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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三笑

佛门传说,虎溪在庐山东林寺前,相传晋僧慧远居东林寺时,送客不过溪。一日陶潜(陶渊明)、道士陆修静来访,与语甚契,相送时不觉过溪,虎辄号鸣,三人大笑而别。后人于此建三笑亭。唐英(1682-1756年)题庐山东林寺三笑亭联云: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东晋时有位高僧法号慧远,交游广泛,与很多名士都有往来。相传他曾住在庐山西北山麓的东林寺中,潜心研究佛法,为表示决心,就以寺前的虎溪为界,立一誓约:“影不出户,迹不入俗,送客不过虎溪桥。”

不过,有一次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过访,三人谈得极为投契,不觉天色已晚,慧远送出山门,怎奈谈兴正浓,依依不舍,于是边走边谈,送出一程又一程,忽听山崖密林中虎啸风生,悚然间发现,早已越过虎溪界限了。三人相视大笑,执礼作别。据说,后人在他们分手处修建“三笑亭”,以示纪念。有多事者,还写有一联: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虎溪三笑”的故事在唐代已经流传开来,正如联语中所揭示的,是当时思想界佛、道、儒三教融和趋势的一种反映。据考证,释慧远陶渊明约略为同时人,交往或有可能,而陆修静所处时代晚过百年,所以“三笑”之说纯属虚构。但这个题材日益成为象征三教合流的美谈而脍炙人口。

虎溪三笑之说始自唐代,至宋代李龙眠(字公麟,1049~1106)首作三笑图,智圆并为之作图赞,成为脍炙人口之美谈;于大宋僧史略卷下、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八、佛祖统纪卷二十六、卷三十六、释氏通鉴卷三、释氏资鉴卷二、释氏稽古略卷二等书中皆有载述。

依史实言之,慧远示寂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若逝世于刘宋元嘉四年(427),则二人为同一时代之人,且渊明系浔阳人,地与庐山相近,二人之交游未必不可能。

关于陆修静之事迹,依辩正论卷六、甄正论卷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一、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昙显传、佛祖历代通载卷十等所述,修静于梁敬帝绍泰元年(555),与昙显对论佛道二教之优劣,时当慧远示寂后一三八年。另据佛祖统纪卷二十六载,修静逝世于刘宋泰始三年(467);又据道教类书之云笈七签本传载,修静逝世于刘宋元徽五年(477),享年七十二。故知慧远与修静之时代相去甚远,二人交游之说极牵强。

盖自中唐以降,儒道佛三教融和之说渐趋流行,虎溪三笑一事或系好事者就三教融和说而虚构者。此外,日本在镰仓时代之后期,亦开始流传该类画作。(庐山记卷一 闲居编卷十六、镡津文集卷十三、东林十八高贤传、尘添囊钞卷五)

