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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谱

谱牒(记载某一宗族主要成员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记载了该宗族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旨要。)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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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王僧孺所编的官修士族世系谱。亦省作“百家”、“百谱”。

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1]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南史王僧孺传》

自桓温首创土断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谱》,都说明士族与朝廷争夺民户,朝廷并不能改变这个形势。---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五章第二节。

湛(刘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而伤于寡略。---《南史王僧孺传》

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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