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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

杨宇霆(18851929),字邻葛,系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之一。奉天法库(今沈阳市法库县)蛇山沟村出生,祖籍宋道口镇代岭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张作霖死后,杨以东北元老自居,时常管教张学良。杨反对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日本人也从中挑拨张杨关系。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杨宇霆与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杀害于“老虎厅”,奉天称此事件为“杨常而去”。

奉军核心人物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1885年出生,法库县红五月乡蛇山沟村人 。

在奉期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素闻杨宇霆谋智深远,遂任命他为师参谋长。杨宇霆上任后,极力整顿军风军纪,卓有成效,开始得到张作霖的信任和重用。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杨宇霆被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参谋长。1918年,直系政府向日本借款4千万元,购买大量军火运抵秦皇岛,杨宇霆建议张作霖劫持这批军火。在其同学徐树铮的配合下,劫械成功。这批军火为奉军装备7个混成旅,杨宇霆一跃成为奉军的核心人物。

免后重新启用

同年秋,张作霖成立“援湘军”,自任总司令,原陆军次长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杨宇霆任职期间,在同学徐树铮的鼓吹拉拢下,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合谋利用奉军名义,冒领军部拨款370万元,招编新兵4个旅。此事被张作霖得知后,免去徐树铮副司令职,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杨宇霆撤职。杨被解职后,任北京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长等职。终因爱其才智,张作霖于1921年重新启用杨宇霆,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的要职,兼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任职期间,东三省兵工厂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时人称奉天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成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奠定了张作霖的统治地位。

手握有兵权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杨宇霆出任江苏省督办。但因其骄横自恃,目空一切,还未等站稳,竟被孙传芳组织的5省联军击溃,落荒而逃,失去江南。杨宇霆回奉后,张作霖仍委任他为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1925年,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和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矛盾激化,郭、杨二人势同水火,终演成郭松龄倒戈反奉。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杨宇霆假张作霖之命,将郭松龄处死。是年底,在杨宇霆几经周旋密谋下,张作霖和吴佩孚实现联合。1926年2月,张作霖顺利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时任命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1927年末,韩麟春因病去职,张作霖任命杨宇霆接替韩麟春之职,出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这是杨宇霆首次握有兵权。

被杀于老虎厅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主政东北,大饬整顿改革,取消军师番号,以旅编制。张学良鉴于杨宇霆在其父主政时期一直是东北的重臣,拟任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杨宇霆坚辞不就,并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相互勾结,尤其是在东北重大问题上,企图以元老身分左右政局,与张学良背道而驰。1929年1月10日晚,杨、常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要张学良在任命常荫槐为督办的便笺上签字。这一举动,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将杨、常处决于“老虎厅”。杨宇霆时年44岁。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在得知其家产被亲信李景明、王子明私吞的情况后,将二人逮捕扣压,令于珍、陈兴亚、臧士毅等人组成清理委员会,立案清查。最后,将清查的60万银元加之房产执照等物一并归还杨家。

杨宇霆,原籍宋道口镇代岭村,原名玉亭,字麟阁(又作邻葛)。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携眷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落户。父杨永昌,母亲张氏,以开大车店为生。1885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中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张作霖与段系军阀合作时,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为了扩充实力,杨、徐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的军队。张知道后,非常生气,罢了他俩的官。被贬后,杨宇霆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认为治军治政非杨宇霆不行,于是请杨出山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因前嫌,少帅张学良和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第八军军长姜登选、第九军军长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就向张作霖请求督军江苏。在他赴任前,江苏军阀孙传芳,会办陈调元派沈同午、陈镜为代表,到奉天探察杨宇霆的根底,为以后逐杨作准备。

1925年8月,杨宇霆去江苏任职。他根本想不到一向被他瞧不起的孙传芳、陈调元背后捣鬼。郭松龄也趁机拆台,不待请示张作霖,就将驻浦口的第二步兵旅(三个步兵团,系奉军精锐)调回冀东,驻江苏的奉军只剩丁喜春一个师,驻南京;邢士廉一个师,驻上海。杨宇霆发现孙、陈掣肘,便下令邢士廉师速向镇江靠拢,渡江到瓜州集中,丁喜春师向浦口集中北撤。10月16日晚他与陈调元开会中途,谎称身体不适,要到后边洗个澡再接着开会。到了后边,换上便装,让事先已在后门待命的司机陈一恒开车。只身溜出南京,从下关渡江到浦口。

