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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夫

杨国夫(19051982)安徽省霍邱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9月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

杨国夫,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游击队分队长、特务队队长,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连长,第十师三十团副营长、营长,红三十军第九十师二六九团副团长、二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三旅副旅长,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师长,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副军长,江西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副校长、校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杨国夫,安徽省霍邱县人,1905年出生于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27年冬,他在姚李庙南黄油坊帮工时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1月,他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任大别山区地下党组织秘密交通员,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初,杨国夫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红军游击队分队长、特务队队长,带领一支18人的小分队,活动于鄂东北、豫东南一带。1930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一营连长;1932年3月起,先后任第红四军十师三十团三营副营长、营长;1934年3月,任红30军90师270团副团长;1934年11月中旬,杨国夫在历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中被提升为红30军90师270团团长。1935年3月28至4月21日,杨国夫指挥270团全团参加了嘉陵江战役,开始了长征。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杨国夫的第270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红四师的第10、第11、第12团,杨国夫改任第10团副团长。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过草地,杨国夫奉命带领一个营负责全师的收容任务,经过六天的艰苦行军,全师终于走出了大草地,杨国夫所率领的营仅减员两人,受到师部的表扬,事迹被登载在军部的快报上。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哈达铺整编为陕甘支队时,各团改为大队,直辖4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取消营建制,杨国夫改任第10团第2连连长。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1月恢复师、团建制名称,杨国夫任红一军团第四师第10团2连连长。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杨国夫任连长的红十团第二连,亲受毛泽东临敌指挥。1936年入红军大学学习。1936年12月,杨国夫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团长,当时第12团政委是黄克功。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时,杨国夫任陕北红四师12团团长。1937年9月,入“抗大”第三期学习。1938年6月,他奉命到达山东清河区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期间,杨国夫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山东纵队第三旅副旅长,清河地委军事部长,清河军区、渤海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清河区、渤海区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杨国夫对解决清河区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持有独到的见解。1938年冬,日军“扫荡”频繁,斗争异常艰苦,部队得不到休整。面对这种局面,杨国夫提出不要骑着铁路打转,集中力量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上级批准。清水泊根据地创建后,他指挥部队分三路渡过小清河,经过数次激战,粉碎了敌伪顽的阻击和进攻,控制了垦区、利津北部、沾化东部广大地区,开辟建立了垦区抗日根据地。随后又开辟以广(饶)博(兴)蒲(台)、蒲(台)利(津)滨(县)、沾(化)利(津)滨(县)等边区为中心的活动基地,开辟了利津、沾化两县北部黄河入海口广大地区。并争取了蒲台王雪亭部起义。使广饶、博兴、蒲台、利津、沾化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与冀鲁边地区的交通联系也进一步打通。这个战略转变,对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作用。1942年至1943年,敌人举行万人大“扫荡”时,八路军在此地区自由机动,反转迂回打击敌人。

杨国夫指挥部队和民兵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对清河地区的无数次“扫荡”和“蚕食”,充分显示了他的胆略和智谋,为创建和巩固渤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和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丰富经验。1943年是清河平原战斗最频繁最激烈的一年,这一年,他先后指挥拔掉了广北三里庄、北隋、博兴沙窝店子、垦区陈家庄、广北斜里巴、清西王家庄、韩家堂、清东八面河等近二百个敌伪据点。冬季反“扫荡”中,面对日伪军出动2.5万人、1个骑兵旅团并有飞机配合的严峻形势,杨国夫指挥部队采取灵活战术,使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各分区部队利用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我中心根据地的时机,运用“翻边战术”,纷纷出击,打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持续21天的反“扫荡”以抗日军民的胜利而告终,三支队被山东军区通令嘉奖。在根据地人民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杨国夫率领部队与群众同甘共苦,以野菜充饥。并发动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打鱼晒盐、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自救,从而胜利地度过了灾荒。1944年夏季,渤海军区发起夏季攻势,8月18日利津城解放。1945年4月,发起滨(县)蒲(台)战役,滨县、蒲台县城相继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迅速从各解放区抽调干部和部队奔赴东北战场。1945年10月初,杨国夫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渤海军区七师挺进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七师师长,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副军长等职,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在战斗中,以1个多师的兵力,抗击了国民党4个军的进攻,坚持半月有余,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时间。在完成任务后,抓住时机撤出战斗,保存了有生力量,受到中共中央的通令表彰。后又参加四平攻坚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1949年6月,杨国夫调任江西军区副司令员(副兵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国夫任中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副校长、校长。1954年10月,为中南军区高干班文化速成中学学员。1957年8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0年经国务院任命,兼任黄海渤海区渔业生产指挥部指挥,1973年兼任山东省海上安全指挥部指挥。1975年8月,任济南军区顾问。

