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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或称永嘉之祸,是发生在西晋时代的一场动乱事件。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

西晋中后期八王之乱,加以天灾连年,胡人遂乘时入侵。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

刘渊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刘渊正式称帝,四年刘渊死。子刘聪继位。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1]

永嘉之乱后,晋朝统治集团南迁,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

永嘉之乱是发生在西晋时代的一个动乱事件,由居於中原的汉化匈奴人发动。

西晋惠帝时,朝廷腐败,发生八王之乱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於离石(今属山西省),国号汉(后来的前赵)。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立。次年四月其将石勒歼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同年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屡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余人。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

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大量的侨州、侨郡在国都建康周围设立,深刻地影响了东晋的政治面貌。同时,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进一步迁往南方。

一般认为,现代客家人的始祖,大多是来自于此时期汉人大规模南迁入闽的中原人。(一般认为,闽南人的始祖是唐以后迁去福建的)

汉魏以来胡人内徙(历史因素):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於“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如汉文帝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保塞内附”;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凡此种种,皆为“容胡”措施,即使曹操将降附的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居於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势。

东汉末,政府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乃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如汉灵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

胡人据的危机:五胡据中国北部,产生不少危机。匈奴最早内徙,至汉末已散居山西(并州)一带;羯为匈奴别支,居於并州、污庭。曹魏更将匈奴编入军队,增强战斗力。至於羌氐,早在汉时已叛服不常,为半耕半牧的民族,并保留酋长制。惠帝末年,凉州、益州杨千万齐万年之乱,便是由氐、羌人领导。诸族内徙中原,情况十分严重。武帝时,郭钦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惠帝时的江统亦强调关中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人至万万。随时会引发变乱。

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于塞外,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惠帝元康元年,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谓,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亦不为惠帝接纳。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既无法徙胡,即使要他们“各附本种,还其旧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议,成为一纸空文。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却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又以胡人为兵,这情况於八王之乱时更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则用匈奴。在用胡策略下,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起兵作乱。

内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压逼,《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数为小吏、黠人所侵夺”、“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晋初仍对胡人大加赋役,於胡汉互市时,胡人常被侵渔;管治胡人的边吏,更对胡人大加杀戮,《晋书阮种传》载:“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陷利,妄加杀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江统《徙戎论》指出:“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於骨髓。”

可知胡人久受汉人压逼,积怨甚深。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职,同於编户”,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赋税;有的被贩卖为佃客或奴隶,如山西太原,“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甚至到处贩卖,以充军资。如石勒少年时,即曾被贩卖至山东。故胡人“与关中之人,皆为”。永嘉之乱的爆发,可说是胡人反抗的高峰。

晋室内部腐化:魏晋政治黑暗,士大夫虽身系国家要职,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谈,相率鄙弃政事俗务,以此为清高,如王戎、王衍、乐广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论世事。《晋书王衍传》谓:“(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以戮力匡天下,犹不至今日。”一切政务尽交幕僚处理,形成胥吏政治,政局一片暮气。士人缺乏气节亦是败亡关键,此与清谈强调出世有关,故当外族入侵,“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取者。”世族如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河内山涛等,皆无报国之心。

钱穆《国史大纲》谓西晋由君主至世族皆无气节,如匈奴刘聪问晋怀帝为何有骨肉相残之事,怀帝说:“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怀、愍二帝被俘,为偷生而愿为刘聪仆人。贵为三公的王衍,竟劝石勒称帝。故钱穆评谓:“君臣男女,无廉耻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全国上下皆无气节,加上两重君臣观念,将相大臣因势变节,西晋岂能不亡?

武帝非英明之主,平吴后纵情声色,又无远大眼光,拒绝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归附。其罢州郡兵(大郡置100、小郡50),令地方武备废弛,连盗贼亦不能制,故胡人起兵,全无阻碍。司马光《资治通鉴》谓:“(惠帝)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乱。”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却引致八王之乱,令晋室自弱实方,胡人有机入侵。

西晋自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太熙元年(282-292)十年间,几无岁不旱,关中大饥,以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后又有蝗灾瘟疫,死者无数,流满河,白骨蔽野,遂有大规模的灾民流徙;在氐人李特李雄的策动下,起事作乱,令司马氏政权几乎瓦解。

乱事持续十六年,战火东起河南邺郡,西至长安,范围不限于中央,以致生灵涂炭,盗贼四起。《晋书》谓:“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内乱),骨肉相残,黎元涂炭……戎兵接而宗庙隳,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中原地区虽经曹魏及晋初数十年的整饬,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变故,人民战死饿死百万以上,两京破坏,令晋室国力大减,胡人遂有机可乘。

