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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

毛文龙(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字振南,一名毛伯龙,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明朝末期将领,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左都督平辽总兵官。

毛文龙曾开创了军事重镇东江镇,在与后金的战争中颇有战功,但为人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过多。后被袁崇焕矫诏所斩。

1576年2月10日(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毛文龙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西经营官盐,后因生意需要,举家迁往杭州。父亲毛伟,弃商从儒,纳捐为监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为最”之称。毛伟与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为长子毛文龙、次子毛仲龙、四子毛云龙。
  毛文龙九岁时,毛伟病故,其母时年二十六岁,携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末科进士,历仕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尹等职 ,后毛文龙从军,曾得这位母舅提携、推荐。
  毛文龙幼时,受母家之影响,亦曾接受传统的儒家正统教育“幼从学,习经生业”,但对四书五经始终不感兴趣,而喜读兵法书“耻学举子业,好孙吴兵法”,因此在重文轻武的明末,很难取得像样的功名,也因此一直未娶。直到三十多岁成为军官后,始归家完婚,娶一山西士族女子张氏为妻。张氏不能生育,后又在辽阳纳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辽阳被后金攻占后,文氏死于战乱,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张氏抚之如己出。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春),毛文龙过继给辽东鞍山的伯父毛得春为嗣子,遂只身北上,先顺道入京拜访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荐于宁远伯李成梁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当时努尔哈赤不断兼并女真各部落,辽东形势日渐紧张,毛文龙对山川形势和敌情都加意考察,同年九月,参加了辽东的武举考试,“列名第六”,被任命为安山百户,不久又升千总,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升阳守备。

后来,以都司之职率兵援助朝鲜,逗留在辽东一带,辽东失陷后,从海路逃回,乘守备空虚杀死后金镇江的守将,向巡抚王化贞做了报告,没有告诉经略熊廷弼,由此两人开始有了怨恨。当时朝廷里掌权的人正赏识化贞,于是授职毛文龙为总兵官,逐渐加升到左都督,挂起将军印,赐尚方宝剑,像内地一样在皮岛上设立军镇。皮岛又叫东江,在登、莱沿岸的大海中,全长八十里,不生长草木,远离海岸,靠近北岸,北岸与后金界只相隔八十里的海面,他的东北海就属于朝鲜了。

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袁可立上任不到十个月,毛文龙就被加秩进阶直赐尚方剑。 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 “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 “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 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帅忌恨。这时忽然就有一个阉党宋祯汉苟合自己的几个同年东林人士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等组成的利益集团利用了毛文龙和袁可立的矛盾,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皇帝看不过去,公开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 时朝中阉党横行,党派相攻者无虚日,而阉党也欲除掉袁可立以剪孙督师之翼。袁可立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力柔其(毛文龙)骨” ,劝毛“臣子勿欺”,“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 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最后是自己选择了“功成身退”。

甚至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 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日,杨嗣昌刚上任就替袁可立向皇帝请饷道:“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还有一些重山海轻沿海的激进朝官指责袁可立袒护毛文龙道:“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袁可立两头受气,处境十分尴尬。

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不过,毛文龙占居的东江,形势虽然足以牵制后金,但他本人谋略有限,每年浪费的军饷无法计算,并且只顾征招商贾,贩卖禁物,名义上在援助朝鲜,实际上是妄出边塞,没有军事的时候就以变卖人参、布匹为职事,有战争,也很少得到过他的功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弹劾毛文龙浪费军饷滥杀俘虏的罪行,尚宝卿董茂忠请求撤了毛文龙的兵,专门整治山海关、宁远的军队。兵部讨论认为不行。袁崇焕心里对毛文龙不高兴,曾上书请求派部臣到毛文龙处清理粮饷。毛文龙讨厌有文臣在身边牵制,上书反驳,袁崇焕很不高兴。等到毛文龙来拜访时,袁崇焕按宾客之礼迎接他,毛文龙又不谦让,袁崇焕除掉毛文龙的主意更加坚决了。

到了这个时候,袁崇焕就以阅兵为名,乘船到达双岛,毛文龙前来会面。袁崇焕同他设宴饮酒、行乐,每每到半夜才罢,毛文龙没有觉察袁崇焕的意思。袁崇焕同他商量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毛文龙很不高兴。袁崇焕用离职返乡劝说他,毛文龙回答说:“以前有这个意思,但现在只有我了解东部战事,等东部战争完毕,朝鲜衰弱,可以一举而占有。”袁崇焕更加不高兴,就在六月五日这天邀请毛文龙来观看将士们射箭,先在山上设了帷帐,命令参将谢尚政等安排身穿铠甲的士兵埋伏在帐外。毛文龙来后,他手下的士兵不能进帐里来。袁崇焕说:“我明天出发,海外的事情全寄托在您身上了,请受我一拜。”互相拜见之后,一起登上山来。袁崇焕问起他随从军官的姓名,多是姓毛的。毛文龙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孙子。”袁崇焕笑了,说道:“你们在海外劳苦多日,每月禄米也只有那么一斛,说起来痛心呢,也请受我一拜,大家都为国家尽力。”这些人都叩头道谢。

