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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毒

「身毒」是华夏文明自先秦时期至隋唐时期之间对现代印度次大陆上之文明区域称呼的音译词。其范围主要指今日印度河流域一带。由于语音的历史发展、语言传播、词汇扩散,该词的音值拟测众说纷纭,即使《辞海》《辞源》等权威辞书,对这一词的注音也不尽相同。

身毒(依照古语发音接近"sin do" 或 "shin do"),直至今日在中国南方一些方言(例如闽南语)仍保留了这种发音。这是华夏文明古代对印度地区的称呼之一,见于《史记大宛传》。唐初将印度统称为「天竺」,天的读音是唐古音"xien",和「身(sin)」音相似。此外还有「贤豆」的称呼。

这些称呼都是从波斯语「Hindu」或古希腊语「Indu」音译而来,而它们又都是从古梵语读音「Sindhu」转译而来。

印度河流域古国名。始见于《史记》,为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原文为梵语Sindhu,古波斯语讹为Hindhu,古希腊语更转为Indus。其后中国古文献中亦作申毒辛头信度身度天竺贤豆印度等,皆同音异译。其领域有时亦包括印度河以东的南亚次大陆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8年左右到达帕米尔以西的大夏,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了与像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印度作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载,中国在2世纪时对身毒的地理物产宗教政治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且知当时身毒许多地区皆属“月氏”,即早期贵霜帝国(即贵霜)。这是由于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的缘故。印度的古译名之一。《史记.大宛列传》:“大夏东南有身毒国 。” 司马贞索隐引孟康曰:“即天竺也,所谓 浮图胡也。” 清严允肇《洗象行》:“雄姿几耐身毒战,猛力可代苍梧耕。”

身毒(国名)即天竺也。山海经曰:“身毒之国,轩辕氏居之。郭注,天竺国也。”(此为佛教徒为了抬高印度身份逐伪作《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释迦氏谱》等书欲证明印度比华夏天朝诸民更正统,意为褒蛮陬为中土,贬诸夏为偏方。务在乎噬儒吞道,一直是后世的诟病,然而此举也让华夏历代对印度尊敬有加,除了王玄策与不信佛的初期蒙古,其他朝代都未曾对其兴兵,为两国做出了友好贡献。)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中记述永昌郡内民族时,明确指出永昌郡内有“身毒”人生活,这表明随着经贸交往的不断密切,在东汉时,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永昌郡(包括今德宏)境内,已有身毒人(即印度人)长期居住生活。史记大宛传曰:“大夏东南有身毒国。”索隐曰:身音干,毒音笃。孟康曰:即天竺也。汉书西域传作天笃,后汉书杜笃传作天督。玄应一切经音义曰:“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贤豆,皆讹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称也。”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商贸交往的重要陆上通道。从《史记》的记述中,了解到西汉时通过“蜀-身毒道”交易到印度的商品至少有邛竹杖和蜀布。随着历史的发展,沿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的商贸往来愈加频繁,商品种类不断丰富,中国和南亚、东南亚诸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1994年,位于德宏段古道上的盈江县旧城的一个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东汉文物。其中包括一把长1.3米的环首铁刀、一件铜洗、一件铜鍪和十多个陶罐。出土的铜洗和铜鍪经鉴定是滇东北东川会泽巧家一带生产的朱提堂狼洗,环首铁刀也是当时滇东一带产品。文物部门初步推测墓主人应是沿西南丝绸之路至印度经商的商人。这批出土文物,证实了在东汉时期,内地的金属制品已随着商贾传入德宏乃至更远的缅印地区,内地与东南亚、南亚身毒国的经济交往之路已完全畅通。

