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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

程万军,资深传媒人、知名作家、历史学者 [1] 。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库伦旗, 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2000年步入北京传媒业。历任多家报刊主编、评论员,现为司法部《法律与生活》杂志社官网执行总编、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人。 [2]

著有《破解中国历史十大死结》、《逆淘汰》、《看透日本》等。均为卓越当当上榜图书。其中《逆淘汰》荣登卓越畅销榜政治类第一名、当当新书热卖榜历史类第二名,《北京晨报》连续整版专访、《作家文摘》系列连载,中央电台、各大门户网站广为品读。主张“用通俗语言表达不俗思想, 为无解之题探索有解答案”,作品力现“理想与忧患并存,激情与锋芒永在”之独特文风。 [2]

文学作品系列:

2008年出版《血性:时代缺失的隐痛》

2009年出版《破解中国历史十大死结》

2010年出版《逆淘汰》

2013年出版《看透日本》

2014年出版《谁主东洋》 [2]

2015年出版《华夏魂》

电视演讲系列:

2011年 《中国式命运怪圈》12集

2012年 《逆淘汰中国人才流失之谜》12

2013年网上大讲堂《程万军谈中日关系及日本政史》 [2]

2014年 中央电视台12套《大明开国第一大案》6集 [3]

2015年中央电视台12套《东林沉浮》10集 [4]

2016年中央电视台12套《大明才子解缙》11集 [1]

博主本色

理想与忧患并存,激情与锋芒永在!

不做“纯文人”,赞赏“文以载道,道以实行”!

拒绝幼稚,坚持率真。先天下忧,先天下乐!

独立经济地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死结

世人皆知,“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殊不知离开了独立经济来源(稿酬)的鲁迅,骨头还能硬多久?当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要不要与市场结合否则“饿死活该”的问题,而是目前的“市场”给了知识分子多大的寻求“经济独立”的空间?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所以知识分子要想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即便接近,也难免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真正”二字便无从说起。 [2]

在以往大一统的大体制框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经济地位”缺少最根本的支柱。即便是在今日中国有史以来经济最活跃的时代,经商“下海”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有一些取得了成功,但由于他们的发展受到国内金融等“瓶颈”的必然限制,所以想成为世界重量级的经济人物恐怕不是量的差距。“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给大多“下海”知识分子带来的总体生存状态不是“独立”而是“飘摇”,所以,在现有状态下,“经济独立”于大多知识分子而言,仍是奢望。

在飘摇的生存状态下,那些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是安于且力争留在“体制内生存”,批判社会的“良知力量”,却留恋或不得于不寄于“公家”篱下,想来真是一件“精神分裂”的怪状。篱下知识分子,图求人格的完全不依附,确是一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难事。

胡胜华先生在谈胡适的身份意识一文里,有一句话问得极是:试问有多少知识分子可以不倚仗政府、不倚仗公家、不倚仗体制而能够我行我素,批判社会?试问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挤进政府、挤进公家、挤进体制而不遗余力,争得你刀我枪……?

如果把“公家”视为里,“市场”视为圈外,那么通过现实中的比较,不难看出知识分子的总体经济状况之端倪,虽然无论圈里圈外,中国知识几无真正的“经济独立”,但仅从收入与福利两项指数对比,圈内知识分子仍具有圈外无法企及的稳定与优裕。如果把他们可有一比,圈外知识分子似享有家猫的地位,他们不必为酒饭发愁,因为早已有“主人”拌好上等的猫粮,他们往往在酒足饭饱之后,充满同情地看着那些“找市场”的同类。而圈外知识分子呢,由于先天本不是“野猫”的成份,而后天又缺少森林的庇护,所以其状态只堪比“流浪猫”先天不“野”,是从家猫堆里跳出或被赶出来的;后天找不到森林,因为一方水土缺乏成林的气候条件;故而,他们只能充当“流浪猫”,在“流浪”中以饥一顿饱一顿的代价换取有限独立自由的空间。

