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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是指国家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的手段,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状况,使之合理化、完善化,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等等。

经济结构有多重含义:(1)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考察,则主要通过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来表现。

(2)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考察,则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

(3)从所包含的范围来考察,则可分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

(4)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来考察,又可分为经济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材料结构,等等。

3月6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将就“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等问题答问。 关于记者提到产能过剩及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解决的问题,张平表示: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时,一些行业、一些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尤为突出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的产业。还有近一个时期以来,光伏、风电设备这些新兴的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刚才这位记者朋友问是什么状况的话,我用一个量化的指标来概括一下,大体上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行业我们产能的利用现在大体上是在70--75-之间,国际上一般衡量比较正常的市场竞争,产能的利用率应该超过80--85-的幅度比较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就是产不足需的局面,只有适度的富余,才能够激发市场的竞争,才能够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管理的提升。但是我们现在这些行业的利用率只有70--75-,所以出现了产能过剩。
  光伏利用率就更低一些,只有不到60-,风电现在的产能,风机的产能利用率不到70-。由于产能过剩,所以也就引发了一些问题。它本身对资源、对劳动创造的浪费姑且不说,就是这些企业、这些产业本身也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钢铁行业、水泥行业,尤其是电解铝、焦炭、平板玻璃这些行业现在都比较困难。去年亏损的面都比较大,钢铁行业去年的利润率只有1点几,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亏损的状态。电解铝亏损的面去年达到50-左右。所以企业自身很困难,同时也引发一些恶性竞争,明知道亏损还要生产,还要维持它的运转。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导致了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分割了市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都是很不利的。因此,化解产能过剩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点。
  调节这些产能的过剩,刚才你问到一个问题是市场的结果还是政府的调控的结果?各个方面的因素比较复杂,经济界和新闻界朋友都可以做深入的分析。总的就是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现在产能过剩和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因素。
  对于当前存在的产能过剩,中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明确方向,就是要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尊重规律就是要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尊重市场的规律,尊重各个产业自身的规律。分业施策,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措施。多管齐下,要采取多种经济法律的手段,当然也包括必要的调控手段,就是行政调控的手段。标本兼治是要既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在体制机制上能够形成将来不会再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所以对于化解产能过剩,我们现在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我们的产品的档次、质量和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我们企业自身的素质还比较低,产业的结构、产业的质量还不高,结构还不合理,我们自己创新的能力还不强。刚才我说到这些产能过剩,有一些问题我们自己还解决不了。比如平板玻璃,我们现在产能是严重过剩,但是现在电子用的平板玻璃,像我们的电视机这些大平板,玻璃基板我们一直都是进口的,我们自己还不能生产。最近这几年经过科技攻关以后,我们现在国内才有一两家企业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但是大部分还要靠进口。包括我们的风机,风电设备,我们的风机组成控制系统也还要进口。所以,首先要提高企业的素质,来解决产能过剩,这是一条途径。第二,通过兼并重组来消化一批产能过剩。第三,通过优胜劣汰淘汰一批落后的产能。第四,我们鼓励我们的企业到海外去发展,转移一批产能。
  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多措并举,我们将努力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职工的权益,使得我们经济发展能够进一步走上持续、健康的轨道。

结构调整应着力解决核心问题

首先,要立足扩大消费调整结构。在处理好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等关系的前提下,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为此,就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要保持政策连续性,进一步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要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其次,加快推进致力于结构调整的自主创新。推进自主创新,就是找到了调整经济结构的支点。如何贯彻以科技支撑作为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推动技术改造,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大力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都是关系到经济结构调整是否成功的重要环节。

其三,尽快实现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漂移”。经过统筹规划,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联手发展。发达地区可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项目拓展;欠发达地区可为发达地区提供广阔市场和发展支撑。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漂移”,借机淘汰部分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企业,同时加强企业对科技的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样既能够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又能够推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第一、产业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导致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对环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内需外需的比例失调。在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下,外需高速增长、内需萎缩;而在内需中,又主要是依靠投资,造成了消费萎缩。就一个大的经济体制来讲,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诱发很多问题,比如说外部条件变化,一旦外部消费没法提供,经济就发展就会很困难。

支撑这种生产模式的生产要素有四个方面: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管理和技术创新。高资本投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技术创新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转型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被动式的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时有发生。欧美市场吸纳中国制造产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所以经济必须转向内需,这是被动式的。