等副官高凤岐等十几个亲随赶到浦口,轮渡已开动,这些人只好乘一只小舢板追到浦口,与杨宇霆一同乘火车北行。陈调元闻讯,急电沿途截击,但杨的专车已过。车到徐州,与事先已在车站等候的山东督军张宗昌一起,平安返回北京,匆匆结束了江苏一行。

1925年10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其中就有整倒与他积怨较深的杨宇霆留学生派的因素。12月24日,郭兵败滦州遇害,了却了杨宇霆的一块心病。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宇霆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秀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良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

在《苏家屯文史资料》第六辑上,刊载了一篇赵吉春老人的回忆,题目是《杨宇霆在张学良戒烟问题上大作文章》,里面谈到,1928年春,杨宇霆向张学良推荐了一个据说能帮张学良戒烟的人,名叫马天池(马扬武)。此人吹嘘说他从日本学了高明的戒烟方法,只要注射几支“戒烟针”,就可戒除烟瘾。刚一开始,果有“神效”,甚至完全可以不吸鸦片了,但随之麻烦也来了,鸦片是戒了,却离不开“戒烟针”了,每天得注射好多针,“甚至把整个后背全扎得青来紫去。”这才明白,所谓“戒烟针”,原来是比鸦片毒性更大的吗啡。这可倒好,戒了烟瘾,却染上毒瘾,张学良的身子更虚弱了。

每次注射时,马天池都在张学良的卧室里注射,但也经常到张学良的办公室去,如果张学良在,就问需要不需要注射,如果张学良不在,就和赵吉春等人搭讪,“边看桌上的材料、文件”。赵吉春说:“我们内差以他是医官地位,身份比我们高,不在意这种事。”有一次,马天池正在翻看,张学良突然回来了,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天,就把马天池辞退了。最后,赵吉春老人总结说:“从这些蛛丝马迹上,完全可以看出,杨宇霆无时不施用各种手段监视、暗算着张学良将军。”

关于此事,也有不同说法。学者汤纪涛在《张学良将军两临上海的经过》一文中说,马天池不是张学良辞退的,而是“逃之夭夭”了。张学良这才产生怀疑,拿去化验,这才发现是吗啡!

这么说来,杨宇霆似乎对张学良染上毒瘾,难逃干系。本来,若真能帮助张学良戒烟,纵使杨宇霆摆出一副父辈的架子,也无可厚非。但事前,杨宇霆和马天池并没有告知真相,就显出“阴谋”的意味了。如果赵吉春所说属实,马天池在借“扎针”为名,刺探情报,就是该杀了。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杨宇霆戎马一生,死后张学良派兵护柩葬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

第二次还乡

1926年杨宇霆第二次还乡,县政府组织盛大欢迎仪式。我是学生乐队的小鼓手,站在队伍前列,看的比较清楚。欢迎者都在南门大道路西列队等候,各人手持国旗或彩旗。行列中有县长等领导官员,有各界首脑人物、地方绅商名流及各学校师生。大队排得很长,南起周地沟,北至十字街口。东侧有地方警察队持枪面向外。据说辽河以南由沈阳军队戒严,辽河以北由法库警察队负责。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时时传来警笛声,并不断有消息传来--过河了--过三面船了--过大孤家子了!法库农民家庭出身的这位人物,真是衣锦还乡,显赫一时了。最后一次笛声,使警戒人员立刻紧张起来,听到从南面传来的由远到近的汽车声。不一会儿,见到警戒的警士,面向外举枪敬礼。这时日本领事馆法库出张所的日本人,举着面日本国旗,也来欢迎,被赶到沟东的一个高岗上去。紧接着开来两辆警卫车,警卫人员全副武装,身着黄色呢料服,腰间配带两支手枪,手持冲锋枪,车停后立即跳下车,作扇面形的警戒线。须臾第三辆黑色小轿车停下,走下一位副官打开车门,于是这位东北军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走下车来。他中等身材,头形椭圆,浓眉大眼,光头,肥胖的两腮刮的亮中透青,精神饱满,体格健壮。他身着黄色礼服,头带青色大礼帽,穿双黑色松紧元宝式皮鞋。他下车后,警卫人员团团围住,地方官员前导,他缓缓前行,手持礼帽,边走边说:“谢谢!谢谢!”这时军乐大作,欢迎声震耳。车队缓慢前进,第四辆灰色轿车内坐了三位妇女,据说是如夫人和仆妇。接着是长长的八辆警卫车。车上有一半人下车步行警卫,都是全副武装的年轻卫士。杨宇霆在南门外设立的欢迎棚内略事停留,旋即登车直驱地方储蓄会,临时休息。在赴西街平治校时,储蓄会会长陈丹林被邀同车而行。该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会上杨作了讲话,时间不长,声音小,学生队伍都听不清楚。午后就驱车赴距县城十五里的他家乡蛇山沟村,一路都有岗哨戒备。第二天就返回沈阳。