当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屡遭质疑时,当他们渴望“豢养”的“科举心态”总是挥之不去时,我们不能不从“经济地位”这个基础上寻找答案。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用俸禄的饵食把知识分子牢牢限制在“圈中”,即使在动乱年代,因为他们找米下锅的依赖性,所以不是为地主所用、就是再次转而依附在造反的农民身上。如此的经济弱势地位,深化的是“求用于老爷”的意识形态;巩固的是先天的软弱与依赖性。

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本质仍扒不掉“儒生”与“士大夫”这两张皮,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中,只有地主阶级才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而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其他阶层只不过是附在地主阶级上的毛,知识分子概莫能外。“求用”与“不为用”成为知识分子(儒生)得志与不得志的一生最大价值体现。当“士为知己者死”的口号叫得山响之际,其精神本质与“有奶就是娘”的孩子已无泾渭的分明。儒生被大地主用则为“士大夫”,不用则为“腐儒”,这就是历代知识分子独木桥上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十年浩劫”期间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为什么丧失了独立人格?正如被当时红卫兵都指责为“软骨头”的郭沫若,为什么他们在新民主主义运动时期能够傲骨临风?除了政治高压指数,若干年后失去独立经济地位正是一个致命因素,当个体的经济不复存在,只有集体(单位)才能领到一口饭吃的“大锅饭”时代降临时,人们所失去不仅仅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独立的经济生活来源举国“入瓮”即时上演,嗷嗷待哺的个体何需“请君”?打破头皮,挤进“公家”门坎,是一条光明的“养命”之路,在一个只有“圈养”的时代,恐怕只有退化为“家畜”才能够生存下来。

2000年以来中国知识阶层虽有变迁,但若以“中产”的标准观之,恐怕仍大多没有完成这一质的演变。当今知识分子,信步“中产”占多大比例?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讲或许已跃“中产”,但从独立经济地位而言,或许与古代豪绅豢养的“食客”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距离,否则,就不会动辄以“利益共同体”的代言人身份,以扭曲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权贵的“巧取豪夺”现象“正常不过”。这是知识分子渴望“收买”的精神发扬。

在“公家”篱下发出“呐喊”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是如鲁迅先生所言的“老爷,您的衣服破了”式的依附与幻想。“公家”就像一根放飞风筝的线,知识分子只能成为“公家”收放自如的风筝,何时可如大雁般自成队列,领飞翱翔?!

古代官场竞争

为何庸人往往大获全胜?

任何一个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能认识到: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能做事。

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

为何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因为官出上级的人事体制。

在中国政治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各级官员即便是“考”出来的,那也只不过是当官的“资质”而已,并不表明获得权力,真正的官衔最终要由上级任命。所以,上级能不能发现你、任用你,成为仕途“临门” 关键一脚。

于是,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 “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 “为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

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成功先例,但这绝不占那些“成功官员”的主流。不做事只“会做人”的官员照样升迁,而能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升迁无望。

这是因为,古代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定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者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能够呼风唤雨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仅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由是,你对逆淘汰过程中“说假话的战胜说真话的”就很好理解。下级对上级 “报喜不报忧”,一切皆因用人体制使然。正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事制度的确立,才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避免常理的逆向人才淘汰,对上谄媚,对下轻慢,必然成为古代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如果失去了制度合理这个前提,从人的欲望角度深究“逆淘汰”成因,则“逆淘汰”甚至有“存在合理之处”。

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而人才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就无以生存。

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

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

(全文内容请见程万军博客)

古代奇才为何多是 “山野村夫”?

中国古代尤其在乱世,出现不少奇才,他们大都来自民间。一言以蔽之,曰:人才在野。

孔明得以在腐朽的东汉末年冒出头来,首先要感谢的贵人不应是刘备,而应是董卓。

没有董卓乱京,群雄并起,他孔明还在家乡务农,充其量得个民办教师的“讲台”,才干到哪里发挥?哪个卖官鬻爵的大员会选用一个田间吟诗的农民为官呢?

