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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也译作极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统治全体主义)或极权国家英语Totalitarian state),是一种政治学上的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政治制度 [1]

极权主义之概念在形成之初有着积极的含义,由魏玛德国法学家、纳粹学者卡尔施米特与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关全能(all-powerful,即统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中使用了“Totalstaat”一词。 [1]

冷战时期,这一概念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论述中尤为著名,通常被用以强调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国家与极权主义苏联之间的相似性。 [1]

其它运动与政府组织亦会被定性为极权主义。历史上一个叫做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的反动保守主义运动之领袖就曾经宣告其目的是“为西班牙带来真正的统一、全新的灵魂、极权的政体”,并且称“民主不是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国家征战四方的手段。当时机来临,要么国会屈服,要么我们将消灭国会。” [1]

极权主义意味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国家权力达成,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它意味着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摄在一个囊括一切的统治过程之内。 极权主义是一种当代的新现象,绝对统治和权威主义都不能解释极权主义,虽然所有极权主义制度都是权威主义制度,绝对统治政体的绝对权力是指免于控制、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指不受限制地任意使用权力。绝对权力这一概念在过去是和把国家视为自己财产的绝对政体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则是和不受法律规范与制约的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的。 [1]

显然,任何极权主义制度都是绝对统治的制度,但反过来说就是:绝对统治只意味着任意使用权力,并不一定是极权统治。 [1]

我们不能把古代独裁政体叫做极权主义政体,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把极权主义扩大到东方专制主义并不恰当,正如雷蒙阿隆指出的“亚洲的专制主义无须创造一种新人,也无须坐等史前史的结束”。

极权主义是由现代技术支撑的,没有现代政治权力不可能延伸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角落;而且还是由现代政治特有的意识形态嗜好而产生并合法化的,这种嗜好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露面,纳粹主义是其在当代的体现 [1]

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具有空前的强度、弥漫性和渗透性,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同极权主义独裁相比,也会显得天真无邪。从语义学上说,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 [1]

一切皆属于国家,国家和社会的界线被取消,社会彻底的政治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并用高级技术提供的强制手段把权力推到极限,国家变成一个吞噬掉整个社会的庞大的政治兵营,这就是极权主义同绝对统治等各种独裁统治的不同所在。 [1]

总之,极权主义政体主要的专有特征就是政治权力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它的极端类型就是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类的一切领域,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来达成,个人不再有任何私人空间或自由。 [1]

不过,尽管极权主义国家表现各异,但仍有一些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两点:存在某个意识形态,它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还要有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该党的领导层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及教育等部门。不同声音受到系统的压制,而人民则生活在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历史上的独裁者为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比如秘密警察和军队。然而只有借助于现代技术,政府才得以有可能全面控制社会。因此,极权主义乃是现代才出现的现象。 60年代,极权主义这一概念在学者中突然失宠了,后来,随着斯大林死后苏联中央集权的放松、纳粹研究所揭示出的这种制度的低效率和浪费以及极权苏联的解体,都使学者较少在理想的或抽象的形式上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宪政民主和极权主义,作为现代国家的形式,其实有相当多共同点的。比如政府都垄断着国家军事力量的使用权及某种形式的大众传播工具;民主国家也常常压制异见,尤其是在危机期间。一党体制在某些非极权主义国家也出现过,独裁者控制政府,政府控制经济。 [1]

极权主义趋势大发展并非一个原因所致。其理论根源也许是柏拉图、卢梭、马克思的集体主义政治理论。不过极权主义形式政府更多的可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允许或者是鼓励了俄国、意大利、德国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而现代技术则使他们能扩展和巩固他们的权力。 [2]

德鲁克的《经济人的终结》解释了极权主义崛起的原因,是起源于西方社会普遍的价值、信仰和制度的全面崩溃,是“旧秩序崩溃之后新秩序尚未建立所导致的绝望之情”(德鲁克《经济人的终结》)。 [2]

此一词由乔瓦尼秦梯利发明,从贝尼托墨索里尼所统治的法西斯意大利开始流行。詹蒂莱为墨索里尼撰写的《法西斯的教条》(Doctrine of Fascism)之中,使用了“中央集权至上论”(statolatry)与“极权主义”这两个词汇。根据这两人对极权主义的描述,此一词的原始意义是,政府的主要意识形态主导,或起码影响着大多数人民的社会。他们宣称,基于广播与印刷媒体的发展,大部分现代国家会因为政府使用大众媒体宣导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成为上述的极权国家。 [2]

