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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亿

武亿(1745年~1799年),字虚谷,一字小石,号半石山人,河南河南府偃师县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考据学家、学者、金石学家。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嘉庆四年(1799)十月二十九日卒。乾隆三十五年举于乡,游学京师,四十五年成进士。后知山东博山县,在官七月,以忤权贵罢。著有《授堂文钞》、《偃师金石记》、《安阳县金石录》等。事具《知足斋文集》卷五《前博山县知县诏起引见武君墓志铭》、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四《武虚谷传》。

武亿(1745-1799),字虚谷,一字小石,旧字老统,自号半石山人,偃师老城人。武绍周子。幼秉庭训,发愤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 应童子试,偃师令见其文奇,拔擢第一。三十五年中举人,四十五年中进士,五十六年授山东博山知县。在任,他体察民情,轻赋薄役,处理积案,劝民节俭,创建书院,启发民智,使博山大治。时大学士专权,其爪牙横行州县,搜刮民财,无人敢问。他不畏强暴,抓而杖之。山东巡抚吉庆,唯恐得罪和坤,曲奏皇上,罢了武亿的官。百姓闻讯,集数千人到济南府“叩首乞留”终未获准。罢官后,他困苦潦倒,连回家路费都没有,主讲启文、清源、春风诸书院以糊口。他学识渊博,著述颇丰,刊世的经学著作有《群经义证》、《经读考异》、《三礼义证》、《四书考异》;金石著作有《金石三跋》、《金石续跋》、《偃师县志金石录》、《钱谱》等,另有《授堂札记》、《授堂诗钞》等。还主编有《鲁山县志》、《宝丰县志》和《陕县志》。嘉庆四年(1799) ,仁宗亲政,罢黜。十一月,召武亿进京,欲委重任,惜武亿已于十月逝世。追封“天官”。 [1]

武亿(17451799),字虚谷,号授堂,河南偃师人。

年十二,偏览九经诸子,为文下笔千言。早失怙恃,衰毁骨立。会伊、洛溢,居圮,架木为小屋,读书其中。严冬砍木,烧以御寒,斧伤足,血殷不顾。倜傥负奇气。乾隆庚寅,举乡试,乃由兴汉走四川,沿夔巫以归,揽其形胜。作《六国论》。旋居京师,从朱筠游,益为博通之学。庚子成进士,选授山东博山知县。莅任,勤政爱民,革诸供馈,决辞无留狱,祷雨立沛,严止贿赂,舆情大治。创范泉书院,进其秀者,亲讲授以敦实学。当秉国,遣番役捕反贼,横行民间,州县莫敢谁何,先生率人收之,杖而解去。大府虑获咎权要,因颟顸以滥刑劾奏。罢官日,博山民千馀人遮道乞留,不得,相与馆其全家于县中,朝夕馈问;先生不忍用家口累民,悉遣归。乃间游东昌临清间,修鲁山郏县宝丰三志,藉以自给。继主讲清源书院,凡五载,始返里。安阳令赵希潢与同受业朱筠,延至署,订金石文字,旋抱病辞。嘉庆四年,和既伏诛,诏举枉曲,于是先生去官事闻,敕史部起复而先一月竟卒,年五十有五。

先生生平博洽于学,诸经注疏、三史、通鉴,皆能暗诵。好收藏碑版,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摹拓。或不能施■〈毛〉椎者,必手录一本。惬师杏园庄民家掘得宋刘韬墓志,重几百斤,急往购之,负之行数十里,困惫无恤,其嗜古有如此。所著《三礼义证》十二卷,《群经义证》八卷,《经读考异》八卷、补一卷,《四书考异》一卷,《句读叙述》二卷,《金石三跋》十卷,《续跋》十四卷,《偃师堂石遗文录》,并核定五经异义,驳异义补遗,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郑志等,各若干卷。《授望文抄》十卷,《诗抄》八卷,《读史金石集目》、《年谱》、《授堂札记》又若干卷。 [2]

武亿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武亿祖籍并不在偃师。“先世居山东聊城县,有远祖名恂者,以指挥使驻怀庆,遂为河南人。”(山东聊城即今山东聊城,怀庆即今河南沁阳)高祖讳懋德,在他的带领下于顺治年间“由怀庆军籍迁偃师”。曾祖讳维翰又讳於翰,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祖父讳朝龙,赠文林郎东流县知县晋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三世以笃义尚行载于县志。其父武绍周,字梦卜,少有异志,博学通古,雍正癸卯中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是位干练清廉的循吏,深受时人赞美,对武亿影响也最大。

武亿1745年出生于京邸,幼承家教,从小就酷爱读书,行为不同于同龄人。“亿生于京邸,少有异表,不苟嬉戏。八九岁,朱墨点定明代名人制度,第其高下,父惊爱之”,年十二,就能“遍览九经、诸子,为文下笔千言”,塾师教他经史,能“举疑义以相质难”。