是“董卓之乱”成就了孔明之类的民间奇才,是这些民间奇才风云际会、群策群力,才推翻了旧世道,建立了新政权。

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并起,到后来三国时等于只剩三路,看看胜出的人才,多是 “山野村夫” 出身。 在起初讨董卓的十八路诸侯中,领军人物是官宦子弟袁氏二兄弟:袁绍与袁术。然而,这两位贵族之后最后无一成事。真正成事、成为日后三国之主之一的,反倒是不被他们看好的、起于民间的鞋匠刘玄德。

后来的三国之主,在十八路诸侯中都算不得什么 “巨头”。曹操还算是比较有实力的一路,孙权的父亲孙坚只不过是居中的一路,而刘备刘玄德虽打着“皇叔”的旗号,其社会身份不过是个民间鞋匠,他的左膀右臂,一个卖绿豆的关羽,一个杀猪的张飞,他们当时仅带着一小路人马、只能依附在公孙瓒那路,是一路诸侯中的一支小分队,谁会料想这只“民间小分队”以后会得到三分之一天下呢?

……

(全文内容请见程万军博客)

记者节,你为何被人淡忘?

第十个记者节,许多媒体同行竟忘了今天是我们共同的节日,记起是在相互提醒下。这一天显然缺乏节日的气氛与热度,记者节越来越淡了,甚至被社会乃至记者遗忘……

在曾经一个时期,人们对“无冕之王”的期望值是超乎寻常的。许多正常领域不正常的作为,人们都希望媒体介入“立竿见影”。而今,炙手可热的传媒时代虽然仍在持续,但是人们对媒体的作用已经有了更冷静的认识。

2009,中国媒体改革动作频频,媒体的企业化既是事业单位减轻负荷的不得已,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记者的处境与地位并没有由此上升,而是生存与采访环境越发严峻,你如果不是栽花而是来挑刺,那么被采访者可是连真记者与假记者都敢打……

当记者连饭碗与安全感一并受到威胁时,他们或许被迫转入“经营之门”,退求“宣传之道”。

当一个社会没有“白衣天使”,也没有“人类灵魂工程师”时,“无冕之王”或许与医生、老师共同拥有的是一个统称:生意人。

尽数的“生意人”令这个社会留下的,是无限且唯一的经济想象力。

……

(全文内容请见程万军博客)

北京晨报就《逆淘汰》专访作家、独立评论人程万军

程万军:中国人才是怎么被毁掉的

他在网上看到了《中国顶尖人才流失率居世界首位》一文,文中引用的统计数字表明,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

这一数字对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剩下的那20-左右的人才,真的发挥出自身的价值了吗?

2005年,程万军开始想写一本书,来探讨中国式人才成长的困境与问题。“逆淘汰”,是程万军最终为他的书定下的名字。“在下水道里,只有老鼠和苍蝇才能活得最好,在那里,真正的人才无法生存。”望了一眼窗外,程万军的话意味深长。

2008年,在电视上看到美籍华人钱永健获取诺贝尔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钱永健表示:“我是美国科学家,这一点很确定。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血统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分。”这段话让程万军感慨万千。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为什么这一现象频频发生?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美国教育更发达,培养的人才更多,可现实却是,人才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大量人才反而流向美国。即使留下来的人才,也往往不能做到人尽其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要么能力下降,要么干脆被“废掉”。

“中国的历史,就是人才流失史。”程万军抛开了手中的《二十四史》,开始大声疾呼:“再不重视人才流失的问题,再不改善人才的生存环境,我们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人才退化令人忧

晨报:您为何特别关注人才的话题?

程万军:我大学毕业后在国有单位工作,当时单位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无处施展,终日只能养尊处优,几年下来,能力不仅没提升,反而下降,这促使我去思考:人才究竟应放在什么环境中才能增长本事?为什么许多人才几年后不仅没进步,反而退化了?

晨报:为什么呢?

程万军:因为我们的用人体制有问题,在传统“大锅饭”体制下,企业与个人利益不统一,领导考虑更多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而非企业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人唯亲成了常态,人才反而是多余的。当一个企业的资源都被领导占据时,那么,在这个企业中的人才就没有了施展的空间,逐渐退化,而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都被少数人占据时,那么,这个社会中人才就经常被废掉。

晨报:从那时起,您就开始研究“逆淘汰”了吗?