建设家乡的宏伟计划

据储蓄会知情人说,前一次杨宇霆回法库时,由沈阳至法库架设临时电话专用线。杨到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副官接过电话后,向杨报告:“雨帅请督办讲话”。原来是张作霖亲自打来的,问是否已到法库,并希望杨明天返回沈阳。那次回来杨召集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界负责人,倡议法库要抓紧办三件事:一、筹建平治学校,地点在西街,建教学大楼;二、筹建电灯厂;三、扩大储蓄会资金,使它成为地方性的银行(有限财团)。另外成立“沈法汽车公司”。这些筹建资金和物资以及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皆由法库籍在沈阳和在省内各地官员出资赞助;杨本人也投资一部分;还以杨的名义向省内名商大贾募集。计划平治学校建设资金为银币四十万元;电灯厂(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三十二万元(发电机组是由安利英行赊购的);地方储蓄会是地方有限财团,通过省政府的正常手续批准的,股金银币五十万元,居于省乙等储蓄会。这些组织机构设有临时筹备处和董事会。是年冬由沈阳到法库的大道上,雇用农民大车,运来大量原木、电杆、水泥,以及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变压器等。同时又做了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在平治学校建楼基地以北的空地上,建了四座大砖窑,窑的中间打深水井,以备生产青砖使用,一次可出窑十万多砖。1925年春平治学校及电灯厂工程齐头并进,昼夜施工。电灯厂的发电机和锅炉的安装以及内外线的架设全由当时奉天兵工厂的电厂派员支援建设的。法库城内一时满街埋电杆,架电线,一派兴旺景象。全部工程仅用一年,速度惊人。

兴建法库电灯厂

民国十六年(1927)春,法库电灯厂建成,试车发电。该厂装机容量为三百五十马力,是一台开放型交流发电机。蒸汽机是英国飞利浦公司制造的双筒立式拉杆引擎机,带冷凝器四百马力一台。锅炉是拔柏葛水管式链条炉床,每小时出力四吨燃煤量。当夜间首次发电时,隆隆的电机运转声响,振奋了人们的心弦。大街小巷的路灯,闪铄照耀有如白昼。各机关及大部分商店、家庭都安装了电灯。法库有史以来第一个光明之夜,群情振奋,奔走相告。法库办电计有三次。第一次某创办人在大东门外建立厂房,但后因资金不足中途报废了。第二次是方中岳在天主堂西院,设立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真已发了电,但因锅炉小,不适应机组的需要,后来又买了一部锅炉,由铁岭运到夏家楼时,因资金不足无力再运,终使这个发电不久的电厂仅昙花-现就停办了。这次成功的发电给法库带来不少好处,不仅照明用电,以后还有多数粮油加工厂用电机代替了笨重的畜力碾磨加工,又快又卫生,掀开了现代化人民生活的一页。当时除了路灯三百多盏外,租、表灯不过三千多盏,粮油加工业设备容量仅为一百多马力。电厂于是白天检修,夜间发电,当年总发电量为四十五万度(千瓦小时)。法库发电厂的组织机构是董事会制,董事会有权处理一切事宜,包括人事任免。另委厂长一人,处理全厂业务工作,每月向董事会提出一次“经营报告”。厂长下设工务、业务两部,工务部下分电机组、锅炉组、内外线组;业务部下分会计、材料保管、电费结算、 收费和总务。各设专职组长,共有从业人员三十余人(不包括董事会人员)。第一任董事长王智(鉴甫),厂长杨宝衡。1929年1月,“杨常事件”发生,对法库电灯厂有所冲击,但正常业务并未中断。杨宝衡辞去厂长职务,由朱子新代理,朱任期不长,以后历任有杨怕蕃、张连仲等。 电灯厂生产用煤年计划为二千吨,由铁岭日本人经营的煤场订购。每年冬季利用辽河冰冻季节,雇用农民大车,一冬全部运完。

