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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昶

袁昶(1846年-1900年7月29日),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清末大臣、学者。光绪二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办理外交事务,后任江宁布政使,迁光禄寺卿,官至太常寺卿。光绪二十六年,直谏反对用义和团排外而被清廷处死,同时赴刑的还有许景澄徐用仪等四人,史称“庚子五大臣”。《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为其平反,谥“忠节”。袁昶也是同光体浙派诗人的代表。

遗著有《渐西村人日记》等。1903年,芜湖人建“袁太常祠”于中江书院。汪畸撰《袁太常祠记》刻石传世。

袁昶祖上曾被朝廷册封为云骑尉,但这仅是一个可以世袭,却无俸禄的爵号。到其父辈时,其家境已到了捉襟见肘难以维系的地步。袁昶自幼聪明过人,有过目不忘之美誉。先师从闽县高伯年,后进入上海龙门书院,师从刘熙载。设立于同治四年的上海龙门书院,创始之初即以倡导有用之学为办学宗旨。

担任该书院山长达14年的清末著名学者刘熙载曾教导学生:“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当时书院中“课以经史性理为主,而辅以文辞,尤重躬行。人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记,逢五、十日呈诸院长评论。”袁昶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曾特别记下刘熙载“先生言立功立德必须从人情物理做起”的教导,所读所思,皆以经世致用之学为主。他认为,“凡学者于职方氏之西北地形、太常之律吕、司天台之历算皆须考核,以及屯田、水利、军制、马政、地丁、保甲、漕粮、旗务皆以实理精意相辅而讲明之,为亟所为藏器于身,以待天下之动是也。”

同治六年(1867),袁昶以廪生参加浙江省乡试,中举人

光绪二年(1876年),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授户部主事。光绪四年兼袭云骑尉世职。光绪九年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十二年(1886)充会典馆纂修官、补户部江西司员外郎

光绪十八年(1892),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在任上他严约僚属,痛抑胥吏,进行了多项变革:

,进行了多项变革:

兴建教育--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扩办芜湖中江书院,在中江书院原舍之外,设“经义”、“治事”两斋。增设经史、性理、舆算、格致(物理)等实用学科。购书数万卷在中江书院建立藏书楼--尊经阁。

增加税收--清厘关税,汰常关耗费岁万八千金,悉还诸公。还设立谷米出口税,由于每年出口谷米数千万石,所以收入可观。

兴修水利--捐银五千两,并亲自督修了芜湖西南自大关亭至鲁港十二里的滨江圩堤,还新建三百七十丈大堤。从此可以蓄水,可以泄洪,天地村舍不再受洪水的威胁。

此外还进行了芜湖设立邮局,加强武装等多项措施。

光绪二十四年(1898),袁昶升迁为陕西按察使,还没到任,又被提拔为江宁布政使,后被调到直隶。不久,被召回朝廷,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同年授二品衔,后又授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当时朝廷财政匮乏,朝廷讨论增加厘税弥补不足,袁昶表示反对,认为“增厘税,名病商,实病民,不可增议”。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因曹州教案,德国趁机出兵强占胶州湾,光绪帝下诏求言。袁昶向朝廷条陈了时政二万言书,提出:“德突据胶湾,其祸急而小;俄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蒙喀四十八部将折入异域,其祸纡而大。宜及今预练劲旅,痛革吉、奉华靡风习。自顷兵力不能议战,要不可不议守。我朝八旗初制,文武不分途,京外不分途,人皆兵,官皆将,故人才盛,国势强。承平日久,文法繁密,诸臣救过之不暇,于是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金田洪、杨之乱,其始一小民耳,犹穷全国之力仅而克之,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有不乘吾敝而攻吾之短者哉?夫敌国外患,为殷忧启圣之资。苟得其人,毋拘以文法,则理财、练兵、防海、交邻之策,可次第就理。”

