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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西

淮西,即淮右。为一地域名称,宋在苏北江淮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淮南东路又称淮左,淮南西路称淮右。淮右多山,淮左多水。一般指今江淮地区,淮南西路的属地包括寿州(今寿县)、庐州蕲州(今蕲春县蕲州镇)、和州、舒州(今潜山县)、濠州(今凤阳县)、光州(今潢川县)、黄州等。今主要指安徽省的江淮地区。

唐初,唐王朝根据山川河流将天下分为十道,其中有淮南道淮西节度使原称淮南西道节度使(758年设置),又称淮宁节度使、彰义节度使,是安史之乱后割据的藩镇之一。817年,唐王朝平定吴元济后废除。淮西藩镇割据区域包括淮南道的西部和河南道一部分,并不仅仅是淮南道西部。

宋至道三年(997)定天下为15路,淮南路为其一,治扬州。熙宁五年(1072)分为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西路治寿州,以寿春府(寿州)、庐州蕲州和州舒州濠州光州黄州无为军来属。

南宋建炎二年(1128),淮南西路移治庐州。

两宋淮南西路辖区基本就是后世人所指的淮西。宋亡后,淮西常常作为一个区域为后人所提及,尤其在明代。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八日,南宋军队原隶属刘光世所部的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裹胁全军四万余人,并百姓十余万投降金人傀儡伪齐刘豫。这一震惊朝野的事件,史称“淮西兵变”。兵变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在当时使南宋对金人和伪齐的军事前沿的江淮重地,突然处于防卫空虚的状态,而且成为后来南宋对金人战略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尽管此后不久金人废掉了刘豫伪齐政权,丧失了一支重要的辅助力量,但因为兵变给高宗政权造成的消极影响尚未消除,致使南宋方面失去了一次极为宝贵的,也是极为可能的收复故土的历史机会,更令后世史家为之扼腕长叹。

后人研究这一事件,传统观点认为,是时任右相的重臣张浚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没有将这支部队交给岳飞,而任用文官吕祉为帅,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应该对此事负有主要责任。最近这些年,包括一些权威学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由于宋朝自太祖始即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国策,防范武人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高宗、张浚不惜出尔反尔,不把这支部队交给岳飞统帅。

下面这条历史资料,一直被当作一条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观点。《宋史"岳飞传》:“诏(岳飞)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这段资料极其生动,此事也多见于其他史料,其真实性大抵无可质疑,因而被学者们广泛引用。然而,这段记录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即张浚岳飞对话的具体时间,在这条记录中没有提及。在其他资料中,小子也没有找到这件事的具体时间。

根据史料,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岳飞给高宗写了一道奏疏,即后来十分著名的《乞出师札子》,陈述对金人作战的意见。高宗看罢岳飞此奏札,当即亲笔批复道:“览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不止如此,他又亲笔命令王德等人听从岳飞节制。紧接着,又连续下达两份御给岳飞,一再表明态度。(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一》)。张浚管辖的三省和都督府在三月十四日岳飞离开建康行在时,也下发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授予了岳飞极大的权限。其中的都督府札则将刘光世军的人马清单,开列得清清楚楚,交由岳飞“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八》)。所谓“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是因为一则当时刘光世尚未被正式罢免,依然是该部队的统帅;二则是此事属于朝廷高度机密,此时尚不宜公开。

岳飞辞朝的时间是三月十四日,很可能第二天即离开建康行在。如果张浚与岳飞的对话发生在三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间(或者最迟到岳飞动身前),显然就与上述这些史实形成了鲜明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

邓广铭先生这样说:“在这次进行所谓并军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原即存在着一个疑窦;虽则赵构已有《御札》给王德等人,令其‘听飞号令,如朕亲行’;虽则张浚的都督府也已经把刘光世所领的全部将官、人马开列了清册,要岳飞‘密切收掌’;可是始终却没有用皇帝或政府的名义给予岳飞一道更直接、更明确的公文,指令他去收编刘光世的全部部队。事件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这正是君相两人预定下的,为他们的可能变卦留下的一个余地”。(详见邓著《岳飞传》第九章)

可是,邓先生随后的行文,不知为何,明显地打乱了史实的故有顺序,却未深入阐明其原因。因此,邓先生的文章中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逻辑上讲不太通。

