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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革命统一战线仅维持了三年半时间,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即将取得国民革命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却突然叛变革命,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制造七一五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虽然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 ,但它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中共的发展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1、在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要求国共两党齐心掀起大革命。

2、共产党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还算得上是真的民主派。而且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后也认识到依靠军阀搞革命是不行的。所以国共合作也是两党共同的愿望。

3、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

4、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起了五四运动影响。

新三民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1. 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省、市地方党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

2.1924年,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大革命期间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3.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4. 工农运动得到大力开展。中共领导了广州沙面罢工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且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5.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共四大以后,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

6.由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

7.国共两党合作北伐,使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

8.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9. 长期沉寂的北方革命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党开始掌握部分革命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革命洗礼,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

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主要表现在:1、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2、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公开分裂。3、以戴季陶主义出现为发轫,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加深了国民党的分裂。4、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加深了国共合作的危机。

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先是反对迁都革命中心武汉,接着公开亮出反共反革命旗帜,在各地接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叛变事件。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湖北夏斗寅叛变、长沙马日事变,以及冯玉祥倒向反革命,等等,使国共合作处于危急关头。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大革命遭到惨败。

孙中山曾想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

从孙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会接受俄国人的干预和劝说,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然有欣赏共产党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却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倘若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这实在过于困难。如果说他开始时还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他这时显然早有领教了。他之所以能够对马林脱口而出地表示:“如果我(因为)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而要受到苏联的干预),我就可以不接受(苏联的)财政援助”,就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陷入到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万一逼不得已,他还是能够做出壮士断腕的举动的。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

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J. Stalin)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鲍罗廷之所以被莫斯科看中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2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当加拉罕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

鲍罗廷8月由中国东北入境,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到达广州。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军费窘困,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正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发生冲突之际。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 ,广东根据地的这种危急形势使孙中山增加了争取苏联援助的紧迫感。与以往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此外,孙之所以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孙中山久历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有所凭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客观上,①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和联合剿杀;②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共合作遭到破坏。主观上,①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和武装的领导权。

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这次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主要是:

1、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2、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坚决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3、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必须重视武装斗争,建立党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1.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2.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威慑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

3.党大大地拓展了成员数量和组织,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

4.合作失败后,使党开始成长成熟,懂得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5.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后来,全国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北伐战争就是其中之一。国共合作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阶级,共同反帝反封,壮大了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党的不成熟,轻易地放弃了武装,导致后来的反革命事变。

孙中山在合作中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原先一直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并极力争取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却使孙中山越来越失望,特别是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到上海。孙中山从困境中沉痛地感觉到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依靠军阀势力是靠不住的。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联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遭到失败而改变对他的支持。在陈炯明叛变时,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达林正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下决心采取联俄政策。在达林离开中国时,孙中山让陈友仁向达林转告他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这时,孙中山也已经看到了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在他处境艰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给予有力支持。因而他采取联共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孤军作战,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国民党合作。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共二大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同年8月对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议决定只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表、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未加入国民党,并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抱怀疑态度。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同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来换取合作,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为推动国民党改组,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解决了党的三大没有解决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就是要争取领导地位。为此,要积极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同时,还决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组织自己的党团,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领导作用。同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接着,便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始党员登记,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许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民权主义提出民权力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并规定制定劳工法,改善工人生活。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就使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上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国共两党为之奋斗的共同纲领。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改组后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为国共合作的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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