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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

竹简,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也指写了字的竹片。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称木简),牍比简宽厚,竹制称竹牍,木制称木牍。均用毛笔墨书。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因此人们又称信为“尺牍”。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词目:竹简

[bamboo slip used for writting on] 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

1. 古代用以书写、记事的竹片。

《后汉书宦者传蔡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穆天子传>序》:“ 汲县 民 不准 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 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

俞樾《茶香室续钞宋人书帖犹用竹简》:“ 南宋 初,士大夫书翰犹用竹简。”

胡适《叔永书》:“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后来有了纸笔,便不用刀笔竹简了。”

2. 指史册。

陈梦雷 《作书友人投笔志恨》诗之一:“我志原何许,逢人却乞怜。是非留竹简,方寸付苍天。”

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现代: 裁、煮、烘,切竹,刮青、书写、钻孔、编。

古代:裁、切、烘(杀青)、书写、钻孔、编。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简牍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纸张发明之前书写典籍、文书等文字载体的主要材料,是我国最古老的图书之一。简牍与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一同被列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目前简牍学也以惊人的速度形成了世界性学科,它从史学、考古、古文字学、文献学、书法等,多角度多领域,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简牍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出现,春秋到东汉末年是简牍最盛行的时期,纸张发明后,竹木简牍又与纸张并行数百年,直至东晋末年恒玄下令,简牍制度方告结束。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得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古代竹简也是可以用现代工艺来进行体现的。

简牍起源于商代,《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到了战国时期,竹简的使用变得十分广泛,目前考古所发现的竹简最早只能到这个时代。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已广泛 使用,简牍才为纸抄本所代替。

竹简最著名的考古有:

汉武帝时期,鲁恭王破坏了孔子的旧宅壁,发现了一些竹简,其中有先秦古文书写的《左传》、《论语》、《尚书》、《毛诗》等。

279年,晋朝汲郡人从战国时魏襄王的陵墓中,一次发掘到写有文字的竹简数十车。

(以上两次所发现的竹简都未能流传至后世)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简42支,最长的22厘米,宽1.2厘米,篆文,每简2-10字,

为战国之物。

1957年,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竹简800多片,简上文字依然清晰。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约五千枚。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 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买回1200余枚楚国的竹简,这年的秋冬之际,又从香港买到497枚相同类型的竹简。

2008年7月,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这些竹简也是从境外买来的。清华简中,有《尚书》、《系年》、《筮法》等。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竹简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西汉初年书法的重要资料。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 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 《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竹简书法俊朗,疏密得宜,对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重要价值。

简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西周和春秋时期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秦木牍和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 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战国的竹简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篆文更为简略。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简书”是近年在中国书法界兴起了一支流派(又称“竹简书法”)。这是一种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即效仿先秦、两汉时代在竹片、木片和丝织物上的古文字的书法,即以独特的国画颜料配制古朴赭黄色,以板刷在生宣纸上刷出类似竹简书竖条,字体就写在这赭色“竹简”条上,别有一番古雅特色,适应了现代审美装饰情趣。 对色彩变化瞬息之间的精确把握,使书法获得了“随类赋彩”之妙。这种书法呈现出活泼,具有生机的形象。“简书”这一书法艺术于图与文的抽象共性中彼此和谐。使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又驰骋在色彩和图案带给我们无限想像的空间里。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简42支,最长的22厘米,宽1.2厘米,篆文,每简2-10字,为战国之物。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约五千枚。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竹简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书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印刷术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简牍的形式,即为卷轴

装的前身,为早期的雕版印刷所广泛使用。现代竹简更多的是收藏和家居

2001年 湖北楚天绿采用激光雕刻在优质楠竹材料上雕刻,字体隽永清晰,笔峰刚劲而富神韵 其竹简笔筒,竹简名片座更是将竹简工艺向家居装饰做得很好。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1994年春,上海博物馆接受了一批饱水竹简的脱水保护任务,总量有一千多支。完整的简最长为五十几厘米,短的有二十几厘米。这些竹简软若面条,不能整支提起,竹材质地相当疲弱,若稍施外力即会折断(尤其是竹节部位);还有些是损坏程度十分严重,散成竹丝状的竹简。