法库地方储蓄会

法库地方储蓄会的组织机构:有股东代表会,每年定期开会一次,研究解决一些重大事项及红利分配等。经营管理方面,由会长全面负责。根据杨字霆的意图,以其父杨永昌为名誉会长,由股东代表会公推当时法库颇有名望的陈丹林和王占元为正副会长。并由会长遴选王春浦、刘会文分别为正副经理,负责具体业务。地址在法库镇裤裆街路东原地方储蓄会筹备处。民国十五年(1926)春开始营业,经营范围主要是向镇内工商业者投放贷款,投放期三、四个月不等,最多不超过一年。经理下设会计室,有主管会计一人,助理会计二人,文牍员一人、厨师一人、勤杂一人。

贷款利率不是法定,比东三省官银号利率稍高,比一般银钱号利率略低。投放对象由经纪人从中介绍。经纪人有两个组织,共十余人,各有负责人。他们都是过去的老商人,个个精通业务,了解市面供需情况,传达金融信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按投放贷款的多少,所得为利息总额的一定比例,每月终结算,一次付给。

储蓄会募集的股金,是以“奉票”按市价核为银币的,所以每月的收支,都以“奉票”记账。由于军阀割据和不断内战:大量发行纸币解决战争费用,“奉票”不断贬值。加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奉票”贬值更甚。到1930年春,储蓄会五十万元的银币资金,实值已不足两万元了。会长陈丹林年老体衰,申请辞职。股东代表会鉴于后继无人,研究决定报请废业。这个杨氏生前关注的金融事业,就此失败了。

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接掌东北政局的少帅张学良年仅27岁。虽然当时的军政要人表面上拥戴他,但很多人仍持观望态度,特别是一些绿林出身的元老重臣,根本不拿他当回事,甚至居功自傲,一手遮天,尤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为最。父亲在世时,视杨、常为左右手,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实权,且关系极为密切。张作霖故后,二人经常飞扬跋扈,对张学良动辄训骂,俨然以执父自居。每当张学良向杨询问情况或发表主张时,杨都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

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杨大怒道:“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下去,抽死得了。”(时张学良已有毒瘾)遂带那位官员到帅府问卫兵:“少帅何在?”卫兵答:“尚未起床“。杨怒气冲冲地来到张卧室外,使劲踹门并大声嚷道:“我是杨麟阁,快起来,有公事。”

张急披衣而出,杨指着骂道:“老帅在世可不这样,混帐东西,你若这样,东北的事能干好吗?”张学良忍无可忍,破例回敬了一句:“我干不了你干!”

关于处决杨宇霆、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据当事高纪毅的回忆,当时情形是这样的:

他们走后,张学良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5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象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2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6名卫士,由我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来,不许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宇霆、常荫槐。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6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宇霆、常荫槐2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查官由我署名。我率彻夜工作,通宵未眠。翌晨天还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我严肃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

与此同时,张学良为慑服杨宇霆的派系势力,运用恩威并济的策略,除优抚家属之外,还亲自写了一副挽联:“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上联比之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下联引用周公旦诛叔之典故,借以表达其复杂的情感。

翌日,张学良领衔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通电,全文如下: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共事最久,倚界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肿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13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纵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退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被二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概置不理,使中外士,对于我方不怀好感。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和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私利之渊教,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通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即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皆知,吾东省皆知之,而世或未尽知也。学良黍膺疆寄,并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轨道,同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易胜隐痛,学良与同等再四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东省大局,非待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调察内情,共明真相,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