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段对话发生在岳飞刚到行在后不久。当时罢免刘光世的动议已经提出,朝野上下对于该部队的继任统帅问题十分关注。张浚曾经和不少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岳飞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们二人个性都十分鲜明,在讨论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其实是相当正常的。只不过,这种争论事后被人夸大或曲解了。刘光世正式被罢免,是在三月二十二日。当日,张浚将该部一分为六,一并直属都督府,由都督府的参谋军事吕祉节制,王德担任提举训练诸将军马事。(详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三月甲申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必须加以注意:吕、王二人均未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正式统帅。此时的岳飞,早已离开行在。同时,这个细节也证明,岳飞张浚的争执最晚也应当发生在三月十一日之前。也就是说,在岳飞离开行在返回鄂州时,就这支部队的归属问题已经与高宗、张浚达成了某种共识,至少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历史资料表明,欲以吕祉、王德搭档统领刘光世属下部队,是张浚最早的设想。他曾经就此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其中包括岳飞。对此持有异议的,也并非只有岳飞一人。张浚现在的人事安排,和他最初设想很象,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认为张浚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王增瑜先生目前是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他对于张浚行为的解释是:“张浚不满于当空名都督,企图将行营左护军作为都督府的直属部队;而岳飞‘宣抚诸路’,其实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都督的职权。张浚一向自视甚高,去冬淮西的胜利,更使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在他眼里,统一节制全国军马,指挥北伐战争,只有自己才名实相符,岳飞是不够资格的”。(详见王著岳飞新传》第十二章)。

小子以为,王先生的说法有失偏颇。首先,张浚当时独自为相,兼任都督,执掌文武二柄,位高权重,所有将帅都要听从他的指挥,何必亲自掌握一支军队?其次,他对岳飞早有了解,并且很是倚重。《宋史"岳飞传》:“(平杨么)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九“张浚视师”条:“公於诸将,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依以大事”。还有一条记录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附注:“《赵鼎事实》云:驾至建康,当轴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吕祉诱胁之,俾请宫祠,罢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飞,为北向之举。案此又与秀水录所云张浚据摭岳飞之说不同”。

岳飞得知此人事安排的消息,应是在返鄂途中。岳珂在《鄂国金佗编》卷第一中收录了高宗写给岳飞的一条御札:“览奏备悉,俟卿出师有日,别降处分。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仍具知禀奏来”。显然,这是高宗对岳飞某道奏疏的答复。岳飞当时的奏疏,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无从知晓具体内容。但可以推测,岳飞接到的消息,必定是似是而非的,内容与当初商定的方案有所不同,是以上疏询问究竟。可见岳飞在最初得到消息时,还是比较理智的。

高宗的回复,显然是受到通讯手段的限制,所以含糊其词,也没有解释具体原委。其中“颇有曲折”四个字,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极大。邓先生、王先生都将其解释为高宗、张浚因担心岳飞权势骤然增加,会威胁到皇权的稳定,是以变卦,改变了以前的部署。

如果将高宗的御札与张浚的具体安排结合起来看,高宗、张浚君相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张浚将此军暂时控制在都督府领导之下,待到兴兵出师之日,再正式交付岳飞统率。这并不是他们出尔反尔的表现。

那么,张浚的作法是否合理呢?

不应当忽视,罢免刘光世这样的大帅,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刘光世留下的,也不仅仅只是一支五万多人的军队,还有许多钱粮、财物。作为比岳飞资格老很多的张俊韩世忠,不可能对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想法。

韩世忠和刘光世素有嫌隙,虽经过高宗亲自出面调解得以缓和,但是否彻底冰释前嫌,谁也说不好。且王德曾经杀过韩世忠手下大将,亦可见两军间积怨之深。所以,在讨论刘光世部队归属时,未曾有谁提到,可将此部交给韩世忠。

岳飞曾是张俊部署,因晋升很快一直为张俊所忌。淮西之战,岳飞因驻守上游未能参与。主要战功属于张俊杨沂中。在这种情况下,岳飞猝然接掌刘光世的军队,郦琼诸将或许可服,但张俊必定不服。

尤为重要的是,北伐中原,不是哪一大将、哪一部队的事情,是需要上到君臣、将相,下至各部军官、士卒保持基本一致,团结奋战。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所以,淮西合兵本身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处理不好,必然引发新的问题。仓促间立即将部队交给岳飞,未必能够保证不出纰漏。这就需要身为政府首脑的张浚,必须去做大量的协调工作。