第三,投资消费比重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就注意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解决,但不彻底。最近几年这一情况有所恶化。经济的重化工业化必然是投资高涨,消费受到挤压。从储蓄率来看,在政府、企业、居民当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得远比居民的储蓄率要快,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呈上升的态势,居民的储蓄呈下降的态势,这是高投资的来源,高储蓄才有高投资,高出口。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经济转型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很难逾越重化工业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重工业化,“三高一资”产业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性我们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发展不足,服务业严重滞后,重化工业比重畸高。

第二点、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个很早就存在,在内需中,投资的比重过高,消费的比重过低,而且消费比重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地位,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内外需的关系上,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过度地依赖外需,这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很难再现危机之前出口高速增长的情景,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加强国内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出口部门的产品转向内需。

第三点、政策上的问题。我国一直以来鼓励出口,鼓励加工制造业。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从业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负面效应。我们国家对出口部门的鼓励实际上是建立在比较低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出现了为了出口而出口的现象,客观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励经济结构畸形化的结果。

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过热通常是指总产出大于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即国民经济的生产活动已经超出了一国资源可支撑的水平,这种现象的出现,通常有两种原因,其一是过度的需求增长,其二是结构性问题,而经济过热在现实生活中通常的表现是通货膨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过热的出现,无论是需求过度还是结构问题,其最终的原因都是战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结果。特别是美国,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时过度使用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致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且这种通货膨胀通过固定汇率制度传播到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此之后,盛行于英美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开始对西方的经济过热进行治理,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久而久之,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便自然成了治理经济过热的主流经济学思想,这种思想概括而言无非如下两点,其一,治理通胀和经济过热要以紧缩为手段,其二,治理通胀和经济过热要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东亚,一旦这些经济体出现过热或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总是以紧缩政策作为首选方案推荐,甚至作为国际经济组织援助的前提条件;在原苏联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通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也是推荐以“休克”疗法来应对(即以经济衰退为代价来治理通胀)。

然而,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形成对比的是,单纯的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治理经济过热的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发展问题,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发展问题与经济增长问题的最大区别在于制度因素的变化对产出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思维来思考发展中国家经济是否过热及其治理问题。

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给低迷中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经济增长背后的结构失衡问题也在不断地暴露和显现,特别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扩张,引发了中国土地、能源及原材料的紧张;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原有的二元结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相反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经济增长的年份中正在逐步拉大。为此,中央政府从新世纪伊始便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之后,再次对经济增长问题提出的新要求。

为了落实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战略,2010年一季度,中央政府开始对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行全面干预,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进行治理,特别是对土地征用和信用扩张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轮治理投资过热无论从目标、对象还是手段的选择上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治理也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各种对本轮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不同理解、分歧和预期也相继产生。产生这种分歧的核心问题在于这轮经济结构调整暴露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即微观经济基础的缺陷。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培育民营经济。但是,在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总体格局稳定之后,前者自身发展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从民营企业内部来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试点始终集中于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未进入民营经济部门;就民营经济的外部环境看,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对民营经济的开放程度依然不够充分,因此,民营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地地方政府来实现的。本轮经济结构调整暴露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民营经济离开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否还能够生存和发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就缺乏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大型垄断企业,而大型垄断企业的发展是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而逐步发展形成的,技术优势在市场上能够在一定时期中维持垄断利润,而分工与协调又要求在垄断企业的周围产生中小企业群。因此,在国外一个大型垄断企业一旦技术优势形成,企业的生命周期往往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上。然而,中国民营企业与西方企业相比,明显地缺乏技术优势,特别是一些原创技术的优势,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时期很短,因此要能维持住规模经济的优势,必须要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手段的扶植和保护所产生的行业或地区垄断优势,即便如此,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优势的维持期也非常短暂,企业规模一旦做大,资金问题、管理问题、市场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状况是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周期的真实写照。没有大型企业可以依托,因此中小民营企业就只能选择地方政府,作为企业争夺资源、市场和项目的依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与民营经济的利益追求是相一致的。

如此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在将治理对象锁定地方政府的过程中,无意中也涉及到了民营经济所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民营企业的问题主要是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约束问题,非一朝一夕的短期政策调控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既然民营经济问题已经暴露,至少在这轮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进一步政策手段的选择上,就应该避免采取极端的措施来加剧民营企业的紧运行环境,特别是抑制市场需求和增加企业财务成本的手段不适宜在今后的调控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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