此外,有的竹简还因受挤压而被扭曲变形,竹简上少见的朱砂标记很容易消失。

这批竹简的文字字体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其内容专家判断全部都是先秦古籍,有哲学、文学、历史、政论等等方面的丰富记载。书篇约有百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总之,竹简材质处于极差状态。而竹简内容又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研究价值。因此,必须尽最大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及时妥善、完整、长期地保存这份珍贵的遗产。

充分研究了饱水木器和竹简的各种处理方法,决定采用真空冷冻干燥法进行这批竹简的处理研究。真空冷冻干燥法原理是:水经冷冻成固体,在真空条件下,由固体转化气体,消除毛细管表面张力,使物体保持原有形状。成功应用亦不乏其例。但其应用于这批严重朽蚀饱水竹简的脱水干燥处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这批竹简的相对含水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几,这么高含水率的竹简,不是仅仅消除毛细管表面张力,就能防止细胞壁收缩,细胞腔崩塌,就能达到解决竹简的脱水定型的目的。

影响饱水竹简收缩变形另一重要因素是干燥产生的应力与纤维结构所能支撑的机械强度。这么高含水率说明竹材中的大量成分流失,细胞壁被腐蚀则是更为重要。因此,增强纤维细胞的强度,抵御干燥过程中的收缩应力,必须采用填充材料,才能防止其在脱水过程中收缩、变形、开裂。真空冷冻干燥的预处理是关键。填充材料的选择十分重要。置换材料要求能与水相混溶,取代饱水竹简中的水分;分子量低,分子体积小,粘度低;材料的溶液不仅低浓度且较高浓度的状态时,呈中性,亦容易渗透入细胞腔,细胞壁中;填充后能有一定的强度;色泽浅淡,使处理后能接近原物本色。

对多种填充材料进行了饱水木材的渗透实验。从处理后的电镜照片图三,四中看出,一种GX溶液较为理想。未处理前壁厚在1-3微米,处理后壁厚大部分超过5微米,孔壁增厚,内中有较多的填充物,起到了增强纤维结构的作用。

严重朽蚀饱水竹简要处理成功?其填充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尽可能多地置换出其中的水分?才能保持其形状的稳定。因此,制备高浓度GX溶液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用十支竹简作了实验性处理?经逐步增高溶液浓度的浸渗程序?然后在温度为-20℃?真空度为10-3毫米汞柱的条件下干燥。采用千分卡与立体显微镜配合的方法对十支残、短简进行脱水前后的收缩率的测定,具体结果如下表:

从测定数据看,干燥后的竹简,其收缩率宽度方向在0.71.9-。竹简的色泽近似竹材本色,达到了原先的设想要求。

对碎裂成丝状的竹简,除了上述处理的浸渗程序外?还需加入适量的黏合材料,将丝状整理成形,再真空冷冻干燥。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批扭曲变形竹简的校正,朱砂标记的保存。一千多支竹简的脱水定型任务。由此,竹简可以在自然或人工光线下供专家们进行排比和研究。虽然脱水定型使竹简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但为了更好的保存,还需要采取妥善的保护手段,采用了把竹简密封保存在有机玻璃盒中,并充以氮气。其中以内容不同的十支竹简,在陈列柜的灯光照射下陈列了三年(1997-1999),没有发现变形,也没有发现肉眼可视的变色;其余封存放在库房的竹简,也已8年了,至今未发现变化。此批竹简正由研究人员整理,并陆续以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出版面世,供研究人员研究。

成果信息:该成果获1998年国家文物局文物科进步一等奖、200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主要完成人:陈元生解玉林、罗曦芸。

岳麓书院抢救的这批国宝,是文化史、学术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如再不回收保护,(这批竹简)就会化为齑粉,化为泥土,那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昨日,记者在一张有胡平生、李学勤等八九位著名简牍研究专家亲笔签名的鉴定表上读到了以上文字,专家一致认为,这批被岳麓书院紧急抢救回来的简牍,将对弄清秦汉法律源头、对秦汉史的研究以及对学术史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而这批被专家们认定为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简牍,曾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流转迁徙,2007年11月才被岳麓书院带回保护中心进行整理、保护。