不幸的是,武亿未及弱冠,父母相继谢世,使他“哀痛毁瘠,以读书自励”。由于“亿父故清宦,官中外卅余年,家无儋石储”,武亿又不问生计,衣食几乎不能自给,父母故去,生活贫困,又“值洛、伊暴溢,宅舍尽圮,亿就高架木为小屋,读书其中”,条件恶劣,仍力读不辍。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亿年二十一岁参加县试,取得第一名。第二年,入县学,为附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应乡试,获第六名,中举人。但由于“乡居讲学,力求博通,鲜所师承”,学问一直未能精进,此后三次应会试皆不中,仕途遭挫,直到遇到朱筠。朱筠博学宏览,以经学、六书训士,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乾嘉朴学家的领袖”。武亿对他推崇备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武亿第三次参加会试,是年二月武亿经曹锡宝的介绍留北京馆朱筠邸。在朱门下“就日下书肆购异书,所得金石古文,皆为考证,学日益进”,朱筠负海内文望,门下士多一时贤俊阔达不羁之才,武亿与之交游开阔了视野,学问大进,“通贯经籍,讲学依据汉儒师哲,不蹈宋明人空虚臆说之习”,奠定了深厚的汉学根基。同时,科举上也取得突破,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亿第四次参加会试得中三甲第十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县归班用”。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武亿走上仕途,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淄博博山区)知县。他以读书用世为志,将儒家经术用于现实治理。具体而言,其政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爱民如子,革除币政。在博山,武亿“问土俗利弊,免琉璃入贡,革煤炭供馈,里马草豆不以累民。决辞无留狱,祈雨即沛”,“有奸民与商贾杂居寺观,为诸不法事,君严惩之,俗遂革”。可以说,武亿在轻徭薄赋,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二,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武亿初到博山就立誓清廉为官,绝不贪腐。“有以贿干者,未敢进,亿廉知之,值迅雷,曰‘汝不闻雷声乎?吾矢祷久矣。’贿者惶悚而止”。其三,重教风化,学风敦厚。他痛诋道释二氏,汰裁佛寺,勒令僧尼蓄发还俗。到远僻落,亲讲乡约,因加教谕,以敦厚风俗。并捐钱在城东范文正祠旁创建范泉书院,“亲临讲课,口授指画,示以训诂文字,通经术,树风节之要,士皆勤奋”。从而使博山“舆情大洽”。其四,嫉恶如仇,惩恶扬善。自明代起发展为手工业商贸重镇,车马辐辏,市井繁华,博山“街帘卷鼓,奋裙吹唇;睥睨公卿,喧秽杂沓。非嗜利之牙侩,则欢博之酒徒”,社会阶层分化,居民关系复杂,官僚富豪以强凌弱现象时有发生,武亿不畏权贵,嫉恶如仇,惩恶扬善,为人称颂。这其中痛仗和番役最为人称道。乾隆五十七年(1792),朝廷内部和专权并领步军统领事。他听信别人妄言,认为山东长清王伦起义被扑灭后,王伦并没有死,只是下落不明,便秘派番役四处寻找其踪迹。番役曹君锡、杜城德以缉捕为名,招结无赖十一人,横行州县。“其役携徒众,持兵刃,于民间凌虐恣肆,历数县,莫敢何问。”来到博山后,他们更是在市肆中手持铁尺,肆意饮博,无人敢问。武亿听说这件事后,把这一帮人拘捕到县衙。先是杜城德恃强倔强,后又拿出提督发的牌照进行威胁。武亿质问道:“既是牌照命令你们与地方官府合力捕盗,为何来三日不报?而且牌照上只差遣二人,为何成群结队,耀武扬威?”杜城德等一行哑口无言。武亿下令依法一一杖之,民皆称快。山东巡抚吉庆知道此事后,担心“将累上官”,以“任性行杖”劾革武亿职。武亿被罢官的消息传出后,博山城乡男女老少千余人来到山东巡抚衙门前“乞留我好官”,未得到满意答复,“则日为(武亿)运至薪米,门如市焉”,吉庆深为感动,亲到京师力图挽回局面,终因和把持朝政,执掌吏部,未能如愿。

武亿虽因此受到革职处分,但收获了民心,也迫使和亦不敢使番役再出。后来,姚鼐盛赞武亿此举是“功固及天下矣”。

武亿罢官后,因为清贫,无资回乡,又“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故应东昌启文书院之聘,开始了自己的讲学生涯。后又主持偃师二程书院,讲学邓州春风书院等,传道授业,诲人不倦。每到一处就以小学、经史、古文伦品教谕生徒。他的著述典质古奥,颇有崇古的倾向。他教育子孙:“读书当期有实用,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能了如指掌,庶胸中包罗有物。”

