途遭遇日寇侵华,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他始终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绞尽脑汁,四处奔波,不仅多次呈请政府划拨款项,而且深入发动本校学生及国内外民众、侨胞们慷慨解囊相助。倘若用他的话来说,则是“形神俱瘁,苦辱交加”,“除了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外,可说一切都做到了。”

历经六年不懈奋斗,三期工程依约告竣,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举凡文、法、理、工、农、医、师范等学院应有的现代学科体系,几乎无一缺漏;同时设立研究院,由其兼任首任院长,促使该校跻身于清华、北大的全国三所研究型大学之一。他还亲自手书、勒石中山大学奠基纪念牌坊,创作校歌歌词,倡议大学要成为“国之文化所藉以为转移者也”,“研究学问必须应用到社会发展上面”,十分注重教育、引导学生“内外兼修”及其人格品质之养成;提出“学校生产化”的创造性理念,且付诸实施:新校园内,除了各幢建筑物林立,其余空地皆开垦为农林场或花果园,陆续设立直接服务社会的科研机构。他在两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该校培养的毕业生将近五千人,英才俊彦遍布世界各地,逐渐步入知名大学行列,他亦荣获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称号。

他虽然身心交瘁而主动请辞,但是仍以“图书满架,瓜菜满园”为乐;1954年病逝于台湾,享年七十岁,主要遗著有:《邹鲁文集》、《邹鲁文存》、《中国国民党党史》、《回顾录》、《澄庐诗文集》和《十九国游记》等。他毕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既有功劳,又有过失,最终发现:最成功的事业居然是执掌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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