“它们破损厉害,有的就像面条,一碰可能就化掉”

这批珍贵竹简与湖南人的结缘,源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陈松长2006年12月份的一次香港之行,“那次陈院长是去开会,但却意外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香港某文物商手上有着数千枚秦汉竹简,如果再不进行专业保护,将可能永久性消失……”昨日,岳麓书院文物管理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郑明星向记者讲述了这批竹简的来龙去脉:

“陈院长本身是简牍研究专家,他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批文物的消失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于是开始千方百计地打听这批文物的下落。”

“经过多方努力,2007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光裕搭桥牵线下,岳麓书院与香港文物商取得了联系,并第一次见到这批竹简的真面目。然而,这批竹简的破损程度让人震惊:它们有的就像面条,一碰就可能化掉,上面长满了霉点,还有粉状物质……”

郑明星说,让人惊喜的是,香港文物商和岳麓书院在“要抢救这批文物”这一点上形成了高度的默契,对前往香港的湖南工作人员,文物商没有任何为难,并且很快亲自把多达8捆的竹简送到了长沙。

“有着和长沙走马楼汉简相似的糖元结构”

简牍来到长沙后,岳麓书院马上请来国内简牍保护专家、“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方北松,负责竹简的取样检测和脱色工作。

经过对样品的检测,方北松得出结论:竹简存在严重的降解,有着和长沙走马楼汉简、荆州谢家桥汉简相似的糖元结构,与新竹完全不同,并且具有编连、折断和竹节干后的老化痕迹。“这意味着这些竹简是真品,不是仿造的。”郑明星向记者解释说。

由于竹简表面已呈黑色,字迹模糊不清,“方教授把这批竹简放进纯净水里进行防脱水处理,之后进行脱色处理,最后小心地用线条缠好,用玻璃片固定。”出于保护竹简的目的,这批处理好的竹简被装进特制锦盒后秘密收藏。

“内容比里耶秦简更丰富”

这批竹简上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目前是否确定年代?对此,郑明星称:“专家们打算花十年时间进行仔细研究。”但他透露,1月15日,岳麓书院邀请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湖北荆州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湖南省文物局等单位的有关专家观摩竹简。从已经识读的极少数竹简来看,这批竹简内容涵盖算术、隶卜、律令、日书,“相比以日书和行政文书为主的里耶秦简,这批竹简的涵盖面更为丰富、广泛,许多内容是别的竹简所没有涉及的。”

而就在4月13日,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受邀来到岳麓书院研读这批竹简,“李教授根据竹简上出现的一些湖北古地名及出现‘内史’的称呼等信息判断,这批竹简可能出自湖北一郡守之墓,郡守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官员。”

另据一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这批竹简中有“苍梧”、“洞庭”等里耶秦简中出现过的秦代郡名,又有“居货”、“为吏之道”等富有秦代特色的词语,行文避秦始皇讳,所以,这批竹简的确切年代有可能比汉更早。

上海博物馆数年前自香港古玩肆抢救回的一千二百枚流散楚简,经考证研究,近日将首次解密公布百枚竹简,其中三十一枚有关《诗经》的内容,与传统文学史记载相悖,填补了先秦文献空白,并破译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千古之谜”。

据此间媒体今日报道,上海博物馆近年来对这批举世瞩目的珍贵竹简进行了脱水去色保护。同时组织专家用数码放大仪对竹简文字逐个进行审视、考证。从初步审视内容来看,其内容庞杂,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论、音乐等多方面的内容。自一九九七年起,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对其中一篇共三十一枚有关《诗经》记载的竹简进行了详尽研究、考证,并发现许多地方与传统文学史记载大不相同。

例如,关于孔子如何向其弟子授诗,以往文献全无记载。而此三十一枚竹简共九百八十余字,全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讲诗的追记文字。孔子在此提出“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的三条具有准则性的说法,在文学史上还是初见。

