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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商朝末代君主)

帝辛(约公元前1105-公元前1045年 ),子姓,名受 (一作受德 ),沫邑(今河南淇县)人,中国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帝乙少子。谥号纣,世称殷纣王商纣王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帝辛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075年—公元前1046年。

帝辛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7] ,深得父皇帝乙欢心。帝辛继位后,重视扩张领土 ,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把中国疆域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国土则扩大到今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除了商汤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以外,其余的多数时间国运不济,君与臣、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杀戮。据《竹书纪年》记载:商王太甲潜回王都诛杀了重臣伊尹。在经历了“九世之乱”之后,到了帝辛即位时期,已日薄西山,积重难返。

此时商朝西部,一个国势如日中天的诸侯国周国,正对商朝虎视眈眈。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击败商军,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鹿台(今河南鹤壁),将多年来搜刮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帝乙逝世后,辛继位,这就是辛帝,谥号纣王。司马迁在《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中写道:纣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是非不分);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狂妄自大);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北里之舞,靡靡之乐(荒淫无道);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残害无辜);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喜欢奸佞之臣)。面对纣王的暴虐,他的一些亲人想用“仁”与“德”的思想来劝谏他、启发他、感化他,结果“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篇》)。纣王始为象箸时,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王不听箕子劝谏,箕子最终选择了无视暴君胡作非为、自己装疯作奴。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微子启是商朝帝乙的长子,也是纣王的庶兄。微子屡次进谏,劝阻纣王不要实施暴政,但是纣王就是不听。此时西伯侯姬昌不断修德建功,灭了陇国。纣王的大臣祖伊,忧祸患将至,把此事告诉了纣王,纣王却说:“ 我生于世上,不是有天命在吗?西伯昌虽强盛,又能把我怎么样?”微子料定纣王再也听不进去劝谏了,于是逃离了商都朝歌。纣王的叔叔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比干终年63岁。

帝辛继位后,定都于,后改朝歌(今河南淇县)。早在帝乙时,商的国力就处于衰弱阶段。帝辛在位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东夷向外拓展,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可结果却出现许多叛乱国。

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并未保卫商朝的安全,反而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得知帝辛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而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周武王即率诸侯联军伐商。帝辛惊闻周军来袭,只好仓促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总计十七万,开赴朝歌以外四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汲县)迎战。想不到这些大批夷人、奴隶组成的军队,忽然一夜之间哗变,溃不成军。周人居然不费吹灰之力,长驱直入,兵临朝歌城下。帝辛逃跑,退入城中,登上鹿台,把他的宝玉都穿戴在身上,在摘星楼自焚而死。帝辛死后,周武王象征性的用黄钺砍掉他的脑袋,妲己也被杀。

姬发:“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

尚书》:“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墨子墨子》:“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播弃黎老,贼诛孩子,楚毒无罪,刳剔孕妇,庶旧鳏寡,号啕无告也。”

子贡:“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孟子:“故家遗俗,流风善政。”

司马迁史记》:①“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 ;②“夏桀、殷受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 ;③“帝辛湛湎,诸侯不享。”

皇甫谧帝王世纪》:“帝辛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

夏侯湛新论》:“纣乱太熟烂矣,武王乃往伐之。”

司马贞史记索隐》:“帝辛淫乱,拒谏贼贤。”

朱熹,“民苦虐政之甚,异于纣之犹有善政。”

毛泽东:①“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郭沫若:“统一神州肇此人。”

他嗜好喝酒,特别宠爱妲己。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弱的歌。库里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他对鬼神傲慢不敬。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

诸侯有的也背叛了他。于是他就加重刑罚,设置了叫做炮烙的酷刑,让人在涂满油的铜柱上爬行,下面点燃炭火,爬不动了就掉在炭火里。纣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纣就把西伯囚禁在(yǒu,有)里。纣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利,殷国人因此不来亲近了。纣又任用恶来,恶来善于毁谤,喜进谗言,诸侯因此越发疏远了。

西伯回国,暗地里修养德行,推行善政,诸侯很多背叛了纣而来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纣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王叔比干劝说纣,纣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纣却黜免了他。

等到西伯攻打饥国并把它灭掉了,纣的大臣祖伊听说后既怨恨周国,又非常害怕,于是跑到纣那里去报告说:“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寿运了。不管是能知天吉凶的人预测,还是用大龟占卜,都没有一点好征兆。我想并非是先王不帮助我们后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以致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才抛弃我们,使我们不得安食,而您既不揣度了解天意,又不遵循常法。如今我国的民众没有不希望殷国早早灭亡的,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显示你的威灵?灭纣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到来?’大王您如今想怎么办呢?”

