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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北伐

明成祖北伐又称明成祖北征永乐北伐,明成祖在位期间,先后五次亲征,北伐蒙古。

明太祖建立明朝之后,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居岭北行省,史称北元。明太祖北伐之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对中原地区构成了威胁。即位的明成祖为了彻底解决元朝的残余势力,决定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

1410年(永乐八年)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1413年(永乐十一年),明成祖封鞑靼大汗阿鲁台为和宁王。 随后明军一直进入到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

1414年(永乐十二年),明成祖举行第二次北伐亲征,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击败据险而守的瓦剌首领马哈木,追至土剌河,马哈木逃遁。瓦剌战败,明成祖诏告天下。

1422年(永乐二十年)三月,明成祖率军从北京出发,亲征蒙古阿鲁台所部,是为第三次北伐。明军经开平向东北方向进军,于阔栾海北道发现阿鲁台部大批辎重,发兵焚烧,收其牲畜班师。回师途中,以兀良哈附逆阿鲁台,击败之。

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七月,第四次北伐,再次亲征阿鲁台。听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大军驻师不进。十月,于上庄堡接受也先土干投降,封忠勇王,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朝。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正月,鞑靼部进犯边关,朱棣组织进行第五次北伐。

北伐致使蒙古势力进一削弱,解决了明朝前期的北方问题,明朝成了瓦剌和鞑靼的宗主国,从此,明朝不再承认蒙元政权,具有重要转折意义。

参见:北元鞑靼瓦剌兀良哈

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徐达率军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元惠宗逃往漠北继续元帝国的统治,历称“北元”。永乐初年,北元贵族势力内部互相残杀,遂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 鞑靼部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瓦剌部居住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在唐努乌梁海一带; 三个部落经常互相残杀,时常滋扰明朝边境,成祖决心征讨一劳永逸。

成祖北伐的战略目的,是让草原上的鞑靼、瓦剌两部臣服于明朝,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岭北之战后,马匹损失不计其数,为大规模培养骑兵所用战马,洪武四年,设置群牧监,六年更置群牧监于滁州设太仆寺,并始制定了养马之法:“命应天、庐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和等州民养 马,江北以便水草一户养马一匹,江南民十一户养马一匹”,从此 民间开始养马。经洪武永乐两朝牧养孳息,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的时候,马匹已经达到了一百七十余万匹,马匹的年增长率达 到10-15-。

经过洪武时期的多次打击,蒙古人已经基本退出了漠南,对明朝边境并不构成直接威胁。成祖在靖难时期就与号称“鞑靼可汗”的鬼力赤有交往。同时派遣使节去招抚鞑靼、瓦剌各部,并在鞑靼游牧地区建立了一些羁縻卫所,试图用朝贡贸易的手段绥服蒙古,似乎和靖难之后国力未恢复有关。

但1408年(永乐六年)元顺帝的曾孙本雅失里(此据《蒙古源流》)在鞑靼称汗,对明采取强硬态度,1409年更斩杀明使,又击败当年丘福的北征军(丘福败死那天是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也是这天),成祖才不得不于1410年亲自北伐。出师之际,鞑靼已经内讧分裂,成祖先后在斡难河畔和贝尔湖东追击、击溃了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两部,战后。本雅失里投奔瓦剌后被杀,阿鲁台遣使朝贡。

此后瓦剌马哈木崛起,此时成祖对军力颇具自信,决定发动“预防式打击”,于1414年再次北征。这次可是跟瓦剌军正面决战了一场,明军在乌兰巴托附近击退了据险而守的瓦剌军,但并未追击。战前阿鲁台曾表示愿意来助战,战后却拒绝朝见皇帝,成祖也只得加以安抚。