关于庐山“莲社”和“虎溪三笑”的故事,在古代社会流行很广,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根据宋人的描述,“莲社”是东晋高僧慧远(334416)创建的一个僧团组织。宋代有无名氏所撰《莲社高贤传》一书(《丛书集成初编》,第三三五○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此传记述庐山东林寺十八高贤的事迹,其中又有“不入社诸贤”,陶渊明(365?427)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释宗晓(11511214)《乐邦文类》卷三《莲社始祖庐山远法师传》:
  ……时有刘遗民雷次宗宗炳洎诸高僧一十八人,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拉一百二十三人为莲社,令遗民着誓辞,于弥陀像前,建诚立誓,期生赡养。谢灵运负才傲物,一与远接,肃然心服,为凿二池,引水栽白莲,求入社,师以心杂止之。陶渊明、范宁,累招入社,终不能致,故齐己诗云:“元亮醉多难入社,谢公心乱入何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七册,第一号经,第一九二页)
  这里所说的“莲社”故事在六朝佛教史籍,如梁释慧皎(497554)《高僧传》(《慧远传》见此书卷六)中并无记载。晚唐著名的诗僧齐己(860约937)特别醉心于“莲社”,如其《题东林十八贤真堂》、《寄怀东林寺匡白监寺》、《荆渚感怀寄僧达禅弟三首》其二(《全唐诗》卷八四四)和《荆门送昼公归彭泽旧居》(《全唐诗》卷八四○)等诗,都涉及了“莲社”。慧皎《高僧传》说慧远“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于是后人又有了“虎溪三笑”的说法。宋陈舜俞(?1075)《庐山记》卷一:
  昔远师送客过此,虎辄号鸣,故名焉。时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盖起于此。
  从宋代开始,历代画家皆有《三笑图》或《莲社图》一类的作品,可见诗人和艺术家们对莲社以及“虎溪三笑”的传说也是非常笃信和迷恋的,即使是现代的某些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1928年,游国恩(18991978)就发表了《莲社成立年月考》一文。(《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四○六四○九页)
  “莲社”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1938年,汤用彤(18931964)对莲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其结论是:“莲社”之名起于中唐以后,《莲社高贤传》“乃妄人杂取旧史、采摭无稽传说而成”。其说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五八页)在这里,我们再为他增添一些证据。先看白居易(772846)所写《代书》中的一段话:
  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以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白居易集》卷四十三《记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册,第九四二页)
  再如《全唐诗》卷七四○黄滔(840911)《游东林寺》诗:
  平生爱山水,下马虎溪时……翻译如曾见,白莲开旧池。《全唐诗》卷六七九崔涂(公元888年前后在世)《送僧归江东》诗:
  更寻同社侣,应得虎溪边。
  这些材料都是比较可靠的。所以,汤用彤上述的观点至今仍然被史学界所遵奉,可惜文学界并不十分了解。至于“虎溪三笑”的传说,更属无稽之谈。慧远大师义熙十二年(416)圆寂,陶渊明于元嘉四年(427)去世,而据《全唐文》卷九二六唐吴筠(?-778)《简寂先生陆君碑》,陆修静(406-477)至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才南游到庐山,爱其胜境,乃于山东南瀑布岩下构造精庐,隐居修道,而此时距慧远圆寂已有四十五年之久,距陶渊明去世也有三十五年之久,三人如何能够在虎溪边上“相与大笑”?其实,明人方以智(1611-1671)在《通雅》卷二十中对此早有考证:
  虎溪三笑本不同时,白莲结社亦不必一日聚也。……晋义熙十二年丙辰,远公八十二卒;宋元徽五年丙辰,陆修静七十三卒。相去六十载。元嘉末,陆来庐山,远陶死二三十年,安得三笑?自长公作《三笑图赞》,而山谷实之,又考东林结莲社在晋武太元十五年庚寅,至义熙七年辛亥生公入社。宋景平元年癸亥,周续之四十七卒;元嘉二十年癸未,宗炳六十九卒;戊子,雷次宗六十三卒。当结社岁,续之才十三,炳才十四,次宗四岁耳。盖总计也。一曰:佳话听之可。
  方氏的考证是比较严谨、比较科学的。而现代学者亦指出:“陆修静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至庐山隐居修道,后世传说之虎溪三笑,没有历史依据。”(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四八页)这种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东晋时代确实有一个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教团,但是这个教团并无“莲社”之名,教团成员出现在庐山上的时间也并不一致,所以,后世关于“莲社”的传闻虽然不无某些历史的影像,但主要还是出于妄附和臆造,是古人虚构的历史,反映了人们模糊不清的群体性的历史记忆。荷兰学者许理和(ErichZürcher)说:“佛教不是并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页)因此,庐山僧团也确实需要一个雅俗共赏的美名。作为对历史的虚构,“莲社”的故事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文化心态。至于“虎溪三笑”的传说,则可能与齐梁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现象有关。历史的实际需求,通常不是以后证先,而是以先证后,因此,古代的历史往往被后人所扭曲所改造,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 )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
  “莲社”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至于“虎溪三笑”的传说,更属无稽之谈。

虎溪三笑的故事历来为画家所喜爱,各种以虎溪三笑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不乏许多传世名画。此类画题,有文字记载最早的作品属五代末宋初石恪绘《虎溪三笑图》和宋代李公麟作《三笑图》为最古,现存世最为著名的当属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南宋佚名作《虎溪三笑图》。其它传世名作还有明末清初陈洪绶作《虎溪三笑图》藏于武汉博物馆。现代傅抱石作《虎溪三笑图》藏南京博物馆等。宋代梁楷、宋末元初颜辉、明代郭诩吴伟周臣杜君泽尤求、清代陆吉安许从龙、现代古一舟亚明刘旦宅等也有此类画作存世。

明朝成化帝宪宗朱见深登基不久绘制的《一团和气图》亦是以虎溪三笑故事为题材,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乍看如同一人,细看实为一儒、一僧、一道三人合抱相视而笑,构图精巧。

此画为儒释道人物之画题。儒者陶渊明与道士陆修静相携访问在庐山修行之高僧慧远,归途中三人谈笑而行,送客之慧远不觉间跨越其自我禁足之虎溪,三人因之相视大笑,此即虎溪三笑图所绘之内容。后世视之为儒释道三教亲和之象征,此类画题现存者以宋代石恪所绘为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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