唐代时,经过德宏古道在缅印与内地间进行商贸交易的商人更多,樊绰在《蛮书》中记有这样一段话:“弯赕,汤浪,毒暑酷热。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手中络赂绝”。其中河赕贾人,指今大理西洱河一带商人;寻传,指寻传人(今阿昌族,景颇族先民)居住在今缅北克钦邦一带;弯赕为白族语,指今德宏一带;络赂也是白族语,指财物。这段史料,说明唐朝时,不仅有汉族商人到缅印经商,也有白族商帮通过德宏古道前往缅甸做生意。当时从缅印输入中国的商品,《蛮书》骡国条记“骡国……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毡及1000000琉璃罂贸易”,此外还有琥珀、海贝、光珠等,而中国主要输出绫罗绸缎。元明之际,缅北玉石珠宝厂已具规模,大量缅甸玉石珠宝通过德宏古道运往内地,而这一时期沿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的中缅贸易中,最大宗的货物是食盐和棉花。

《明史.云南土司传.木邦条》载:“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兵梗往来,商旅不前,而已食盐亦乏绝”。这条史料说明,当时缅北各地均依赖从云南输入食盐,因战争等因素商人停止运盐,缅北必出现盐荒。

从缅进口的棉花,是云南各地百姓织土布制衣的重要原料,伴着珠宝玉石和盐棉贸易的发展,到缅甸的华人数量不断增加,明朝隆庆进士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一文中说:“江头城(八莫以南)外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尉被携者亦数万。”可见当时福建、广东、江浙、四川有许多商人和艺人到缅北发展,而在德宏地区也有许多人为中缅间的商贸服务。清朝年间,中国仍沿西南丝绸之路从缅输入大量棉花,而输出的主要商品不再是食盐,而是生丝。由中国商人出资,在缅甸古都曼德勒(即瓦城)捐建的观音寺碑文上记有:“瓦城观音寺,溯自乾隆三十八年汉兵奏凯后,继以两国修睦商人渐进,丝棉往来,裕国通商”,明确提出当时中缅间的大宗贸易货物是生丝和棉花。

1782年入缅的意大利神父圣伽曼诺在其著《缅甸帝国》一书中说:“缅甸对外贸易,不单以一个国家为对象,云南的中国商人……到达缅都阿瓦(即曼德勒),带来他们家乡的土产,如丝调、纸张、茶叶、各种果子以及各种杂货,而将缅甸出产的棉花、盐、雀羽和黑漆(指生漆)运载回云南”。说明当时中缅商贸往来十分频繁,且交易商品种类很丰富。

德宏古道开通于战国,一直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身毒国重要陆上通道。这段古道在维护祖国疆土完整,巩固边防,捍卫内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商贸往来及文化交流。千百年来,中外使节、精明商旅、虔诚僧侣、忠勇军人就一直通过这条古老而漫长的道路传递着友谊,交流着经济,传扬着文化,捍卫着疆土。德宏段古道的历史,必将被更多的学者所研究,德宏段古道的贡献也必将为世人所了解。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2000年左右,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公元前1500年至前1200年,雅利安人迁入,他们带来了雅利安文化,成为印度教以及印度文学、哲学和艺术的源头,开始了恒河谷地文明。约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性,为奴隶制度的萌芽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是印度文化史上灿烂的阶段,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和社会理论蓬勃涌现,产生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公元前325年,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带来了伊斯兰文化。16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开始进入印度。1600年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经济掠夺。1849年英占领印度全镜,开始了残酷的殖民统治。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成立自治领。1950年1月26日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  印度文化在世界上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印度文化具有十分鲜明而又强烈的宗教性、多样性和包容性。

印度是个宗教国家,历史上曾先后产生并流行多种宗教,对其他主要的世界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也拥有广泛的信徒。多种宗教在印度的长期共存和印度人民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形成了印度文化浓郁的宗教性。宗教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政治法律的制定,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以及各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也都是在宗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宗教也融入印度的文化之中,其民族语言、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雕刻等等更是以宗教为中心。

在印度文化体系中不难看出其他文化成分如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英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形成印度文化多样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二是和平方式的文化交流。此外,印度有数以百计的民族和众多的部落,这些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因此,印度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异族文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呈现出举世罕见的多样性。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印度对所有的外来文化均采取兼容并蓄的方式,所以,印度所有的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语言文化和宗教文化里,既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各种不同的外来文化成分,又与外来文化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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