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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一共约有2500枚(包括少数残断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2008年7月,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这批竹简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这批竹简于2008年7月15日被运到清华大学。校方立即组织专家,用3个月时间对它们进行了清理保护。据清理后统计,清华简中整简所占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

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2008年7月15日,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据介绍,竹简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者大概为了卖个好点的价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其后,专家们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入无菌蒸馏水里。在校方的支持下,还为竹简建起了恒温恒湿的保藏室。

2008年10月14日,由11位专家组成的鉴定组得出结论: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类书。

为了印证这一论断,2008年底,北京大学加速器质普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这批简中的无字残片标本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矫正后,得到的数据为公元前305加减30年,即战国中晚期之际,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基本一致。另外,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李学勤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公元前278年)之前。”

在鉴定会上,专家们就提出了缓脱水,快拍照的建议。对竹简拍照,最关键的是尽可能清晰准确地表现简的原来状貌,但在不脱水的状态下,要拍出不变形的照片,却是很大的难题。为此,专家与清华美术学院的摄影家们反复试验,终于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拍照后,专家们将简的数码照片投影于墙壁上,一枚一枚地依次试读。这样的读法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批竹简久已散乱,大多数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折断的也没有拼合起来;另一个是竹简上的战国文字,久已失传,解读起来有很多障碍。

不过,专家们就像玩拼图一般,根据竹简长短,编绳位置,版式,字体和字符间距,竹简内容等对各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终于在竹简中找到了至少63篇书。

自2009年9月以后,专家们根据已经选定的9个篇目,分头释读。每周,他们都要在研究所内开两三次研讨会,对释读成果进行汇报、讨论。“简直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刘国忠说,“这些竹简中蕴含的内容丰富得超乎想象,甚至连竹简上的书法都堪称赏心悦目”,工作简直成了一种享受。

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2011年1月5日,首批成果正式发布,包括9篇文献,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皇门》、《祭公》和《楚居》。其中,《尹至》、《尹诰》两篇述夏末商初之事,《程寤》、《保训》、《耆夜》三篇内容属商朝末期,《金》、《皇门》、《祭公》为周朝史事,而《楚居》讲述了楚国历史。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认为首批文献有五大学术贡献: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地理、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贵材料。

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收入了一部已经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将之命名为《系年》。《系年》一共有138支竹简,全篇共分为23章,记录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能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订正作用。

2012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出版,共收入6种8篇文献。

《傅说之命》三篇:简文长约45厘米,有三篇,共24支。《傅说之命》是《尚书》的一部分,然而它与东晋时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全然不同,清华简《傅说之命》的出现,和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中刊出的《尹诰》即《咸有一德》一样,确证了传世孔传本为伪书。

《周公之琴舞》:简长45厘米,共17支,是一组乐诗,由十篇颂诗构成,这是与《大武》结构相仿的乐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

《芮良夫毖》:简长44.7厘米,暂定为28支简。儆戒性质的“毖”诗,是刺讥时政的政治诗。

《良臣》:简长约32.8厘米,共11支,简文通篇连贯书写,主要记述黄帝以至春秋著名君主的良臣。

祝辞》:是一篇巫术色彩浓厚的简文,其中记录了一些古时巫术咒语,比如遇到失火、溺水等情况时,口中念什么咒语。

赤鹄之集汤之屋》:简长45厘米,共15支,简文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有浓厚的巫术色彩。

2014年1月7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公布,整理出《筮法》《别卦》和《算表》3篇文献。

其中的《算表》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堪称最古老“计算器”,可计算乘法、除法以及开方,填补了我国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

2015年4月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公布,共整理出六篇战国竹书。

封许之命》语词、文风与西周文献、册命金文非常接近;武王在位时间较短,成王时期似更具备客观条件进行大规模分封;周王的赏赐物可分为玉器、鬯、车马与车马器、荐彝四类,其中金文礼器名称特别有价值,可与青铜器自铭对照作深入研究。