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巩固东北政权的大事,也初步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二次北伐,以张学良易帜并巩固了东北政权为最后的胜利标志,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凭着他的权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大业”。

杨宇霆生于1885年,比老帅(张作霖)小10岁,比少帅(张学良)大16岁,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秀才出身,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张作霖在世时,最受重用,长期任奉军的总参议。老帅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猝然过世,少帅张学良一时不知如何安排他,故他的实职只是从前兼任的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常荫槐比杨宇霆小3岁,是吉林省的一个官僚家庭里的公子,这难免使那些灰头土脸成为将帅的农民弟兄与他格格不入,也是老帅时代的红人,历任军法处处长、京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由总理兼),易帜后,刚被国民政府委为黑龙江省省长。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鉴于东北大地上的中东铁路归中苏共管,而日本人又一直纠缠着要在东北新建满蒙铁路,向张学良提议: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便于集中管理东三省的铁路,由常任署长。杨宇霆、常荫槐2人都是让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按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但问题是他俩对张学良接任东北一把手的现实一直不满。那时张学良确也不争气,常开着会就犯毒瘾了,便丢下一班叔叔大爷们回房扎针。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那时,妩媚的赵四小姐已经来奉天当“秘书”),让厅处长们呆在外头恭候。恼怒的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多次教训“学良世侄”。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宇霆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宇霆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而常荫槐对“小六子”也颇为不恭,以为他不过是个贪色又吸毒的败家子,故公开场合亦颇多烦言。所以当他俩联袂而来且将考虑成熟的方案和盘托出时,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就被彻底激怒了。他强忍不悦,托辞“从长计议”,让他们晚上再来商议。但二位晚上按约返回时,张却命令对杨、常有积怨的奉天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和自己的副官长谭海率6名卫士分两组,将他俩当场击毙于厅内的沙发上!此即震惊一时的“杨常事件”。

惯常的说法是,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朋比为奸,勾结日本人反对东北易帜,故被张学良果断处决。不过张学良第二天领衔向中央政府发出的通电中,并没提到他俩有何卖国罪行,只是含混其词地指责“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等等,都是些没影儿的事。倒是电文前段的“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让人念出端倪原来少帅就是嫌彼二人妨碍自己执政而已。为避嫌,张学良还召见了记者,陈述了“依法”杀杨、常的经过。而南京政府刚得到东北,也不敢追究地方司令长官擅杀省长级官员的责任(国民政府有严禁军人干预政治的规定)。不过奉天百姓似乎看出门道,民间很快便流行着“大帅身亡,杨常而去”的说法。

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铠挽杨宇霆

顿使精神增剧痛;

欲伸哀挽措辞难。

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铠挽杨宇霆

袁金铠(1869-1947),字洁珊,辽宁省辽阳县山岳铺人,原任张作霖秘书长,张作霖称之为二哥而不呼其姓名,在奉系中地位崇高。19岁中秀才。庚子之役,地方不靖,各地纷纷组织保甲,办理团练。1904年出任辽阳警务提调。后结交赵尔巽,受赵尔巽关爱,认为门生。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入督幕,参预政事。在赵尔巽的支持下,任谘议局副议长。武昌起义发生时,向赵尔巽进策,赵尔巽采纳之。当得知张榕等密谋驱逐赵尔巽,宣布独立的消息时,马上建议赵尔巽电召张作霖带队来奉天护驾,并迅速成立东三省保安会。此举促成了赵尔巽继续控制东三省的局面,由此受清廷赏四品京堂,襄办关外练兵事宜……。此联写出东北当局领导人群的震撼,以及不知如何哀挽的情景,传神之至!在这场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中,曾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突然成为各方注目人物。这位五省联帅兵败丧地后即北上依附奉系,奉军撤至关外,孙亦随同到了奉天。张学良对孙颇为礼遇,特别在帅府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位列上宾,随时与少帅会谈。既似贵宾,又似高等顾问。而这位联帅白天在帅府办公,晚间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杨、常伏诛后,孙被邀至帅府,甫与张见面,张即说:“馨远,我又放了一炮。”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乃问“是什么事?”张说:“我把邻葛和翰香都处决了。”孙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他虽然这样说,内心则极为震动,自己置身于险境,这位年不到卅的少帅竟然不动声色就处决了东北两个重要人物,手段之狠,较乃父犹有过之。所以他虚以委蛇,随着帅府人员忙碌了一整天,满肚子盘算自己的处境,卅六计走为上计,因此孙于1月11日不告而别,乘早车赴大连,到了大连才写信给张学良称家中有事不及走辞。张学良闻孙传芳不告而别,笑对部下说:“馨远为什么这样胆小?”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后,对少帅来说,“立威”是做到了,因为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对于少帅不再有“阿斗”的看法。不过对于他杀杨宇霆的对不对则各有各的看法。