此外,竹简中论诗次序以颂、大雅、小雅、国风为顺序,与今本《诗经》排列正好相反。竹简诗论序中的论次也与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也与今本不同。竹简孔子诗论也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有关“美”、“刺”的内容。

又例如,通常说《诗经》数量为三百篇,或三百零五篇,而竹简中出现的六十个篇名中又发现了轶诗六篇。另外,在七枚记载诗曲音调的竹简中,也有为今本所未见的轶诗。由此可推断《诗经》的篇数远远超过三百,而从竹简诗的篇名记载还可证明孔子当年并没有如传统说法那样删过诗。

再例如,对于中国古代音乐,过去一直有“五音”、“七音”之说,而竹简中所载古代唱诗伴奏已有四声和九个音调,显得相当规范化。音乐界专家日前对竹简音调进行鉴定后惊喜地发现,古代的音调表示法同现代的音调竟如此相似,确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据悉,上海博物馆有关专家将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向中外学者公布这一批竹简解密的重要内容。

竹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竹制品的国家,所以竹雕在我国也由来已久。竹雕也称竹刻,是在竹制的器物上雕刻多种装饰图案和文字,或用竹根雕刻成各种陈设摆件。竹雕成为一种艺术,自六朝始,直至唐代才逐渐为人们所识,并受到喜爱。竹雕发展到明清时期大盛,雕刻技艺的 精湛超越了前代,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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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挺拔、俊秀,经冬不凋,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竹子更是怀有一种特殛殊的感情,赞其“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的高尚情操。以竹为乐,爱竹成癖,以竹咏志,借竹抒怀,成为诗词、歌赋、绘画、音乐、园林等的重要题材。

秦代还没有纸张,主要用的是竹简,文吏需要经常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刮竹皮或削去竹简上写错的字,所以很多秦代的知识分子有随身带刀的习惯。

竹简,一种将文字、图象或其他各种特定的符号写绘于事先加工过的竹片上的书籍形式。竹简渊源: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拓展生活,共享闲适与激越!

当人类社会出现文字的同时,书籍也就出现了。当时的书籍形式和现代的书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这样定义书籍的概念,即将人们的经验和事件用文字和图象的形式记载于一定的物体上,以便于保存、传播,那么,商代的甲骨文,就是最早的书籍了。另外,在树叶和树皮上也可以刻写文字。 《旧唐书》上就记载:"天竺国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贝叶经。另外,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也可以称为一种早期的书籍。 除了甲骨、青铜器、石刻外,在古代用作记载文字的材料还很多,如陶器、砖瓦、兽皮等,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放射过灿烂的光辉。然而,更接近于今天书籍形式的,是从竹简开始继而出现了书写于织物上的缣帛。

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竹简和木牍所开创的书籍形式和制度,对后来的书籍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册"、"卷"、"编"等书籍的单位、术语,一直延用至今。 竹简和木牍在形式和用途上不完全相同。

竹简用的是皮薄而节长的竹子,先将圆竹锯成一定的长度,再破为一定的宽度,削光整平后,即成为简片。然后再用丝绳、麻绳、细皮条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即可用来书写文字。也有先写字,然后再按顺序编联成册的。

竹子的外皮不易着墨,为了书写方便,须将竹子的最外皮削去,或在内里面书写。把竹子烘干这个工序称为"杀青"。

竹简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几上。说明简策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代,但其战国以前的简续实物,今天还未有发现,在周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用简读传递命令及公文的记载。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竹简成为各家著书立说的主要形式。这时关于使用竹简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孔子晚年读"易",致使"韦编三绝",说明由于反复的阅读,致使编系竹简的绳子断了三次。

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称“竹木简”,如较宽厚的竹木片则叫“牍”。竹木简是古代用竹简和木简写成的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竹子和木头都是常见而易得的东西,古代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在上面写字著书。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每根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多少不一,最多的有40多字,最少的只有一二字,一般写20多字。

现在的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3尺,最短的只有5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书了。编连竹木简多用麻绳,也有的用丝绳(称“丝编”)或皮绳(称“韦编”)。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现在的“册”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简用绳子编连起来的样子。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指的就是用竹木简做成的书。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这样形状的字“〓”,即“册”字。可见,竹木简书籍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了。约春秋、战国之际,还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所以帛书不及竹木简书普遍。东汉时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籍,纸既轻便又易于书写,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代,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书。