厚父》叙事与大盂鼎颇为相似,反映出的周初重德的思想与当时文献亦相符合,其民本思想较周初似有所发展。

《命训》与《度训》、《常训》全篇为论体,非常引人注目,所反映的天道、人道思想过去多认为见于东周以后。

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篇记载伊尹事迹,但主体还是在记言,应更接近道家类文献,与《赤鸠》更接近小说家不同,反映思想可能与早期道家君人南面之术有关。

殷高宗问于三寿》则与战国诸子学说诸家夹杂的特点相符合 。

2016年4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出版,整理了5篇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郑国齐国秦国楚国的历史。

《郑武夫人规孺子》简,提到了郑国的郑庄公。根据现有文献推测,武公在卫国居住可能是在嗣位之初。

《郑文公问太伯》则记录了郑国公族太伯规诫文公的言辞。学界一般认为郑桓公早卒,郑国东迁实际是从第二代国君郑武公开始,而《郑文公问太伯》则明确记载郑桓公就已经“获函、訾”、“克郐”,开始东迁启疆的进程。在他看来,这一记载揭示了两周之际郑国开国的真实面貌,也将为春秋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子产》则是“论文”,它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从圣君如何利民自勉,做到君民相互信任,讲到子产执政,如何“自胜立中”“助上牧民”。文章有较强的思想性,体现浓厚的儒家气息,可见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确有渊源。

《管仲》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论文,与齐国历史有关,通篇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展开,共十二组问答。
  《子仪》记述秦、楚史事,讲述秦晋肴之战后,秦穆公汲取教训,为对抗晋国,转而谋求与南方的楚国联盟,释放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举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回楚国,以此向楚成王示好。
  简文叙述的便是穆公送行时的种种情节,穆公和子仪的外交辞令多以诗歌和譬喻的形式,表达了秦楚力同心的合作意愿,这些语言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2017年4月23日上午,清华简研究团队还发布了清华简的第七辑整理报告。清华简”第七辑共四篇,均为传世文献未见之佚籍,记载了春秋战国史事。分别是《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越公其事》其中,前三篇主要记载晋国历史。《子犯子馀》和《晋文公入于晋》皆以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为主角,记载重耳早年流亡在外,借助秦国力量返国,以及重耳归国后整顿内政,一战而霸的史事。晋国自昭公以后,公族式微,国政落入六卿之手。《赵简子》系范献子与成对赵简子训导劝诫的文辞,其中还提到国君以俭得政、以奢失政的道理。

《越公其事》是本辑最为重磅的一篇,全篇共75简,共分为十一章,详细叙述越王勾践兵败后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依次实施好农、好信、征人、好兵、饬民“五政”,重新崛起,最终灭吴的经历。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认为,这四篇简文丰富了古代史学资料,有助于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编撰和史学发展状况。其中,《越公其事》与《国语》中《吴语》和《越语》皆以勾践灭吴为主题,整体结构大致相似,但叙述过程有详略,所表达主旨也各有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它们有相同的史料来源,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在流传过程中有不断变化的趋势。

此外,传世文献中对“五政”的说法,大致与本篇类同,可见这些治国方略与治世思想,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简经过精心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这批“清华简”共为2388枚;在清华简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其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为《保训》。

《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篇文章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过去没人知道。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中指什么意思,未有定论!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耆国在商朝时是一个离商都朝歌不远的小国。在宋朝前,人们一直认为是周文王时代伐耆,宋朝之后对这个问题出现争论,有了武王伐耆之说。一直以来这两种说法谁都没有获得充分证据。

经释读“清华简”上一篇周武王时的乐诗,为“武王伐耆说”找到了证据。简上记载了周武王8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

李学勤表示,这些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诗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9篇古籍“隐藏”在100多枚战国竹简中,许多内容系首次为今人所知。《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多年之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首次重见天日。