袁崇焕就此诘问毛文龙几桩违令的事情,毛文龙做了对抗性的辩解。袁崇焕高声喝斥他,让人扒下他的帽子和袍带,把他捆了起来,毛文龙仍很倔强。袁崇焕说:“你有十二条该斩头的大罪,知道吗?按我朝祖宗定下来的制度,大将领兵在外,必须接受文官的监视。你在这边一人专制,军马钱粮都不接受核查,一该杀。大臣的罪没有比欺骗君主更大的,你送上奏章全都蒙骗,杀害投降的士兵和难民,假冒战功,二该杀。大臣没有自己的将领,有则必杀。你上书说在登州驻兵取南京易如反掌,大逆不道,三该杀。每年饷银几十万,不发给士兵,每月只散发三斗半米,侵占军粮,四该杀。擅自在皮岛开设马市,私自和外国人来往,五该杀。部将几千人都冒称是你的同姓,副将以下都随意发给布帛上千匹,走卒、轿夫都穿着品官官服和袍带,六该杀。从宁远返回途中,劫掠商船,自己做了盗贼,七该杀。强娶民间女子,不知法纪,部下效仿,使得百姓不安于家,八该杀。驱使难民远远去帮你盗窃人参,不听从的就被饿死,岛上白骨累累,九该杀。用车送金子到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并在岛上雕塑他加冕冠的肖像,十该杀。铁山一战败北,丧师不计其数,却掩败为功,十一该杀。设镇八年,不能收复一寸土地,坐地观望,姑息养敌,十二该杀。”宣布完后,毛文龙丧魂失魄,说不出话来,只是叩头请免他一死。袁崇焕召他的部将来说:“毛文龙这样的罪状,该不该杀他?”大家都怕得唯唯诺诺,谁敢反对?中间有称道毛文龙数年劳苦的,袁崇焕训斥说:“毛文龙本是一个平民百姓罢了,官做得最高,全家都得以荫封,足够报他的辛劳了,他怎么就这样悖乱违逆呢!”接着就磕头请求皇帝的旨意说:“我今天杀毛文龙以整顿军纪。将领中间有和毛文龙一样的,都要杀了他们。我不能成功的话,请皇上也像杀毛文龙一样杀了我。”于是取下尚方宝剑在帐前把毛文龙的头砍了下来。出来告诉他的将士们说:“只杀毛文龙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罪。”

这时候,毛文龙麾下凶猛强悍的官兵有数万人,都怕袁崇焕的威风,没有一个敢乱动的。袁崇焕命人用棺材埋了毛文龙。第二天,用肉酒等祭品祭奠他说:“昨天杀你,是朝廷的法律;今天我祭奠你,是出于同僚、友人的感情。”并为他落下了泪。接着分拨毛文龙的士兵二万八千人为四协,任用毛文龙的儿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光祚为首领。收回毛文龙的敕印尚方宝剑,令继盛代他掌管。又犒劳军士,传檄安抚各岛人民,全部废除了毛文龙的苛政。回到镇上以后,把毛文龙一事上书报告皇帝,末尾说:“毛文龙作为大将,不是我可以擅自诛杀的,所以我谨席橐待罪。”当时是崇祯二年(1624)五月。庄烈帝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想到毛文龙既已死去,当时又靠着袁崇焕,所以就以赞扬的态度下诏书褒奖他。不久又传旨公开毛文龙的罪行,用以稳定袁崇焕的心;毛文龙埋伏在京城的爪牙,也命令法司加以搜捕。袁崇焕又上书说:“毛文龙一介匹夫,不守法竟至于这种程度,是因为海外便于作乱。他的部队连老带幼一起算有四万七千人,假称十万,并且中间有很多百姓,兵还不到两万,擅自设将领千人。现在不便于再设总帅,就以继盛代行其事,这样算来是方便的。”崇祯回答可以。

皇太极继位后,改变了努尔哈赤过去的做法,重用汉官,善待汉人,后金统治日渐稳固;不久后,崇祯即位,锐意辽事,但性情过急。毛文龙在此一阶段改变反间策略,以投降归顺后金为饵,诱捕后金重要官员,希望邀宠于崇祯,于是有了与后金的书信往来。