虽然此一词的本义是指“掌握一切的全能政府”,许多类似的政权与统治方式也被贴上了这个标签。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两本书中,对极权主义做出批评:他把“开放社会”(自由民主)与极权主义作为相对词而讨论。 [2]

在哲学上,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事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贯穿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始终的唯一共同线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前景的人道主义忧虑和关怀。因此,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柏格森以及卢卡奇和布洛赫等,都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思想来源。批判理论家认为,非理性是对抽象一致性的一种抗议,非理性主义哲学强调了人类生活中的精神价值,表现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批判了资本社会对人的个性的压制和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由此出发,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思想上首先揭露造成这种一致性压迫力量的理性,从事 工具理性批判。社会批判理论认为,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抬高到真理标准的高度,将理性的个体从封建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启蒙理性“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作为个人理性化结果的资本生产方式的发展,不断加深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使理性最终堕落成了“工具理性”,从而导致了“理性的毁灭”。只有进行工具理性批判,使理性恢复自我批判能力,才能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人类从不合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当代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则突破了对工具理性的单纯批判,转向对民主社会的交往理性构建中出现的失误和不足进行批判。 [2]

同时,他们还批判了技术理性的哲学基础哲学主流的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强调以总体性的方法抵制实证主义在科学、客观旗号下的抽象化和片面化。与之相联,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认为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导致了当代资本对人民统治的强化他们指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这一改善是以牺牲人的人格尊严为代价的,相反导致了更高的异化阶段;资本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阻止人民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发达工业社会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而实证主义哲学对科学客观性的维护,也是对资本制度的维护;实证主义将哲学等同于科学,排除了哲学的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性,因而不过是异化了的科学的哲学表现。 [2]

在政治上,法兰克福学派着重批判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在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批判矛头首先指向资本主义极权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批判矛头直指资本制度本身。他们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压抑文明发展的最高形式;发达工业社会是单面性的社会,它一方面是技术理性对社会和人的全面统治,另一方面是社会和人性的全面异化;发达工业社会在物质、意识和思想方面的单面性完全排除了否定的力量和否定的思想。发达工业社会是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 自由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因为,技术已经成为总体异化的工具,自由主义、工业文明从自身产生了极权国家,纳粹主义不过是那种不断强调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化所固有的非理性统治倾向的顶点。 [2]

法兰克福学派在政治上是对西方和极权苏联双重幻灭的产物,它以对法西斯极权主义批判的同样逻辑比附斯大林主义批判,对处于工业化社会的极权苏联社会主义采取批判态度。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理性化的资本极权工业社会,在其发展中始终对反民主的极权主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例如,其充分认识到当下资本社会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社会获得了很大进步,为个体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却越来越难通达这个空间。 [2]

政治学者卡尔弗雷德里克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最早在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和专业调查中广泛使用这一术语。他们将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的极权苏联和法西斯统治作为极权主义的范例。对弗雷德里克与布热津斯基来说,定义极权主义需要以下几个彼此关联、有机结合的要素:主张极端的二元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无所不包,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精心制造的理想主义理论导向;一党专政(尤其是独裁者领导下的一党专政);一个系统从事恐怖活动的特务机构;对通信、交通和暴力手段的垄断以及通过国家计划对经济实施的中央指导和控制;政府垄断大众传媒 [2]

这种统治最初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的混乱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现代武器及交通通信的进步为极权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俄罗斯的泛滥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2]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由authority(权力)一字而来。简言之,即为集中权力于某一群人(通常为政党),一切决策、政治权力、经济政策皆由执政党寡头专制统治,个人不得垄断国家的政治权利,更没有其他政党可以分享其权力。 [2]

通常,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两种观念极易混淆。其间的分别有不同说法。

较新一派说法是前者指的是某垄断政权的“团体”,而后者则是某垄断政权的“个人”。极端的左派政治通常容易形成“一党专政”的集权政治,如:前苏联朝鲜劳动党、叙利亚社会复兴党仍然是威权政体;而极端的右派政治常转变为“一人独裁”的极权政治并偏好搞个人崇拜,如:二次大战前间德国以希特勒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与肃反期间以斯大林为中心的布尔什维克政权。 [2]

