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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兵谏)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帝溥仪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两广事变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剿共”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1936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死蒋介石。

南京中央于1936年12月12日23时30分,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但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 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 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 ;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1936年12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 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亲日派:何应钦积极部署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亲美派:宋美龄,宋子文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积极奔走。

阎锡山在15日发出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韩复榘在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

刘湘在19日致张学良的电文中认为张对蒋的行为“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

龙云在得到部下可靠消息后于14日通电中央,称拥护中央既定政策。又致电张学良,认为其发动事变“自属谋国俱有苦衷”表示同情,但指出此举影响国家前途“务盼再加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为环境留相当余地。”

马步芳于15日决定发通电响应国民党中央。遂由姚钧草拟“删”电,即将拍发时,又接受了马绍武、陈显荣的建议,为表白自己对蒋的所谓竭诚拥护,竟将15日签发的电文日期提前两天,改为13日发出的“元亥”电。电文中向南京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表明:“顷据广播电台电讯,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等语,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制兰州叛军之扩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恳详示确情,以便遵循。青海虽处四面敌匪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季座效力外他无所顾,合并呈明,敬请钧鉴”。

李宗仁等于16日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桂系军队北上抗日。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派周恩来赴西安参加谈判,促进事件和平解决。

巴黎救国时报》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 1936年12月14日美国《民声讲坛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 美国《纽约时报》,“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的社论写到:“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6日,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回到南京。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秘密软禁起采,由大陆台湾,失去了自由; 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东北军被分拆瓦解,十七路军被取消。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中国国民党方面: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介石,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共产党方面: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毛泽东: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事变的领导者,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中共一直怀着特殊的尊重与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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