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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气节

民族气节就是一个民族所坚持的信仰追求、文明准则、价值尺度,包括高尚道德、优秀品质等等

扬子江

文天祥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过零丁洋

宋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武夷山中

谢枋得

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

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注释】:

这首诗作于南宋亡后,谢枋得隐居在武夷山中,但国破家亡的哀痛始终不能忘叹, 眼见祖国河山沦入敌手,反抗的呼声早已沉寂,诗人深深感到天地之间是那样的凄清寂寞,孤苦无依。可是他还是用严寒、抗冰雪的梅花来激励自己,表示永远要坚持民族气节,决不向敌人屈膝。

《酹江月/念奴娇和友〈驿中言别>》

宋文天祥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评析】

南宋帝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率兵继续与元军作战,后兵败被俘,在押送燕京时,途经金陵,作者在驿中写此词酬答邓剡。词中描写了作者的囚徒生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慨。他不但自己宁死不屈,而且深信未来将有更多的豪杰之士起来继续进行斗争。这首词充分表现出作者对南宋王朝的耿耿忠心。高尚的民族气节,凛然可见。

起首四句写囚徒生活。"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其中包括作者自己,他幻想有朝一日仍能乘云布雨。"风雨"、"寒蛩",进一步烘托囚徒生活的凄苦。"横槊赋诗"三句,从文治武功方面写自己抱负的不凡,把整顿乾坤,定乱扶衰,恢复家室的重担加在自己身上。然而,如今被俘,崇高的理想竟变成"空中"飞"雪"。歇拍"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豪杰"二句,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坚信爱国事业,后继有人。悲苦之中透出一线光明。

下片,换头之句承上,作者意识到自己的前途是深秋的一片落叶,对祖国的前途已无能为力了。"重来淮水",又怎能不感慨万端?所以"镜里"二句说明,尽管自己在囚徒生活中使"朱颜""变尽",但那颗报国的赤心,是永远不会被埋没的。"丹心难灭"与作者《过零丁洋》诗中"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同样光照千古的名句。"去去龙沙"三句,不仅表示对故国的怀念,而且还在向友人表示,当他再度听到杜鹃带血的啼声之时,那就是作者的魂魄变成杜鹃回到南方。这种思想感情在同一时期写的《金陵驿》一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从今却别江南路,化作杜鹃带血归。"

这首词在生与死的矛盾冲突中,逐次深入地展示出一个爱国者的崇高心灵,使千百年之后的读者在词中获得思想上的教益和精神上的熏陶。

程砚秋有几个嗜好。他喜欢酒,也爱抽烟。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1926年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一百二十年陈白兰地两瓶。

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紫禁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民国以来,大小官僚军阀为了各自利益,攻城略地,兵戎相见。他们借助洋人势力,拉大旗以为虎皮,扩展势力范围。而当国家和民族利益遭受外敌入侵时,往往屈膝以降,卖国求荣。北洋军阀政府官僚曹汝霖,先是参与“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后来又当起了华北敌伪政权的“咨询委员”。北洋派直系军阀齐燮元后来也抵挡不住日本人的名利诱惑,做起了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配合日寇“扫荡”,残杀中国人。孙传芳则躲进了英租界,靠洋人庇护接济,赖以生存。

而同是军阀的吴佩孚却没有。他说自己一不住租界,二不结交洋人,从骨子里就鄙视卖国求荣者。“五四”运动发生时,段祺瑞卖国政府成为全国人民的众矢之的,吴当时仅是一名师长,却敢公开责骂段执政是“妖孽乱京畿”,接连发出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他发誓要“扬国威,除国贼”,并赋诗言志:不问个人瘦,为期天下肥。