武亿自幼酷爱金石之学,罢官后,潜心研究,成为清代著名的金石学者。主要金石学著作有《金石三跋》、《金石续跋》、《偃师金石遗文补录》、《钱谱》等。经学家江藩在《国学汉学师承记》中说:“(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或不能施毡椎者,必手录一本。”又说:“偃师杏庄,去所居十余里,民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长二尺有余,重几(近)百斤,先生肩之以归。”乾隆甲寅年(1794),武亿曾应著名学者阮元之邀,参校《山左金石志》。

武亿更是有名的方志学大家。他先后纂修成《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县志》、《安阳县志》等,他还参与了知县汤毓倬、翰林院编修孙星衍主持的《偃师县志》的编纂事宜,负责金石部分。其中《安阳县志》影响巨大,被视为县志楷模。大学士、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昀(字晓岚)为其作《序》说:“试阅其目,井井有条,多合古意。先以图、次以表,挈其纲要;次以志、次以传、次以纪,析其目矣;殿以艺文,乃仿古人之目录,不似近人之附载诗文,其体例不亦善乎?而每条必有考证,不徒杂袭旧文,其叙述不亦确乎?”

武亿又精于经史、考据学,善诗文,有《群经义证》、《经读考异》、《三礼义证》、《四书考异》、《授堂诗文集》等数十卷。 [3]

武亿是学问大家,对文学、经学及方志学都有很高造诣。在金石考据方面,他一生用功尤多。清代经学家江藩在《国学汉学师承记》中曾说,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

其实,武亿对金石的痴迷,从少年时就开始了。他随父母回到偃师后,发现这一带古迹甚多,各种碑刻充斥其间,便常独自到废寺荒墟间徜徉,偶尔拾得古人一二石碣,则“抚摩终日,或至废食不归”。

有一次,他听说在离家十余里的偃师杏庄,有农家在挖井时发现了晋刘韬墓志,急急忙忙赶去买回。那墓志长二尺有余,重数十斤,武亿一介书生,硬是扛着这块石头走回来,累得半死。

武亿在金石上如此下功夫,不是为了别的,是看到碑铭墓志可以“与群史传记互为推稽”,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当然,以金石文字证经补史,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而武亿的收藏多为前人所未见,“证经史记载之讹,补经史记载之阙”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后来,武亿依照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编成了《金石三跋》《金石文字续跋》等,其中录有先秦至元代的各类碑刻近800通。如“又龙门山老君堂一造像摩崖小碑,题为始平公者,文皆用阴字,此乃他碑所希见耳”这一类的记载,在他的金石著作中比比皆是。

此外,武亿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县志,《偃师金石记》《安阳金石录》《宝丰金石志》《鲁山金石志》等,都是他在编纂县志时辑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赞他“学问渊博,尤嗜金石文字,其考据之文,可与钱大昕《金石文字跋尾》相伯仲”。

武亿字虚谷,又字授堂,号半石山人。他治学崇汉儒,注重经史考据,创立有授堂学派,在当时影响较大。武亿去世后,其长子武穆淳将其著作辑录付刻,就叫《授堂遗书》。

武穆淳“生而颖异,能守家学,多识贤士大夫”,也很不简单。武亿常教育儿子“读书当期有实用,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能了如指掌,庶胸中包罗有物”,武穆淳做学问,便走了和父亲一样的路子。

“武亿的著作很多,涉及金石学、经学、考据学及文学多个方面。嘉庆年间,武穆淳编《授堂遗书》,共收录了其中10部,包括《经读考异》8卷、补1卷,《句读叙述》2卷,《群经义证》8卷,《三礼义证》12卷,《金石一跋》4卷,《金石二跋》4卷,《金石三跋》2卷,《授堂金石文字续跋》14卷,《授堂文钞》8卷,《授堂诗钞》8卷。”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先生说。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武亿的孙子武耒重新刊刻了《授堂遗书》。“这个刻本目前存世最多。其中《授堂文钞》续补2卷,共计10卷,第9卷、第10卷又名《续集》。白河书斋收藏有《授堂遗书》68卷,就是道光年间这个刻本。”晁先生说,武亿是偃师名儒,学识过人、见解精辟,其著作对洛阳有重要意义。“我对武亿的著作特别重视,经过20年的努力,已收齐《授堂遗书》的全部版本,还有其在乾隆年间参与编纂的《偃师县志》《鲁山县志》《安阳县志》等。 [4]

《授堂遗书》

《偃师金石记》

《金石三跋》

著名学者阮元曾在《武虚谷君遗事记》中写道:“余于甲寅、乙卯间,在山东获交于偃师武君虚谷……武君钩考精博,系以跋语,余所修《山左金石志》中,考证出武君手者三之一。”

散文家、学者姚鼐在《武亿墓表》中说:“今中州士知读古书、为汉学,自君始。”

学者孙星衍赞誉他:“中州读古书,崇经学,搜访碑刻,备一方掌故,多自亿为倡始。”武亿堪称一代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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