杨国夫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杨国夫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同年9月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授予二级八一勋章。1982年2月4日病逝于北京。

保卫山海关

正当自治军与石觉部双方在双方山海关激战之时,山东渤海军分区司令兼第7师师长杨国夫带领7师三个团恰好赶到山海关前线。他们步行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这里,未想到没等出关,先遇到一场枪战。这7,000多人虽然在长途跋涉后正处于疲劳状态,一见战斗个个精神抖擞,迅速投入到战斗之中。杨国夫这位生于安徽霍丘、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的老革命战士更是身先士卒。

石觉正打得吃力,忽见自治军队伍中又多了一路人马,不敢恋战,急忙撤兵,不再发起新进攻,倒是全力地构筑起工事来了。杨国夫正打得起劲,不想石觉突然撤出不打了,只好停了火,与沙克的部队欢聚一堂,略作休整。可过了两天,石觉还是没动静,倒是把工事修得越来越坚固了。

这个石觉在搞什么名堂?杨国夫终于忍不住了。多年打游击战培养出来的机智在他的脑海里如一束火苗不停地跳跃。11月6日夜里,他派出两个营潜入石觉13军的89师阵地。这些擅长游击战的战士从中间地带深入敌军阵地内部,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弹射击声霎时响成一片,国民党军不知来了多少人,两侧的轻重机枪向着中间阵地一齐发射,猛打了一夜,天亮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杨国夫的部队缴了1门炮、18挺轻机枪和50支步枪后早趁着黑夜从容撤回了。而不知情况的国民党军自相残杀了一整夜,此时已是伤亡惨重。石觉气急败坏:都给我撤回到秦皇岛去休整。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祸不单行。如今这句老话正应在石觉的身上。正在窝火的石觉刚一到秦皇岛就遇到也同样在窝火的杜聿明。这一天是11月8日,天空中一片阴沉,杜聿明走进司令部就怒吼:石觉情况不明,冒然进攻,现在必须派出多股部队,详细侦察山海关的情况。

两天后,情况大体查明:中共约有3万人驻守在山海关、角山寺九门口和义院口一带,主力则集中在山海关和角山寺两地。这些部队装备不全,火力薄弱,基本上都是未打过正规仗的游击队。而主帅林彪所率的部队尚未到达山海关。

11月11日,杜聿明召见13军军长石觉中将再商进攻山海关之事。石觉显然已被杨国夫打晕了头,一听杜聿明说要再次进攻山海关,立即反对:“共军火力强大,不可轻易进攻,应加强工事,稳固防守,这才是上策。”杜聿明大为光火,不想石觉的部下也同样不想再发起进攻。“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共军的实力我早已调查清楚,现在我就领你们这些胆小鬼去现场看看!”

