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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停战协定(Songhu tingzhan xieding) 亦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上海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等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假意应付事态,不仅不给十九路军以任何援助,还拒绝调江北部队去支援抗战。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于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这个协定称上海停战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的奋勇抵抗,日本侵略者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不与国民政府谈判,最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停止了对上海的军事进攻,将一二八事变作为地方事件解决。但在整个事变过程中,日军投入兵力最多时只有7万余人,没有将侵略战争进一步扩大。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此时中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贸然扩大侵略。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进行抵抗,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各方面也纷纷发出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采取行动抵抗日本侵略。各大中城市纷纷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举行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和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上海、北平等地工人不断进行反日罢工。各地大中学生则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也起来抵制日货、拒收日钞,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并要求政府对日经济绝交。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动摇,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深明民族大义,提出各项抗日主张。在全国性反日浪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一二八事变爆发,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加无比的愤怒,使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反日浪潮如火上浇油;迅速走向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没敢大规模增兵扩大侵略。

其次,当时国际形势对日本十分不利。上海是当时东方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不但是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危害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因此欧美列强采取了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态度,纷纷对日本施加压力。1932年2月2日,英、法、美、意四国联合提议中日双方停火,并谴责日本违背了国联盟约、非战公约等国际公法;英美还共同抗议日本使用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英国增兵上海,军舰达10艘,兵员6000余人;美国几乎将其在亚洲的全部军舰集中上海,达17艘之多;法国在上海的兵力也增至3000余人。国联还决定在3月3日召开日内瓦缩军会议时召开特别大会讨论上海问题。而这时日本不但进攻上海受阻,而且对东北的占领也尚未巩固,因此日本十分担心因列强于涉而导致鸡飞蛋打,两头落空。日本内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中国在上海失败了,则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藏相高桥也说:“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

第三,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抗战措施。日军进攻上海,不仅直接打击了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也严重威胁了中国首都及主要的经济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安全。此时国民政府虽没有真正下决心坚决抵抗,但对日本侵略也采取了一定的防卫措施。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统管“对日作战”,并发表“自卫宣言”“告全军将士书”等文告鼓舞士气。1月30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迁移洛阳办公。蒋介石在2月1日又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卫区和一个预备区,共有兵力240万人。并于2月5日增派以张治中为军长的第五军增援上海。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已不可能像九一八事变那样轻易取胜,只好将战争限定在一定限度内,适可而止。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他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列明之。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或中、日、英三文间发生有不同意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外交次长郭泰祺

陆军中将戴戟

陆军中将黄强

陆军中将植田谦吉

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

海军少将鸣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田代皖一郎

依据国际联合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

驻华英国公使蓝普森

驻华美国公使詹森

驻华法国公使韦礼德

驻华意国代办使事伯爵齐亚诺

本协定第二条规定之中国军队地位如下:查照附连上海区邮政地图(比例尺十五万分之一)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东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浜至沙头东四基罗米突之一点,再由此向西北至扬子江边之浒浦口,并包括浒浦口在内。

本协定第三条所规定之地方如下:

此项地方在附连四地图各别标志为甲、乙、丙、丁,并称为一、二、三、四各地段。

地段(一)。双方订明:(一)吴淞镇不在此地段之内;(二)日方不干涉淞沪铁路暨该路工厂之运用。

地段(二)。双方订明:万国体育场东北约一英里许之上海公墓,不在日本军队使用地段之内。

地段(三)。双方订明:曹家寨及三友织布厂不在此地段之内。

地段(四)。双方订明:使用地段,包括日本人公墓及东面通至该墓之路在内。

关于此项地方遇有疑问发生时,经共同委员会之请求,由该委员会之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日本军队向上列地方之撤退,于本协定生效后一星期内开始,关于开始撤退起四星期内撤完。

依照第四条所设之共同委员会,对于撤退时不能移去之残疾病人或受伤牲畜,采取必要办法,以资照料,并办理其日后之撤退事宜,此项人畜,连同必需之医药人员,得遗留原地,由中国当局给予保护。

共同委员会以委员十二人组织之。中国及日本两政府暨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3月4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与会友邦代表,即英、美、法、意各驻华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为委员。该会委员依照委员会之

决定,得随时任用认为必要数之助理员。所有关于程序事宜,由委员会斟酌办理。

该委员会之决定,以过半数行之。主席有投票取决权。主席由委员会内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中选举之。

委员会依照其决定,以其认为最善之方法,监视本协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条之履行;并对于履行上述各条之规定有任何疏懈时,有促使注意之权。

"《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于3月3日宣布停战。3月1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英国领事馆进行谈判。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撤防、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驻兵上海。《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1932年3月2日,在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的前夕,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

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所设防。且所谓“常态恢复”,“毗连地点”之规定,日军均可以任意借口加以解释;“协定”还在“共同委员会”名义下,把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

中共在通电中痛斥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上海停战协定发表《宣言》。

宣言指出:国民党政府无耻出卖上海并集中兵力大举进攻苏区,完全暴露了它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在苏维埃旗帜下武装起来,拥护和支援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坚决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

28日,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数万居民前来参加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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