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于冲汉挽杨宇霆

棘门坝上如儿戏;

我识将军未遇时。

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于冲汉挽杨宇霆

于冲汉(1871-1932),字云章,辽宁省辽阳县人。甲午中日战争时,东渡日本。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充当日军间谍。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1920年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伪满建国会议并任伪满监察院院长,伪满国务院总参议。1932年10月病死于大连。

东北军宪兵少将司令陈兴亚挽杨宇霆

天地正气谁留意;

人事无常莫再来。

东北军宪兵少将司令陈兴亚挽杨宇霆

陈兴亚,后任京师警察厅总监,受到张作霖的特别奖赏,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并被授予二等文虎勋章。1930年正月,地方储蓄会的会长和经理受杨春元(杨宇霆)委托给先死的杨宇霆和在他后死的父亲杨永昌同时安葬。实际一切由杨春元母亲授意。这桩丧事规模轰动全省。杨家拿出银币2万元,作为治丧经费,张学良又拨给5000元。开始筹备工作时,在地方储蓄会临时挂了牌子。成立治丧筹备处。杨宇霆长子杨春元是大夫人所生,当杨宇霆被处死之际,他正在德国留学。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发函叫杨春元回国,他毫不犹豫的回来。张学良召见他,对他进行抚慰。杨春元没做工作,在沈阳大东区经营一个商店。治丧筹备处主办人员,公推德高望重的陈丹林为首,由副会长王占元负责一切筹备事宜。对于治丧的日期、僧道经、乐队、扎纸活,灵棚等都作了周密安排。请陈丹林做“点主官”。另如招待筵席、厨师,接待工作无不做妥善准备。由沈阳聘雇棚匠高手,以及搭棚器材,两座高大豪贵的苏州式灵棚,在杨家东西两院高高搭起。东灵棚是杨父杨永昌,西灵棚是杨宇霆,每座棚内都是四台经(僧道),东西两门,各设有四台鼓乐,昼夜不停轮番吹奏,唢呐声凄婉悱恻,震人心弦。南园摆满纸扎的人马、车辆、财宝等。外地赶来赴丧敬祭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治丧招待筵席原料,干鲜蔬菜全是派专人从天津购进的,有青椒、茄子、黄瓜、蒜台、藕和冬笋,高档菜有海叁、鱼翅、燕窝,各种山珍海味应有尽有。燕窝仅仅是正日子给大宾及点主官一席之用。一般客人多是用海参席招待。出殡前两天张学良特派来两连骑兵,两个汽车连作出灵时前导的仪仗队。出灵时队伍浩浩荡荡,有六十四人抬着一条龙棺椁的大杠,前面是杨永昌,后面是杨宇霆。队伍最前面的是地方警察队开路,其次是骑兵连、汽车连、纸扎人马等,以后是吹鼓手、僧侣诵经。所过之处,经语呢喃,笙管齐鸣,锣鼓铙钹,震耳欲聋。家属后辈,素衣孝服,麻绳拖地,呜咽低泣,哀伤不已。地方官员,各界代表及远亲近友,依次陪阵两旁,垂首示哀。整个送行队伍不下五千人。最后把杨永昌安葬在蛇山沟村杨宇霆的墓北,而原来杨宇霆生前给他父亲准备的陵园墓穴,却安放了他本人。杨家后代又在杨宇霆墓周,埋上石柱圈以铁管栏杆,外地运来"翁仲"和石刻狮、马、骆驼,树立华表。正前面修建了水泥牌坊,前面有旱桥。