八王之乱后期,匈奴刘渊据平阳、氐人李雄据成都,晋室已告分裂。羯人石勒、王弥,更率军队乘虚流窜,蹂躏大河南北。

惠帝永兴元年(304),刘渊叛晋,自称汉王,上尊汉高祖与昭烈帝

怀帝永嘉二年(308),匈奴刘渊自立於平阳,建立汉国。两年后,其子刘聪继立,派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时怀帝以讨东海王越,越病死,王衍率兵还东海国,为石勒所破,晋军力大削。

永嘉五年,刘聪再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杀王公士民三万馀,并掳怀帝北去,史称“永嘉之乱”。从晋武帝篡曹魏,到晋愍帝出降,西晋国祚仅历五十一年。

次年,安定太守贾疋迎立秦王业为太子,却传来怀帝遇害消息。司马业遂登位为愍帝,改元建兴,都长安。

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陷长安,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西晋亡。劳剖析永嘉之乱谓:由于“据守江南的人勤王不力,对京师不作有效的援助。”亦备一说。

自永嘉乱后,开启北方五胡乱华的局面,中原陷入胡人分裂混战近130年,影响深远。

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衣冠仕族臣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衣冠”是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晋朝迁都建康(今南京)。

开启五胡乱华之局:永嘉之乱后,北方五胡民族相继建国,匈奴早有夺取中原的野心,酋长刘宣谓:“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故八王作乱期间,刘渊及刘聪已建汉国,后刘曜陷长安,灭西晋,据长安建前赵;山西、山东则为羯人石勒所据,国号后赵。鲜卑本居塞外,日渐强大;酋长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划为三部,继匈奴成为较强民族,包括:慕容氏居于幽州、段氏居辽西、宇文氏居辽东、拓跋氏居漠北。后来,慕容氏与拓跋氏相继入主中原,分别建立前燕代国(北魏)。至于氐、羌,氐人李雄于惠帝末年建“成”国,后改国号“汉”;不久,氐人苻健一族建前秦,都长安。羌人建国较后,主要有淝水之战后的后秦

南北对立:永嘉乱时,琅琊王司马睿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出镇建康(今南京),闻愍帝遇害,得北方大族王敦、王导帮助,又拉拢得江东士族如顾荣、贺循、陆机的拥护,于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晋元帝。从此东晋建立,下开宋、齐、梁、陈之局。北方则自刘渊称号建国,到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前后136年间皆陷纷乱状态,先后兴起很多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此后南北分裂达270余年,南北对立因分裂日久而加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之论。

南方得以开发:五胡入据中原后,北方中原人流亡四方,死者不可胜数;晋室南渡建国,中原人仕亦随之南移,他们带来先进的技术及资金,又使当时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江南地区得到充足的劳动力。此后,江南地区渐取代中原而成全国经济重心。其中的冶铁、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建康(今南京)、京口、山阴江陵、成都、广州成为当时繁荣的都市。

促成民族融和:永嘉以后,胡人盘据中原,他们在武力上是胜利者,但文化上却被汉人同化。五胡的首领多倾慕中原文化,重用汉人,委以国政。如石勒用张宾苻坚用王猛,北魏拓跋氏用崔浩李安世,北周宇文氏用苏绰等。其中鲜卑建立的北魏,孝文帝更推行大规模的汉化运动,胡汉相互通婚,泯灭两族界限。其后,胡化的汉人高欢,与汉化的胡人宇文泰更积极从事民族调和工作。在南方,晋室定都建康(今南京)后,随之南迁的中原大族,亦积极剿灭山越盗寇,开发江南,其中以广州的发展最著名。自永嘉以后,南、北方皆出现民族融和,扩大中华民族的内涵;亦调和胡汉文化,汉族文化既吸纳胡族文化的精萃,取长补短,下开隋唐文化。

南北文化调和:五胡入主中原前,因北方发展较早,且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所在,故北方文化远高於南方,但南方自孙吴以来,人才辈出,渐进一步成一股具朝气的新兴文化。晋室南渡,中原人仕开始与南方孙吴人接触,视华夏在江南得到发展继续,并把中原文化带到岭南。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发展,南北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从此,南方文化大幅发展,渐有凌驾北方之势。然而,南北文化虽得到调和,但仍各自保存特质,如南人灵巧,北人刚直。

史家谓永嘉之乱为中国历史上巨大的风暴。在此以前,中国本部的空间,全以汉民族活动为中心。但自怀、愍二帝被掳北去,晋室南渡后,北方便成为胡族活动的大舞台。自匈奴刘氏兴起,五胡便展开连串的建国运动,彼此混战不休,令中原人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加上战争阻碍生产,使开发近千年的中原沦为白骨蔽野之地。此亦为异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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