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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

李敬泽,1964年1月出生,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工作,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第一编辑室副主任、主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

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少时随父母先后移居保定、石家庄,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工作,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第一编辑室副主任、主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曾任现当选为第八届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2014年2月任中国作协副主席。 [2]

2016年12月,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3]

2016年12月,当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 [4]

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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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作品曾多次获奖。2000年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

作品《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

2004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

李敬泽说,商品社会的基本经验就是“震惊”,本雅明早就分析过。这个“震惊”用句大白话说就是“大惊小怪”,就是我们的心灵被纷至沓来的表面经验所填塞和支配,对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震惊”更尖锐、更全面,所谓眼花缭乱,目迷五色。比如北京,这里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心怀壮志的年轻人包括青年作家来到这里,追求成功,这当然是好事,它表明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这座城市的巨大活力。但是,也有一种危险,就是像本雅明说的那样,好像猛地进了豪华商场,一下子就晕了,就“浮躁”起来。有些青年作家,本来还写得不错,可是到了北京,反而写不好了,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震惊”,他们接受了大量信息的强刺激,今天听说这个人的书卖了二十万,明天听说那个人的书改编了电视剧,后天又听说哪个人被大款请去写传记,别人的“成功 ”催逼着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我曾对一个朋友开玩笑:你在北京过的是“伪生活”天天吃饭、泡吧,见大大小小的名人,被各种各样似真似幻的“机会”所诱惑,结果呢,就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急着出名,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坐不下来、写不出来。

记者以为,好些浮躁的写作不仅表现在坐不下来写,更表现在抛弃原有文学理想,开始追逐时尚流行的东西。李敬泽说,放宽视野无疑是重要的,但是,走马观花不能把自己走丢了。时尚也好,流行也好,那是都市中的光影变幻,是虚假“意义”,文学应该穿透这些,看看在时尚、流行之下,人心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文学理想”。文学不是在现象的冰面上滑行,而是要对现象发问。

记者说,我们这个时代,商品社会越来越发达,对我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强烈冲击。作家面对这样的生活,不可能无动于衷。李敬泽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主张青年作家要躲到象牙塔中去搞所谓的“纯文学”。恰恰相反,我认为时代生活对我们的文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家必须作出回应。

李敬泽指出,“浮躁”不仅仅是指作家们被市场所诱惑、被“出名”所诱惑,更致命的是,作家沉溺于表面经验,陷于认识上的“瘫痪”。他说:我们都承认,在这个巨大的转型期,社会太复杂了,经验太复杂了,我们的价值世界动荡、分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会有一种无力感,很多朋友常说,现在是生活远远胜过虚构,小说对生活的阐释不能和《焦点访谈》或《南方周末》相比,这话固然有道理,但也表明小说家们失去了他的认识志向,小说对于生活和世界的洞见是新闻不能提供的,如果我们连这个信念都不能坚持,那真是浮躁到了崩溃的地步。他说:不知道小说应该干什么和能干什么,这是更严重的浮躁。它使作家在面对世界、面对自我时失去了出发点,失去能使他有效地观察和思考的立足之地。反映到创作上就是虚无主义盛行,很多小说,写来写去你看不出他为什么要写,看不出他对生活的真正关切,作家习惯性地摆出一副玩世不恭或高深莫测的架势,最后都是告诉我们这一切没意思,没意思还写什么?这就是一种认识上的瘫痪,我们现在把这种瘫痪当成了类似于张爱玲的“苍凉的手势”那样的东西,

它只是为了遮掩我们的浅薄。

所以,李敬泽借用胡风当年的概念,提出需要重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他说,面对复杂的生活和经验,作家既要向外追问,更要向自己追问,勇敢、热烈地把自己作为战斗的对象,和自己的浮躁战斗,和廉价的虚无主义战斗,真正为自己找到一个认识上的出发之地。

谈到所谓的“纯文学”李敬泽认为,文学从来就是不“纯”的,小说尤其不是。虽然我们应该保持坚定的文学信念,但决不是说小说家要把自己变成“蒸馏器”,小说不是蒸馏水,它包容人间万象,烟火红尘,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一些青年作家之所以“浮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写作生涯大多从80年代开始,那正是“纯文学”的神话盛行的时候,年轻写作者们把自己想象得超凡脱俗,这本来就是脆弱的、虚妄的,也就很容易幻灭,现在碰上了市场、畅销书、影视改编权等等,一下子从云端掉到地面,这个落差叫人受不了,就会晕头转向,大惊小怪。

李敬泽说,对小说来说,“市场”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古典小说就是从市民的文化消费中产生出来的,西方十七、十八世纪小说的兴起,更与中产阶级的生成、大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出版流通体制的发展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中国和外国的古典作家们正是在市场的考验中确立起了伟大的小说传统,他们赢得了市场、征服了大众,也捍卫了艺术。李敬泽说,一个作家在创作中、在与时代的关系上总会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地反思,最近在《人民文学》举办的青年作家论坛上,大家也谈了很多,也困惑、焦虑。我说我们现在需要“后退”从“先锋”的文学逻辑上退下来,退到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上来,在这个基准上重新考验自己,重新寻找方向。不愿进行艰苦的反思和调整,只急着明天就出大名、挣大钱,这种“浮躁”的确会毁灭作家。

当记者谈到,最近有青年作家提出口号:“将小说进行到底”时,李敬泽表示,“进行到底”可能是表决心吧,总会有人“进行到底”。我们的写作、我们的文学事业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不会被关于“小说衰落”、“文学衰落”的种种哀鸣所困扰,我们献身于文学,执着、耐心、坚定。我相信,由这种态度出发,青年作家中必定会出现大作家,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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