纣说:“我生下来做国君,不就是奉受天命吗?”祖伊回国后说:“纣已经无法规劝了!”

西伯昌死后,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诸侯背叛殷纣前来与武王会师的有八百国。诸侯们都说:“是讨伐纣的时候了!”周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命。”于是又班师回国了。

纣更加淫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纣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拚死争谏。”就极力劝谏。纣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箕子见此情形很害怕,就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了奴隶。纣知道后又把箕子囚禁起来。殷国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乐器,急急逃到周国。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君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像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

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三皇五帝中的一帝,在《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由于祖先是天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某。(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商王称号》)

商纣王,或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周国没有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周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商”、“大国”,而周自称“小邦”。

周王灭商后,因殷商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古公父、王季历、文王昌、周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如果仅仅只是两个称号,还不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因为拥有这个称号的那个人,代表着一段历史,一段影响中国数千年文化走向的历史。同样是这段历史,由不同的人来写,就有不同的模样和结果。两个不同的称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对历史截然相反的认知。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官方出面修的正史,代表着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一种是野史,代表着民间的历史认同和评判。

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则是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是周王朝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

周王朝作为战胜者的虚弱和商人作为战败者的不可小觑,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虽然周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周王朝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而是顽强地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通过这些雪泥鸿爪零星记载,人们依稀仍然能够窥测到商人记载的那段历史,与广为流布的周人的记载完全不同的模样的那段历史。虽然这和周人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偏见,但作为另一种历史,必然有助于人们探索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帝辛之败:

其一,说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使用炮烙酷刑,镇压人民。杀比干,囚箕子,年年征战,失去人心。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商朝西部诸侯国尤其是周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又需面对其因长年征战而日积月累有增无减的大批俘虏如何处理等问题而造成的负担。今殷墟遗址有大量人殉坑,埋有大量被殷商贵族残忍杀害的战俘或敌对方的自由民,这本身就说明殷商贵族包括帝辛之不仁。殷商贵族在亡国之前就已臭名昭著,不得民心。

其二,殷商政治糜烂,爆发了大分裂,帝乙把帝位传给了少子受德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随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帝辛发起反叛活动,如造谣中伤,发动内讧,幽谋(暗谋奸谋)行刺,卖国求荣等。而帝辛对待政敌又太过心慈手软,导致了政治上的失败。

第三,帝辛在位为稳定统治连年征战,力克东夷后,兵力损耗大半,未及休整训练,即遭意外袭击。

第四,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军队经过准备与训练,遂借机起兵伐商。历史文献表明,在商朝时黎城就是黎侯国。“商纣为黎之,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说的就是商纣王为了逼各诸侯多进贡,在黎城举行了一次威武的阅兵仪式,但东夷的首领未等会散就逃了回去,拒贡赋而叛商。黎国在周武王伐纣时投降了西周。

第五,牧野之战中,被殷商军队俘虏的来自东夷的奴隶们临阵倒戈,帝辛众叛亲离,自食苦果,就登鹿台自焚而死了。

仇敌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季历起便大肆拓土,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 ,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音“有”)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内奸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君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或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或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次子等等。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吕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试释》)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竹书纪年》)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的“内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仲、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仲,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帮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战国诸子

抹黑帝辛的第四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革故不足以鼎新。因此,在研究殷商亡于帝辛这段历史时,顾炎武分析了殷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

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是商朝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而郭沫若亦著《驳<说儒>》,对胡适的历史虚无主义谬论进行全盘否定。郭氏指出:这个人就是帝辛。解放后,郭沫若曾亲临殷商故地考察。

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帝乙在位26年而崩,少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幽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像微子一派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

此外,自盘庚以后,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故而在商帝强势力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代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

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或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提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帝辛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现代人认为,帝辛为解除西边威胁,于此时杀掉了西伯昌。

在解决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而这时,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商朝覆灭。

父亲:帝乙

兄弟:宋微子宋微仲子期

妃子:妲己(己姓,名妲,有苏氏之女,为帝辛所爱,或帝辛自焚后被杀)

儿子:武庚(禄父)

商代后期王都宫殿区遗址即帝辛之宫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北的殷墟。该遗址发现了象骨和鲸骨、各种青铜器、玉笄、玉戈、甲骨文等文物,其中殷墟127号坑的发现发现甲骨17096片完整的龟甲将近300版。殷商甲骨文是研究中国古代包括商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初始资料之一,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其文字点、横、撇、捺及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已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中国书法之要点。殷墟也凭借甲骨文一跃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纣王墓由今淇县城东行8公里,来到淇县西岗乡河口村的淇河大堤上,纣王及其王后和妃子的三座坟墓呈南北排列。纣王墓前有一通巨碑,碑上“纣王之墓”四个大字,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于1987年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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