张学良挽杨宇霆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张学良挽杨宇霆

杨宇霆的灵棚挂满省县官员和各界名流赠送的挽联和幛子,都是名贵绸缎呢绒所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学良送的这副挽联。对于张学良处决杨、常的是非功过,留给历史学家评说。但从这幅挽联来看,即寄托了对死者的哀思,又指出死者被“流言”所误而招致杀身之祸。缱绻悲哀,义正词严,溶为一体,堪称挽联中之佳作。上联“讵”,怎么。“西蜀”,指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政权。是说易帜已成,全国统一,东北怎能同偏安一隅的西蜀相比呢? “幼常”,指马谡,字幼常,三国时期西蜀的将领,与曹魏大将战于街亭,因违背诸葛亮的部署,被张打败,将街亭丢失,被处斩刑。“挥痛泪”,典指马谡是诸葛亮的爱将,按私情诸葛亮不忍心斩他,但按军法不得不斩,所以在斩马谡时,诸葛亮“为之流涕”。这就是诸葛亮挥泪战马谡的故事。上联是说,现在东北的处境怎能同偏安一隅的西蜀相比呢?但处决杨宇霆时的心情,总还是与诸葛亮挥泪战马谡有相似之处的。张学良在《致杨宇霆是夫人函》中说:“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多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王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这种复杂的心情,与挽联是一致的。下联“东山零雨”,典出《诗经东山》:“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领域其蒙。”东山零雨,反映的是一种凄惨悲凉的景象。“管叔误流言”管叔为流言所误。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由武王之弟周公代管国家政事。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负责监管殷朝遗民。后来又人造要说,周共想谋害成王,篡夺王位。殷纣王之子武庚,趁机煽动管叔、蔡叔发动叛乱。于是周公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下联说杨宇霆之死是很凄惨的,虽然由于他自己误心流言所至,但终究还是很值得可怜的。

法库县名士陈丹林悼杨宇霆

题咏纪念、杨宇霆联

长城檀道济

返日鲁阳戈

由于杨宇霆死于非命,原因非三言五语可说清楚。法库县当时名士陈丹林对杨宇霆之死曾作一首《五律无题》诗:“壮士挽天河,中流起恶波。长城檀道济,返日鲁阳戈。有泪挥知已,无词上挽歌。欢迎曾几月,舆榇此回过。”颔联以檀道济、鲁阳相比,足见其对杨宇霆的推崇。

有泪挥知已;

无词上挽歌。

而颈联备极哀痛,“无词上挽歌”却是当时实际情况。

法库县平治学校总务长阎宝海悼杨宇霆

山势岈,云龙蔚起;

水流婉蜓,草木华兹。

烈烈奇勋,应共青山峙柳寒;

悠悠逝水,长随林木绕佳城。

法库县平治学校总务长阎宝海撰书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杨宇霆陵墓

杨宇霆陵墓位于法库县东15里的蛇山沟村。蛇山沟村依山傍水,树茂林丰,风景极为优美,沟两边突冗而起两座小山,沟北的石景山山顶怪石多姿,山顶南侧有一石洞,石洞供石佛数尊,石洞中有一横向卧碑,碑长3米,高82厘米,碑刻于1944年,碑文刻有“佛之洞天,吾之乡里,惟佛与我,彼此相依……”等文字。沟南的梯形山松林茂密,从松林缓步而上,层层奇形突冗,异常可观。陵园建在后景山阳坡,占地面积15亩,呈正方形,四周竖有白石桩,桩间横穿两道二寸粗的铁管相连,墙外松柏成林。正门前建有上马石和三重四桶式拱桥,桥北矗立宽高各约七米的重檐式牌楼,雕金缕银,玻璃碧瓦,伟宏壮观。正前面修建了水泥牌坊,牌坊两侧石柱有法库县文化名人阎宝海撰书的两副对联(另一见下)。园内通往坟墓的是青砖铺就的甬道,两边碧绿如茵的草坪,两侧排着用唐山绵石精刻的望天吼(华表),立仗着猪、马、牛、羊、鹿、驼、象等石兽和文武石人翁仲。坟前立有墓碑,刻“陆军墓上将江苏督办杨公宇霆之墓”。这里独好的风景,虽然遭到破坏,但给予复修,恢复原貌,是一处有历史价值的游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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