光绪帝亲自将其纲要书写在册子中,下发大臣们议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山东兴起义和团,杀戮外国教士。慈禧太后和端王载漪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对付列强,准备攻打各国公使馆。袁昶向朝廷上了一道二千五百余言的奏疏。 五月十二日(6月8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御前会议,袁昶慷慨陈词,与袁昶关系较好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都支持袁昶的意见,光绪帝握住许景澄的手而哭泣。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八国联军攻战大沽炮台。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 袁昶上《急救目前危局折》。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袁昶又上一奏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但没有结果。后袁昶又和许景澄一起写了第三道奏疏《请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严劾酿乱大臣,但这道奏折尚未来及奏报,载漪等人已采取了行动,令刑部尚书赵舒翘将袁昶等人下狱。7月27日,袁昶在被骗出家门后被关押,七月初四(7月29日),袁昶与许景澄身穿官服在菜市口被处死。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出上谕说“太常卿袁昶、礼部侍郎许景澄,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多语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袁昶、许景澄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光绪二十六年(1900)12月,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开复原官”;宣统元年(1909)又追谥忠节公,五月,宣统下诏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袁昶昭雪后,芜湖地方将尊经阁更名为“怀爽楼”,后建袁太常祠,上书“仁政忠节,光日月而薄霄汉,千百世不朽”。每逢清明、冬至之时,地方官绅、学者及百姓均前往祭扫。

《清史稿》: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拳祸既起,忠谏大臣骈首就戮,岂独非帝意哉?观用仪诸人所论事势利害,昭昭如此,乃终不能回当轴之听,何其昧焉?世传大节,并号“五忠”,不数日而遂昭雪,允哉!

汪宗沂:二百年来恩养士,几人抗疏震遐陬。悲闻西市诛龙比,未见东郊保毕周。即用良言嗟已晚,得归正命可比尤。圣僧庵外陈苹藻,恸哭频惊士拥弓!

严复: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精忠。

蔡东藩:许侍郎、袁京卿二人,名臣也,以忠谏而致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谁为为之,以至于此?

陈旭麓:许景澄、袁昶颇能了解国内外情势,在后党淫威劫持下的当时,不计个人安危,勇敢地站出来讲话,倒是有点责任感和爱国心的。他们的被杀,是个冤案。30年来的近代史著作,对他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仍贬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认真严肃态度。

在主政一方的宦途中,袁昶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实学废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实学教育,并由此导致相关人才的匮乏。光绪十八年,袁昶在总理衙门工作十余年后,被外放到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兼管芜湖关务,这给了他实践自己经世主张的难得机会。在此期间,袁昶刊刻了大量实用书籍并汇为《浙西村舍丛书》,收录了不少对现实有用的重要典籍,如描述边疆形势的地方志《宁古塔志略》、《吉林外纪》、《吉林志略》、《蛮书》、《卫藏通志》、《黑龙江外纪》等,再如对倡导农业有重要作用的《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值得一提的是,袁昶对这些书籍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搜集,而是进行了一番整理。比如《齐民要术》,《浙西村舍丛书》中收录的就是以《湖湘》本为底本,《津逮》、《学津》本为校本,并辅以《农桑辑要》、《农书》等整理后的本子,虽然仍有所疏漏,但被后之学者认为是该书较好的清代刻本。正是因为袁昶的这番整理功夫,使得他所收录的这些书籍,仍然能引起今日学者的较高评价,被认为是晚清丛书中之“尤为重要者”。芜湖原有中江书院,袁昶到任后,增建经义、治事两斋,冀以勉励诸生为桑麻谷粟平实有用之学,以待他日登仕路备国器使,则区区所厚幸者。而中江书院确实培养了一批讲求实学的优秀人才。1936年,芜湖当地修筑怀爽楼,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写下“经国长才曾照世,成仁短欲呼天”的诗句以表哀思。

袁昶在学术上也有着独到之处。袁昶是晚清同光体诗人浙派的代表人物。他重视九流百家之学,强调学术对于现实社会的实际作用。袁昶反对脱离实际的书斋学问,认为“干嘉间名人有学无问”。他认为,按四部分类的传统目录学将实学归为子学,没能突显其应有的地位,从而乏人问津,这是最终造成中国缺少经世人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为自己的藏书编订《永慕堂藏书目》时,他独创了一种18部分类法,完全以学术的致用性进行分目,如原来四部分类中地位仅次于经学的史部诸类,被完全打乱,分别编入“通鉴三通历代政典掌故之学”、“本朝三通会典掌故之学”、“舆地学”等,可见袁昶所强调的是史学中以古鉴今、能为今人所用的部分。而原先在传统目录学中从未有过的“律令学”、“洋务学”、“边务学”等分类的出现,更加表明袁昶对经世之学的强调与重视。

袁昶一生著作很多,已刊行的有《渐西村人初集》13卷,《安般诗续钞》10卷,《春闱杂咏》1卷,《水明楼集》1卷,《于湖小集》6卷,、《参军蛮语止斋杂著》若干卷。袁昶还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编成一部《渐西村舍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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