另一派传统的说法,威权主义的政府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较极权主义弱,并有意维护传统价值和思想,和不喜欢本来互不相识的群众集合起来,而偏重小团体的亲情和友情。但极权主义的政府权力较大而且介入所有社会活动,而不只限于政治层面,并且更依赖宣传来动员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还有时会破坏各种低层次的人际关系,把社会的凝聚力集中在国家的事务。所以一般极左翼国家都是极权主义,而冷战时东南亚和拉美的独裁国家都是威权主义。 [2]

一般来说,极权主义包括以下四点:

国家永远第一(但通常只是政府作为凝聚向心力的口号,其实是以“党的意志”为第一考量)

寡头专制统治(除了执政党或军政府之外,不允许其他政党执政,但也有成立傀儡政党作为合理化自身政权的)

施政方针与经济方向以政府的意志为优先考量。

安全考量重于自由,于是人民相对于民主国家为不自由。

影响力最大的几位极权主义学者,例如卡尔波普尔汉娜阿伦特、卡尔J弗里德里希(en:Carl Joachim Friedrich)、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胡安林兹(en:Juan Linz)对极权主义的定义有些许不同。

共同的认知是,极权主义动员全民支持政府与唯一的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排除与国家目标相左的工会、教会与政党等异己。极权国家通常以一党执政秘密警察(例如:德国的“盖世太保”)、透过政府控制的大众媒体进行宣传、个人崇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大众监控、以及国家恐怖主义等手段维持权力。 [2]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一般用以概括德国纳粹主义、苏维埃极权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其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20年代的墨索里尼。1920年以后,在意大利兴起的法西斯主义,以权力崇拜为特征,强调国民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个人自由,鼓吹一种在公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 卡尔.波普尔、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塔尔蒙等人对极权主义均有过专门的解析。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 [2]

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 [2]

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在此种政体下,国家笼罩于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极权主义政府不仅要控制所有的经济、政治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从而消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分别。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成为共同体首要的关注所在,而国家的目标则是用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替代现存社会。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也有个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目标。 [2]

纳粹时期的德国,艺术被极权主义幽灵所笼罩。常自诩为画家的希特勒深谙艺术的效用,在他上台后,6500件现代艺术精品被从德国各博物馆、美术馆里清除出来,“清洗了艺术殿堂”。随后,艺术被高度组织化,艺术家都被组织到相关的协会,为希特勒绘制他所希望的“人民艺术”。 [2]

从今天保留的纳粹时期的美术作品看来,这些画作都有显著的极权主义特征:冰冷、铁血

、崇尚秩序,狂热的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这些作品成为纳粹的帮凶,组成了狂热民族主义宣传的一部分。整个世界为纳粹掀起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卷入战火,波及二十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战争死亡的人超过五千五百万。这是德国艺术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幕。

纳粹有显著不同,苏维埃美术作品偏爱象征革命和激情的红

极权主义幽灵附体的另一个政权就是纳粹的对头苏联。两个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政体在专制极权上却惊人的一致:对领袖斯大林狂热个人崇拜、以革命的名义控制和改造艺术。苏联时期绘画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歌颂领袖,画面中最常出现的形象是光芒万丈、被群众簇拥的领导人的头像。 [2]

在人类全面反思极权主义带来的危害后,纳粹和苏维埃已经失去市场。21世纪初,极权主义的最后的一个幽灵存活在朝鲜。领袖画、革命画还在扮演曾经在纳粹德国苏维埃、文革中国中出现过的角色。 [2]

揭开极权主义制度的心脏 "克格勃"的真实面目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 [2]

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 [2] 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尤里安德罗波夫于1967年5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1982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被认为是最著名的克格勃首脑。谢尔盖列别捷夫从1973年起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从1975年在原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工作。普京于2000年5月20日任命他出任俄对外情报局局长。他被称为俄罗斯最神秘的人物。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 [2]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2]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2]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2]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2]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2]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2]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2]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2]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2]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2]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我们是钢铁战士”。 [2]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2]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2]

当知识分子们在恐惧中停止他们的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艺术创造的时候,苏联社会便失去了其内在发展的动力。恐怖仅仅是一剂强心针,它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的腐化堕落,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为一种“信仰”,玩弄恐怖这张牌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玩得得心应手,殊不知最后自己却走向玩火自焚当克格勃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时候,它自己却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苏联公民的敌人。恐怖统治最终将迎来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统治便会成为一桶浇到火焰中去的油。于是,作为一个特务组织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托、所服务的极权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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