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论,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保持住这支队伍的稳定。所以,张浚的作法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事实上,罢免刘光世后,张浚立即赶往淮西视师,安抚诸军,为的就是保持部队的稳定。

宥于当时通讯手段的限制,也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更可能是张浚本人的疏漏,他没有派亲信将其中的原委完全告诉岳飞,致使岳飞对这种处理产生了误解。

由于岳飞当时已在返回鄂州途中,其中原委无法与张浚面对面沟通,对张浚产生一些严重误解,认为他心口不一,反复无常。这是对张浚人格信任的动摇,自然不便直接表述出来。所以,岳飞在抵达江州的时候,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上章乞请解除兵柄,为母亲服完余丧。岳飞的错误在于,他不等朝廷回复,便径直赶往了庐山。这就是所谓的擅自弃军而去。

张浚交给吕祉的实际任务只是监军,而非正式统帅主官。至于任命王德为该军都统制,则是在朝廷四月十六日收到岳飞请辞奏疏以后的事情,且是枢密使秦桧和知枢密院沈与求提出的主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一》:“(绍兴七年五月乙丑)初,刘光世之罢也,以其兵隶都督府,而秦桧与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意以握兵为督府之嫌,乞置武帅,台谏观望,继亦有请,乃以相州观察使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德,光世爱将,故就用之”。张浚反对这个任命,并上奏,“奏其不当”。(见《宋史"张浚传》)这也证明,张浚其实并非将岳飞等人的警告置若罔闻。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秦桧曾直接介入当时各种矛盾的确凿证据,但他参与了淮西合兵的全部过程却是事实。当时秦桧的作为一直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秦桧为人阴险,做事手段极其高明、隐蔽,很难在相关史料中找到清晰的记载。但如果对现有资料仔细推敲,依然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作为枢密使,他不可能不了解张浚的战略部署,也不可能不知道王德与郦琼等人的矛盾。可他却在该部队具体归属这一实质问题尚未尘埃落定之际,以“督府握兵为嫌”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说服高宗改变了张浚人事的安排,为激化王德与郦琼等人的矛盾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上说,淮西兵变的祸根应该是由秦桧埋下的。朱子在谈论淮西兵变时曾说:“此事似不偶然。如虏人寇虐,刘豫不臣,但无人敢问著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谋大举,以伐刘豫,忽然有此一段疏脱,遂止”。

当时,因赵鼎的去职,相位出现一个空缺,秦桧新任枢密使不久,那么觊觎这个位置,完全符合他追求权力的一贯作风。然而,无论张浚抑或岳飞,一旦真正掌握刘光世的军队,其权势必然大大超越其他同僚,那么,秦桧若想实现很快自己的意图,必定愈加艰难。另外,如果张浚和岳飞就北伐战略达成一致,将相二人必将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团结一心,并肩作战。这样,不仅消灭伪齐,恢复中原故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迫使金人屈服投降,收回燕云诸州,也绝非不可企及。只不过,秦桧的个人野心必然终成一梦。所以,秦桧具有阻挠、破坏淮西合兵的充分动机。顺便说一下,岳珂曾认定秦桧在暗中上下其手,阻挠淮西合兵。尽管他并未提出有力证据,可应该说并非空穴来风。

秦桧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肯定在他的言行间流露出一些痕迹,被时任执政的张守看到了。《宋史"张守传》:“守尝荐秦桧时宰张浚,及桧为枢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阁执浚手曰:‘守前者误公矣。今同班列,与之朝夕相处,观其趋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陈于上。’”张浚是否向高宗谈论了秦桧,尚未发现有明确的资料。不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四提到了这样一件事:“(绍兴七年九月)戊寅,上致斋于射殿,书羊祜传赐枢密使秦桧”。高宗熟读经史,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大家,经常手书历史上名人的传记赐给大臣,或是表彰鼓励,或是暗示警谕。羊祜是晋初名臣,有大功于晋室,但为人低调、谦逊,不与人争。《晋书"羊祜传》:“时王佑贾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让,不处其右”。高宗显然在暗示秦桧,应当象羊祜那样,不可于功名太切。所以,张浚或是其他人,一定对高宗提到过秦桧的不当表现。张浚直到罢相时才说:“与之(秦桧)共事,始知其暗”。(见《宋史"张浚传》)。至于秦桧究竟如何“暗”,张浚没有细说。可见,秦桧的手段必定异常高明,张浚虽身受其害,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元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至十二年(宋德元年,1275年),在忽必烈灭宋之战中,元军进攻淮西,牵制宋军的作战。