《尚书》位于六经之首,是夏商周三代各种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这次发现的《》等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

除《尚书》外,“清华简”中还包含有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未有的史事。有学者指出,清华简中的古文原本《尚书》与编年体史书等重要典籍的发现整理,将有可能重写中国上古史

“季连初降於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郢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穴迟徙於京宗,爰得妣疠,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叔、丽季。丽不从行,渭自胁出,妣疠宾于天,巫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至狂亦居京宗。”

嵩京,洛阳的别称。因嵩山在其东南,故称。《魏书李平传》:“嵩京创构,洛邑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

宗京就是嵩京,盘庚曾定都于西毫也就是今天的偃师,所以盘庚就是在嵩京附近的。季连的后代迁徙到嵩京洛阳娶了西毫盘庚之女。今天洛阳伊川县仍然有座著名的“荆山”是个旅游胜地,伊川有条叫伊川河的河流,伊川河逆水而上就是盘庚定都的偃师了。这正符合了逆上水,见盘庚之子这句话反映的地理位置关系啊。季连族在熊狂时还没有迁徙到丹阳,到熊狂的儿子熊绎才被封到丹阳。所以楚原本是从郑州迁洛阳再迁丹阳的。

2013年1月5日,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在京发布,其中《傅说之命》三篇与东晋时期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完全不同,由此证明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

本次公布的研究成果共有八篇文献,分别是《傅说之命》三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及《赤鹄之集汤之屋》。这是自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以来,清华简所出的第三批研究成果。

港媒称,一套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竹简已经作为世界上首个十进制计算工具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24日援引中国媒体报道称,这21枚竹简大约制造于公元前305年(战国时代),每枚竹简长43.5厘米,宽1.2厘米。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1951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并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国外名校的客座教授以及多所国内高校的兼职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第三次重大发现”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不光有《尚书》,《》、《》、《》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而“清华简”中的这些内容是我们即使过了多少年也会常讨论的。从此次清华简发现的部分《尚书》内容来看,见于《十三经注疏》中的《古文尚书》确实是靠不住的。这批清华简中,应该有20篇左右《古文尚书》的内容,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更多的却是前所未见的佚篇。这对我们认识真正的《古文尚书》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还有与周代历史有关的,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的,还有给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的面貌的新视野。

1980年3月出生,专业研究领域是汉语言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侧重于古文字学研究。

著有《帝系新研》《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对包括清华简在内的战国简一直有关注和研究。目前担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

“高大上”足以抗衡汲冢竹书

如果用一句烂俗的话来讲,清华简的最大特色,正是其内容的“高大上”。

最易直观感受到的是清华简数量之多、内容之完整和丰富,将近两千五百枚简多是完简,初步统计有经、史、诸子类文献七十五篇到八十篇,这个数量和据称七十五卷十余万字的汲冢竹书可以抗衡,然而汲冢书里除了《易》类文献之外,并无《尚书》类早期文献。

就具体内容来说,则是清华简引人注目的正经正史著作。郭店、上博的一些儒家著作里(包括有传世本的《缁衣》)引到过《尚书》,但毕竟是零碎不成系统的,清华简一下子就发现了大约二十篇《尚书》《逸周书》文献或性质接近的《书》类文献(尚未完全发表),不但有与今本《尚书》及《逸周书》相合的内容(例如《金》《祭公》《命训》),也有见于百篇《尚书》的内容[例如《说命》三篇、《尹诰(咸有一德)》,伪古文虽有,内容与清华简完全不同],甚至我们有幸读到了连百篇《尚书》和《逸周书》都不见的佚《书》的完整内容(例如孟子曾经引过的《厚父》等)。此外,与《诗》《易》等重要经典有关的内容,也已陆续整理发表,有的可以说非常重要。历史著作则有一部基本完整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长篇通史著作《系年》,对它的讨论研究已经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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