11月13日,杜聿明亲率13军的团以上军官,前往13军遭到杨国夫夜袭的前线阵地视察。“你们自己看看,”杜聿明很平静地说,”共军根本没有炮火,所有的弹痕都是手榴弹留下的。”返回后,他马上召集13军营以上军官开会:“共军”火力、战斗力并不像传说那样强大,“国军”在各方面都比“共军”强。为此,现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以13军主力4师、89师担任山海关正面主攻,以54师攻占九门口,52军的25师迂回进攻义院口,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总攻时间定在11月15日清晨。最后,他重申了蒋介石的“连坐法”:胆敢作战不力、临阵脱逃者,必然严惩不贷,并将追究各级主官的责任。军令一下,各级军官唯唯听命,再也不敢怠慢。

11月15日早晨,杜聿明亲自到九门口督战,指挥国民党13军54师运动到九门口,率先发起总进攻。此时,担任迂回任务的25师则向义院口进攻,以策应54师。在杜聿明的亲自督促下,这次13军的攻势异常猛烈,动用了大批的重炮猛轰自治军的山头阵地。

炮声如雷,枪弹若雨。面对新一轮的猛烈进攻,杨国夫奋起反击。但因双方火力悬殊太大,到中午时,九门口已被54师攻占。这一最险要的关口失守后,其他各关口都受到了动摇。黄昏时候,义院口也被25师占领。

杨国夫的队伍在这个时候确实无法与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13军匹敌。他们一路从山东长途行军来到山海关,尚未休整就投入了战斗。部队中的战士们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手一支枪都达不到。时值11月,已是秋风萧瑟,这些战士们却仍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有的人甚至还打着赤脚。再由于初至辽西,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早已躲藏起来了,没有人送饭送水,甚至给伤员抬担架的人都找不到。当杨国夫在血战之中得知九门口、义院门均已失守的消息后,他立即感到自己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大军合围的危险。于是,杨国夫没有等待李运昌的命令,在11月16日早晨毅然下令撤出山海关,只留下少数人担任掩护。

16日早晨,13军向山海关正面阵地发起总攻。留守的自治军人员打了几枪也撤走了,杜聿明轻松获胜。当日下午,13军与52军的迂回部队在山海关以东会师,宣告国民党军已占领山海关,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17日,毛泽东在延安通过新闻广播得知山海关失利,直接发电指示李运昌、沙克:必须死守山海关、绥中兴城一线,时间至少三星期。李运昌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急忙回电: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只有正规部队不到1万人,而且战斗力有限,恐怕难胜此任。

中央马上改变计划,令李运昌、杨国夫部在锦州地区运动防御。“节节坚决抗退,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同时命令正在向东北赶来的黄克诚梁兴初改变路线,绕过山海关,迅速到锦西地区,“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左侧后突然攻击”。毛泽东想打个快速反击,但杜聿明的速度更快。16日晚间他接到先头部队25师占领山海关的报告后,当即下令各部队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向绥中前进。17日早上,杜聿明乘吉普车亲临前线,监督l3军快速前进。下午15时,杨国夫师刚刚撤到绥中,还没喘口气,杜聿明尾随而至,立刻展开迂回包围。杨国夫站在高地上观察了几分钟形势,一阵摇头,自己根本没有阻击的能力,只得继续后撤。此时天色近晚,国民党先头部队各自安营扎寨,正要休息。杜聿明火速赶到:“谁让你们休息了?全都起来,马上进军绥中城!”当夜24时,天黑不见五指,只有寒风在野外号叫。国民党军长驱直入,进驻绥中。杜聿明直到此时才松了一口气,下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整。

就在杜聿明连连取胜之时,林彪却正在心急火燎地匆匆南下,奔往前线,从锦州指挥部一直跑到兴城、锦西一带才停住了脚。他无法再前进了,枪声已越来越近,而自己却没有可以指挥的部队。林彪无奈,自己来得太晚,只好在这里等着黄克诚梁兴初的主力部队了。

刚在兴城落稳脚,一大批自治军部队就拥了过来。林彪以为是黄克诚或者梁兴初到了,再一细看,这群部队情绪低落,衣衫不整,原来正是退下来的杨国夫部。

“唉!”林彪暗叹了一口气。看来杨国夫部一时已难以再投入战斗了。林彪指示他们撤到后方,分散打土匪,休整部队,暂时不参加正规作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9月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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