元至元十年二月,元军攻克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参见襄樊之战)。四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中书左丞相合丹河南行省政参知事刘整、山东都元帅塔出董文炳,行淮西枢密院事。于正阳(今安徽霍丘东北)夹淮筑东西两城,建行院府,以图两淮,南逼长江。是年冬,宋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陈奕安丰、庐、寿(今安徽寿县、合肥、风台)等州兵,数攻正阳,阻其筑城。塔出率精兵日出战十数次,将其击退。宋军复于六安(今属安徽)造战舰,谋攻正阳。塔出侦知,遣骑兵焚之。十一年春,元将相朝议,认为两淮为宋之北屏,城坚兵精,不宜强攻,应留兵淮甸,牵制宋军;以主力乘虚渡江东进,捣其根本,忽必烈纳其议。三月,命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行省于荆湖,做攻宋准备;合丹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省于淮西,渡淮佯攻。塔出即率师攻安丰、庐,寿等州,俘生口万余,送献于忽必烈。是年夏,宋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率舟师10万,环攻正阳,矢石如雨,形势甚急。董文炳登城力御,至夜,夏贵再次发起攻击,飞矢贯穿董文炳左臂及肋下,董文炳拔矢再战,连发40余箭,矢尽,又索随员箭10余支,终因力困,弓不能张满,不能再战。次日,宋军决淮水灌城,水浸外廓,董文炳令军退避,夏贵乘势列阵近逼,城危几陷。董文炳令其子董士选代战,自带重伤督阵,董士选持戈勇战,俘获夏贵部将,夏贵稍退。忽必烈令塔出往援,道出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攻颍宋军,直奔正阳。时逢霖雨,突围入城,配合董文炳父子守城,坚壁不出。及晴,乃与淮西行院副使阿塔海分率锐师出城,渡淮至中流,与宋军展开激战,万户怀都率步卒于淮河西岸助战,刘整亦于大人洲与宋军鏖战,互相配合,击败宋军,斩首数千级,夺战舰500余艘,正阳围遂解,阿塔海追夏贵至安丰城下而还。八月,忽必烈命伯颜率主力军浮汉入江,直取临安(今杭州),改淮西行省为行枢密院,助伯颜攻宋。塔出率军渡淮屯庐、扬(今属江苏)之间;九月,阿塔海、董文炳分别率军南趋长江。十二年二月,董文炳与伯颜会师于安庆府(今安徽安庆市);阿塔海塔出会伯颜于池州(今安徽贵池)。从伯颜于丁家洲之战中击败宋军。

点评:此战,元军从淮西佯攻,牵制了宋军兵力,使南宋江防有所懈怠,因而伯颜顺利破鄂州顺江东下。

蒙元灭南宋后,设淮西道宣慰司, 初辖庐州、安丰、黄州蕲州安庆江州六路,大体是原南宋淮南西路的二府、六州、四军之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江州路改隶江西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淮西道随江北地区划属河南江北行省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淮西道宣慰司废罢,所辖路州直隶河南江北行省。

历经了宋元几百年,淮西已经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名称,大体指的就是宋代淮南西路范围,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庐州、安庆寿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区(光州),湖北东部(黄州蕲州)。

进入了明朝,淮西虽然不再作为一个行政区而存在,但淮西这一称谓依然常常为人们所提及。如出身濠州的朱元璋,就是世人皆知的“淮西人”。明代很多文献也常常用到“淮西”这个词。

明太祖朱元璋主要是依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淮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

淮西派与浙东派拉开争斗序幕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了新的争斗。

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

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淮西集团很快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首领就是刘基。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刘基处死李彬,与李善长结怨

李善长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遇春儿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诚意伯(伯爵)。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十几倍。

刘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许多重要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这样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的,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常常比他还要准确!

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么一手。

不杀他已经不错了,难道还想要封赏吗?

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

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建立的御史台,刘基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

引发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个叫李彬的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情,刘基却软硬不吃,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不巧,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遏。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

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刘基坚持要杀李彬,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彬,天必雨!”

李彬就这样被杀掉了。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里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

临走前,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老家安徽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建都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对了。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

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

杨宪是刘基的亲信,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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