天启元年八月副总兵

天启二年六月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

天启四年十一月左都督

董其昌:“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袁可立:“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候俞旨施行。”

陈良训:“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

高汝:“宁远之役,奴拥众入犯而终有内顾之虑者,殆文龙牵制之力欤。”

吴惟英:“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 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

钱谦益:“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 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

袁可立:“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

朝鲜备边司:“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

柳公亮:“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

李景稷:“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

薛国观:“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

潘士闻:“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杨国栋:“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

王永光:“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

姜曰广:“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东江之师,非荒忽苑在,胡马久蹴之,同铁山尽矣。”

李朝实录》:“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有同群羊之见猛虎”。

谈迁国榷》:“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

夏允彝《幸存录》:“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身权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崇焕初斩文龙,上亦甚喜之,褒谕倍至,不嫌其矫诏。”

毛九华:“再至莱登则有可异焉,舳相望,精甲耀日。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臣,登莱人也,毛文龙两至登郡,暗窥形势,登莱将有不测之忧,幸督师谈笑诛之,以绝后患。” (全文如下:其再至登州,则尤可异焉。舳舻相望、精甲耀目,非王浚之平江南戈船下濑,岂吕蒙之袭荆州白衣摇橹。一时各州县城门日闭,人心惶惶。道臣王廷试婉言逊谢,今兵卒登岸,杀夺之寻端逐隙,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不发一文,复邀至庙岛,厉目相视,五部内不知所置。幸而小船遁归,直至臣乡抚按急为设处,始饱欲而去。稍拂其意,即不谓文龙此时遂破历下,以开巷攻祝阿以发迹,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圮顾,登莱一带,首遭其屠戮矣!追论及此,文龙之心可诛,而肉足食乎?)

张岱《石匮书后集》:“文龙僻处海岛,去女真远甚;袭战功,以罔当宁。恐羽书不合,故急邸报耳。掩饰支吾,久当自败。毛文龙以幺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

明季北略》:“辽民苦虐于北,时欲窜归中朝,归路甚艰,百计疾走,数日方抵关,文龙必掩杀之,以充虏报功,是其大恶。又骄恣,所上事多浮举,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以方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崇焕初斩文龙,上甚喜,嘉谕倍至。”

孟森明史讲义》:“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朝廷无的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管东江之,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即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天启元年(1621年)春,后金大举入侵,占领了辽东大部,兵烽所及,毛文龙在鞍山的亲属一百多人被后金军杀害。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怕他的部下发动兵变,所以增加饷钱至十八万两银子。然而岛上的兵失去主帅后,渐渐地散了心,越发不可征用了。以后直至有背叛投敌的。袁崇焕上书说:“东江一镇,想牵制敌人还必须借助它。今定为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营,每年需饷银四十二万两,米十三万六千石。”崇祯因为兵减少粮饷增加很有点情绪,因为袁崇焕,就特别地按他的请求办了。

袁崇焕在辽东,和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等确定兵制,渐渐推行到登、莱、天津,等到确定东江兵制以后,合计四镇兵共十五万三千有余,马匹八万一千有余,每年耗费饷银四百八十余万两,比过去减少了一百二十万。

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可说是为后金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

世传毛文龙有七封所谓的“通敌书信”,其中一封还发自于毛文龙死后,但被硬说成是毛文龙写的。其余数封中,有一封为汉文译成满文,满文又回译成汉文,应有很大出入。另有二封盖有“平辽大将军之印”印信,但毛文龙挂印实为“征虏前将军”,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则挂平辽将军印,故有人推测可能是私章,但也未能拿出证据

毛文龙墓地在杭州西湖边的积庆山, 文革时期被平,八十年代后期逐步重建。另一个在金州,当地百军民立下的衣冠冢。

毛文龙在《明史》中并无传记,只是在《袁崇焕列传》中有过记载。

丹东大鹿岛上的毛文龙碑亭内设有石碑两块,分别立于天启六年(1626年)和崇祯元年(1628年),其中崇祯元年所立之碑的正面铭刻着毛文龙的铮铮誓言:“指日恢复全辽,神色苞孕于此,吾侪赤心报国,忠义指据于此。”碑的背面,镌刻着毛文龙等众将士的官职和姓名。此两碑的时间均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前所立,不是被杀后所立,是不是当地百姓给立,有待考证。

“文化大革命”中这两块碑遭到了破坏,1979年,已成为文物的两碑修复后,修建了庙式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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