程万军:那时只是有一些感受,思考并不深入,几年后,我又回到了这样的氛围中,发现情况和10年至20年前完全一样,没什么改变,有想法的年轻人在这种环境下很痛苦。按说那样一本杂志,对质量要求低,工作量并不大,可那么多人居然完不成。我去以后,一个人承担一半以上的工作,可我只用忙半个月,剩下的半个月基本在休息。

▲个人才华可能被埋没

晨报:从何时起,您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

程万军:2009年,两件事给我的震动特别大,一是钱永健先生获奖,另一个是公务员报考热。媒体报道,竞争最激烈的职位,甚至达到了4000多比1,这种年轻人集体奔仕途的现象,真是好事吗?大家都在往体制里挤,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在现有体制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对于个人生活来说,那里可能是福地,但对他们的才华而言,那里可能是坟地。种种原因,促使我下决心,把这么多年的思考写出来。

▲为什么人才会流失?

晨报:人才流失增加,是否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副产品?

程万军:不是这样的,人才流失在中国一直存在,并非今天才出现,比较著名的例子有范文程,正是他献了“反间计”,诱使崇祯杀掉袁崇焕,在消灭明朝的战争中,范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范文程是汉人,你可以说他是汉奸,但你不能说他不是人才。

晨报:为什么范文程要去帮别人呢?

程万军:因为他在官场中得不到重用,即使勉强被人用了,他的才华也会很快别体制废掉。因为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基于血缘建立起来的,通过血缘政治,既得利益者可以把已得的利益固化。皇帝的儿子天然就是皇帝,宰相的后代,必然是身居要职,而老百姓的孩子,机会寥寥。血缘政治的根本是任人唯亲的,远离公平,只要奴才,不要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没什么关系的范文程当然要投靠别人了。你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三国、战国等战乱时代,反而人才辈出,而和平年代,才人调零。为什么?因为战乱打破了血缘政治格局,平民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在和平时期,在血缘政治的压迫下,有的能力退化,成了庸才。

晨报: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明朝灭亡,范文程仍无发挥的空间?

程万军:是的,这是传统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可怕的是,这种体制超稳定,非战乱很难打破。

▲可怕的文化败血症

晨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范文程这样的人才,反而会期望战乱的格局?

程万军:是的,当社会固化时,越是下层的人才,会越希望乱,因为只有乱他们才有翻上来的机会,于是,周期性的战乱不可避免。但问题是。虽然战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格局,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血缘政治的格局。

晨报:为什么呢?

程万军:因为血缘政治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传统中国人有家无国,他们愿意为家庭牺牲,却不愿意为国捐躯,这就形成了私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不仅皇帝在搞家天下,每个官员也都是围绕家族来分配资源的,普通人也如此,变来变去,还是血缘政治那一套,较难建立起一套公平的用人机制,这就是“文化败血症”。

▲官出上级还不如考试

晨报: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改变人才被毁的情况呢?

程万军:根本在于改革用人机制。我们现有的人才选拔机制应更多采取考试制,减少推荐制。事实上,考试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是公平的,比单一的推荐制更好一些,只要官出上级的状态不变,“逆淘汰”就不可避免。

晨报:官出上级的弊端在哪里?

程万军:官出考试,人们只需要考出一名合格的负责人就可以了,搭班子是他的事。而官出上级,就是要平衡各方利益,结果班子中往往聚合了多种政治势力,表面上似乎照顾了内部民主,可事实上,导致了许多单位正职和副职之间在窝里斗,这种情况在古代就很普遍,正职不能免副职,这种用人体制太落后,造成内耗。

▲应建立独立的考试院

晨报:我们国家目前不是也有公务员考试吗?

程万军:但问题是,考试的权力究竟在谁手里?目前公务员考试方式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出现了一些怪题、偏题,我的建议是,应把考试权更加集中,考试权过于分散,管理不便,不利于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我认为应成立独立的国家考试院,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晨报:可考试院在国外并不普遍?

程万军:这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西方文官体制比较成熟,有没有独立的考试院并不重要,中国大环境还存在缺陷,考试院可以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小环境,这也可以有效避免“逆淘汰”,更好地保护人才。

以上选自: 2010年1月18、19日《北京晨报》 记者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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