吴佩孚生于山东蓬莱,自幼聪慧好学,六岁入私塾,直至取中秀才。吴从小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忠孝义耻”深刻于心。他一生崇拜关岳,以为忠义与报国是儒家的核心所在,是每个中国人本有的品质。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吴从此浪迹天涯,蛰居江湖。在蜀中大竹看戏时,必先袍服冠带,至城内关帝庙进香,然后才到彩棚观戏。因是下野落难之人,不能带兵打仗,以报效国家,便在闲暇广为搜集古人有关礼教的著作,汇为<<循分>>一书,附以短札,谓“礼教救国,为亘古不易之论,故虞契敷陈五教,姬公制作周礼。汉唐宋明因之世绵国祚。秦政五季废之,以速灭亡。佩孚有鉴于此,治军洛水时,曾著短篇,以教军士,惜未扩而充之。迨到蜀后,日事闲暇,乃总揽圣经贤传,选其与礼教有关者,汇集成书,名曰《循分》,籍救国危”。

正因如此,儒学深扎吴之思想深处,对西学则不以为然。吴在广安县立中学讲演时说,英文26个字母皆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未有文字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简为繁,本源遂无从论及。又谓,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河图洛书。上述奇论虽不免荒廖,然其唯儒独尊,鄙视西学,可见一斑。

推及开来,吴佩孚对洋人侵略行径,更是义愤填庸,痛绝万分,恨不能立即兵戎相见,武力讨伐。“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入东北,此时吴由成都至川甘边界之文县,得到成都邓锡侯通知,即与僚属紧急会商,拟趁全国卷起抗日高潮之际,及时东山再起。并立电成都日本领事馆,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指斥日本“前既据我东鲁,今又窃取我沈阳,人谋虽巧,公理难容”,劝令“早日撤军,免贻战祸”。是时,川、甘、宁、青、新五省军政首脑乘机酝酿拥吴出山抗日,主持内外军事,并联名发出咸电:“吴上将军子玉为国元老,韬晦蜀中,于兹数载,身虽寄乎山水,心常系于国家。际此外患危急之秋,翩然莅胧。谢安未老,共仰东山。矧其前戎辽东,适逢日俄战役,观察靡遗,了如指掌,应请中央及全国袍泽民众一致敦请出山”。然而,蒋介石从个人利益出发,终未果,吴只好哀叹一番。

翌年,吴佩孚来到北京,闲居在什锦花园公馆。这时,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日本人放弃东北来到华北的张学良,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对吴很尊重,见面时执子侄礼,每月还发给吴补贴数千元。尽管如此,吴对身边人仍说,“张学良这小子没志气,忘了国仇家恨,可谓不忠不孝。”

华北沦陷,日本军国主义者出于政治上的考囗,欲成立华北敌伪政权,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认为吴佩孚是理想人选,派人游说吴任总统,待遇自然丰厚。久蛰思动,吴隐居江湖多年,亦希望早日出山执掌大权。然而,吴不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他有自己做人的标准和选择。吴对日本人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制。自然,协议未能达成。

1938年6月,日本人为了占领整个中国,又打算将华北敌伪政权与南京维新政府合并成一个汉奸政府,再次向吴佩孚许以高官厚禄。这回轮到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到公馆会见吴,被吴拒绝。之后,土肥原仍不甘心,纠不放。吴只好领他到内室,只见室内摆着一具棺木,旁边写有一木牌,上书“孚威将军吴佩孚之灵位,中华民国某年某月。”土肥原立时明白了吴佩孚可杀,其志不可夺的决心,从此不复登门。然而,汪精卫却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此便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吴佩孚下野蛰居江湖后几次想出山均未果,这倒不是说吴没有出山的机会。如若他要厚着脸皮丧尽天良做洋人的傀垒,升官发财,那是极易的事。这样一来,他所带来的政治军事恶果就不堪设想了。他不比文人罗振玉周作人,前者大不了把在中国殷虚出土的甲骨文说成是在日本名古屋出土的,以眩耀大日本东洋文化之悠久。而周作人也无非是摇动笔杆子写几篇奴才文章帮日本人骂骂中国人。而吴佩孚则不然,握枪杆子的汉奸远比握笔杆子的汉奸更为可怕。当年吴三桂降清后,便换来了异族的入主,“人民的血泪便流了二百六十余年。”(郭沫若语)吴如降日,以其特有的威望和号召力,将枪口对准中国人,其后果难以设想。

