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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监税使

明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再加上对宁夏、朝鲜的用兵(“承宁夏朝鲜用兵之后,国用大匮;营建两宫,计臣束手” )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

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括,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掠夺财富,宦官在经济领域内横行肆虐,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间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岁办指各地每年上贡的土特产。采办是根据皇室需要向地方征纳、采购和督造的物品。宦官们担任岁办、采办的督造之职,对业主们百般刁难。如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户、苏州的织户,都因为宦官的勒索而无利可图,进而关门歇业。孙隆督造浙江,数年内即盘剥机户数百万。皇店是皇家开的由宦官经营的商店,其收入归内库。宦官们把皇店作为自己发财的途径。他们以经营皇店为名,开设私店牟取暴利。这种依仗国家势力进行的垄断性经营,对民间的商业活动危害更大。

明代仓储有中央和地方两种。宦官们逐渐控制了对仓储的管理,并巧立名目。如规定商人交物品时需要包装物品,以防物料损坏。宦官们提高包装物品的费用,有时商人支付的包装费超过物料的价值。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瀚曾上书揭发:“商人每年纳钱粮,都苦于宦官收取的铺垫,有许多富余之家,竟因铺垫而破产,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悬梁者,也不在少数。”贪污仓料也是宦官们敛财的重要手段。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苏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重镇,经济非常发达,孙隆在苏州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商贩征收重税,以至于行商小贩不敢转运,税源日渐稀少。孙隆见状,又强行向机户征收高额税金。规定每张机纳银三钱,产纱一匹纳银二分,产缎一匹纳银五分。

许多机户被迫关门歇业,不少人饿死。苏州的上万市民们被迫走上街头,在机户葛贤的率领下,喊着“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进行反抗,并打死孙隆的爪牙。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跳墙逃往杭州。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作为矿监、税监的后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出于公愤。率众反抗的葛贤,后来被苏州人尊称为“葛将军”。经过这一事件,孙隆虽未遭到惩处,却也威风尽失,后来竟不知所终。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当时有人统计,马堂在山东的七年时间,所吞食的税银及搜括民财共计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万两。对此,陈增十分眼红,急忙上书皇帝,请求兼管山东的店税。得到万历皇帝批准后,陈增将掠夺之手也伸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临清,并因争设税卡而与马堂发生矛盾。后来虽经调解,两人还是争相设卡,重叠征税。一些穷乡僻壤没有店铺,集市上卖的柴米油盐都要交税,山东官民深受其害,陈增和马堂却发了横财。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所在多有。更有甚者,陈奉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丧尽天良。陈奉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但由于万历皇帝热中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对于反抗的百姓,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只得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罄人之产,淫人之妇,辽东人民如蹈汤火。对于那些胆敢反抗的商民,不论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双脚悬在井中,称“悬头系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树上,称“抽脚朝天”;有的被拦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称“腰束吕公绦”;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铁皮上,称“烘焚暖炕”,至于拳打脚踢、鞭腹笞背,更属家常便饭。高淮还将辽阳的富户登记在册,逐一敲诈,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的也需数十两。富商张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此事被高淮闻知后,强行夺走了张柱的儿子,并借此向他勒索,陆续索银达四万余两方才罢手。

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一些官员对陈增的做法不满,纷纷上书揭发。结果陈增未受惩治,揭发的官员反而皆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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