《本草纲目》 ,洋洋190多万字,还有1100多幅绘图,记载了1.1万多个药方。忻城县北更乡退休老师石秀毓,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硬是把这部巨著“搬”上了竹简。若不是他的好友偶然发现,这部重达128公斤的竹简版《本草纲目》还不为人所知。

“喏,这就是竹简。”2月28日下午,在忻城县北更乡北更村六合屯石秀毓老师家里,石老师小心翼翼地揭开几层报纸,一堆长达3米、高约0.7米的竹简便呈现在记者眼前,阵阵桐油香飘来,简陋的客厅顿时多了几分古韵悠然。

今年65岁的石老师,退休前在北更乡中心小学任教。促使石老师产生抄写《本草纲目》念头的,是他经历的两次治病经历。

他30岁那年,母亲突然高烧不退,腿肿得像个粽子,送到医院治了5天,等来的却是一纸病危通知书。

母亲才47岁,还没来得及享福就要撒手离去,石老师十分焦虑。他突然想起舅舅有一部198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上下两册),遂立即找来整整翻了一宿。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背起背篓按书中的药方上山采药,把采来的药煎给母亲服。没想到,两天后母亲的高烧竟慢慢退去。石老师信心倍增,继续采药给母亲服用,半个月后,母亲奇迹般地好起来,还能下地干活了!这让石老师强烈地感受到了《本草纲目》的巨大魅力。

1990年,石老师患了严重胃出血,医生建议他放弃治疗。家人按书上的药方采药给石老师服用,结果病情减轻了许多。再到大医院检查时,“医生叮嘱我要多锻炼,勤动手。想到自己喜欢书法和绘画,便产生了抄写《本草纲目》的想法,并且用竹简来抄,这样才能体会到古人写书时的那种感受。”石老师说。于是他从1990年3月15日开始,动笔抄写《本草纲目》。

为充分利用时间,石老师每天上课前,都要集中精力把课备好。下班后,他就一头扎进书房,在暗淡的灯光下埋头用毛笔抄写。为此,他谢绝了许多交往,以至于他从开始到完成,同事们对此竟一无所知。

用竹简抄写古书,这对石老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开始,他每晚只能抄写五六片竹简,后发展到10片。每抄一个药方,要用去22片竹简。他把抄好的竹简编成号,再串联起来,每22片竹简串成“一页书”。

“开始时,老伴骂我是疯子。”石老师笑着说,老伴见他每天才能抄10来片竹简,就打趣说:“按这样的速度,算你活到80岁也抄不完!”话是这么说,但她一干完家务活,就拿起刀来,主动帮他削竹片。

有了老伴的支持,石老师信心倍增。2007年1月9日,这本长达190多万字的宏篇巨著,终于被他完整地“克隆”下来,至此,他已耗去17年光阴。为了将《本草纲目》“搬”上竹简,他前后共用竹简14.8万片,“总页数”达1346页,总重达128公斤。

记者随意从中抽出“一页”来,只见上面字迹娟秀工整,每一页都是根据书中内容,配以或大或小、或柔或细的图案。

“在抄写时,我不允许出现错字、别字、漏字或多字。”石老师说,哪怕出现一个错字或漏字,他都会毫不吝惜地把竹简扔掉。17年来,他用于制作竹简的竹子,加起来有整整一卡车;期间还用坏毛笔100多支,所用的墨汁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竹简对我而言是无价之宝,打算将它交给子孙代代传承下去。”回首往事,石老师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在抄写过程中,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也锻炼了意志。完工后,他本想不告诉任何人,但去年底,朋友蓝文荣来玩时发现了这一秘密,这事才被“泄露”出去。

“石老师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忻城县文体局局长韦江胜说,一个人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舍得花这么长时间去做成一件事,的确需要一种执着的精神。

韦江胜认为,用竹简抄写古书,属于一种民间文化艺术,如今已很少见,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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