纵观吴佩孚浮沉飘泊的一生,尽管他曾给时局带来过兵荒马乱,也曾血腥镇压过“二七”大罢工,但他的双膝从未向洋人屈跪过。也许,他是想以晚年挽回前誉之失,但无论如何吴佩孚毕竟不是那种为要吃奶而不管那个女人是母亲还是娼妓的人。

杨让德老先生字勖生,早年受戊戌变法影响,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历任奉天模范监狱长及长沙、常德、酃县等地监狱所长。秉公执法,廉洁自守,宽严有度,恩威并重,不事逼供讯,不虐待犯人,深得同仁及犯人敬重和爱戴。每离任时,同仁们依依难舍,挥泪相送;监犯更是跪求留职。1916年因深恶当局黑暗腐败,决计弃职归乡。小置县城西南郊“花瓦屋”田庐,读书躬耕自适;通晓中医术,为穷苦乡民免费诊病并资助药费,群众仰为正绅。秉性刚直不阿,有含冤受屈者,必为之伸长正义,援手解救。热心倡导地方公益事业,尤其重视乡村教育,与胞兄杨寿桥首倡创办悦来乡第十四保国民小学校,捐田产15亩,带动乡人及公会多有捐献,共筹集校产田20余亩及地方常年公积谷500余担,保障办学经费20余年一直充裕,并裨益地方乡民灾歉救济。

1944年6月,日寇犯境,湘乡沦陷,烧杀掳掠,梳来篦去。日军驻县司令通过他早已掌握的档案资料,知道杨让德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文,且深孚众望,他通过汉奸探明杨老先生住在五里桥花瓦屋,便一连两次登门诱降,劝其出任日伪县政权维持会长。杨老手举旱烟竿,怒对日军司令:“宁死不当汉奸卖国贼!”6月29日,日军第三次来花瓦屋纠缠威逼,被杨老先生怒骂斥责。日军技穷智拙,恼羞成怒,竟以刺刀相戳,杨老乘隙投塘殉难,壮烈捐躯。日寇搜索内室,掳得宁居在家的孙女杨国琳、杨国琅,欲施淫暴。姐妹俩夺后门而逃,双双投屋后菜园子吊水井忠贞自尽。寇怒极,将杨国琳的一个五岁孩子抛入井中,又将杨国琅的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孩,悉抛吊井淹毙。避难在干冲子的老妻李氏,闻此凶讯,悲愤万分,泣血而亡。日寇杀人如割草芥,杨家花瓦屋陈尸八具,惨不忍睹。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事后,在杨老先生的儿媳胡立强的操持下,请来乡亲们将八具尸体一一埋葬。杨老先生和他的老伴合冢在洙津渡之侧的上官塘山上。其孙女国琳、国琅母子们均安埋在花瓦屋后山上。乡亲们中至今健在的老人,都还在称赞胡立强这位女性在兵荒马乱的艰难日子里,挑起如此重大的担子,真不愧为中华贤淑女性。

1941年12月,日本侵占香港的那天,留居在香港的梅兰芳(京剧演员,1894-1961)蓄起唇髭,没融几日,浓黑的小胡子就挂在脸上。他年幼的儿子梅绍武好奇的问:“爸爸,您怎么不刮胡子了?”

梅兰芳回答:“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不久,他回到上海,住在梅花诗屋,闭门谢客,时常在书房里的台灯下作画,年复一年靠卖画和典当度日。上海的几家戏院老板,见他生活日渐窘迫,争先邀他出来演戏,都被婉言谢绝。

有一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闯到梅兰芳家,要他作为团长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轮回演出,以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

梅兰芳用手指着自己的唇寇,沉着说道:“我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吊吊嗓子,早已退出舞台了。”

褚民谊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刮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哈,哈,哈……。”

笑声未落,只听梅兰芳一阵讥讽的话语:“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你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褚民谊听到这里,那肥嘟嘟的脸蛋顿时敛住笑,红一阵白一阵,吱唔了两句,狼狈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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