此后明朝边境无事,瓦剌、鞑靼继续争斗,阿鲁台占了上风,并控制了兀良哈三卫(所谓成祖赠大宁给三卫纯属子虚乌有),逐渐从1421年起不满足于与明朝贡贸易,开始袭扰明朝边疆。导致已经年老体衰的成祖(1416年发过一场大病,从此开始服用“仙药”)不得不再次开始北伐。但这时明朝的国力已消耗在北建故宫、南修武当、招抚诸番、郑和七下西洋、亦失哈九上北海、征伐安南等大工程上,竟发生了户、礼、兵、工等四部尚书合议反对北征的事件,结果户部夏原吉、工部吴中下狱,兵部方宾自杀。1422年成祖北征呼伦贝尔,阿鲁台远遁,成祖走到呼伦湖以北,虏获了他丢弃的牲畜、辎重后,回师痛击兀良哈。

1423年七月听说阿鲁台又来犯边,成祖紧急出发到宣府边外(明军北伐都在春天出师,七月出师是临时起意的结果),结果收到阿鲁台已经被瓦剌打败的消息,只好把宁阳侯陈懋在阴山擒获的一个蒙古酋长也先土干说成是鞑靼王子,封“忠勇王”,作为鞑靼来降的证据。

1424年成祖再次出师呼伦贝尔,又没有捕捉到阿鲁台,而且啥都没找着,遂再次向东征伐兀良哈 ,回师时病死。成祖末年连续三次北征,可见其对歼灭阿鲁台的执着与急切。

在发动北伐的同时,对于明朝的边防,成祖一直是下令在现有的边防据点加强防御,没有试图恢复大宁、东胜等据点。宣德、正统两朝延续了这一作法,同时不再发动大军北征,只是出兵打击逐渐南下游牧的兀良哈。直到正统十四年后,明朝在北边的主要敌人才变成了瓦剌。

纵观这五次北伐,明朝人号称“五出三犁”,大概是说前三次都有实际战果。不过没有一次成功擒获鞑靼、瓦剌首领,也就没有实现战略目的。要说原因的话,首先第一次、第二次北伐明军都曾与蒙古首领正面交锋,却未能将其杀死或擒获,使得鞑靼、瓦剌两部一直都有其自己的领导核心,兀良哈也长期被鞑靼控制,这样,明军在漠北的行动始终得不到游牧部族的支持,只能靠大军进攻。

而这也和洪武朝后期对蒙古的策略有关,1388年蓝玉击破北元汗廷后,兀良哈部南下归降,被安置在近边,但不久就叛归北元。1391年傅友德、郭英和燕王曾出塞讨伐兀良哈,但未能将其降伏,之后也不再努力。笼络游牧部落是个长期工程,唐廷从629年北伐东突厥获胜,之后设法羁縻突厥、薛延陀、回鹘诸部,经过多次用兵均获胜利,到649年终于消灭车鼻可汗,直接统治漠北。中间花了20年的时间。之前还有隋朝羁縻启民可汗的经验。而明朝之前只成功笼络过附近可以驻军的关西七卫的蒙古人,对羁縻漠北部落殊无经验。

第三、五次北伐的目的,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捕获阿鲁台,但阿鲁台知道自己不是明军的对手,每次都提前远避。这样来看,明军在军事上虽然是占优势的,却从来没有完全实现战役目的,也更没有完成战略目的,可以说是力有未逮。

至于为何成祖末年一个劲儿的打击鞑靼而非瓦剌,一是当时侵扰边境的就是鞑靼和兀良哈,而非瓦剌,二是如和田清所说,鞑靼毕竟是蒙古大汗的“正统”所在。当时的蒙古贵族(明朝所称的“鞑靼”)和瓦剌贵族是把彼此视为两族的。成祖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要先歼灭鞑靼而后快。

有的学者指责永乐耗费财力,这是错误的。永乐一朝文治武功皆是明朝之最,经过洪武皇帝的马政繁荣以及休养生息政策至永乐时期国家已经全面强盛,永乐帝做了和汉武帝、汉宣帝、唐太宗、唐高宗一样的事情。只是由于没有如汉朝、唐朝、蓝玉优秀的情报向导未捕获其首领,鞑靼首领在前三次北伐的过程中了解到朱棣实力的强大之后明成祖每次北伐鞑靼首领皆远遁以及仁宣二宗没有守住永乐清沙漠的成果导致蒙古瓦剌统一,但是不影响明成祖本身的功绩。正如毛主席所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1409年(永乐七年),明成祖派淇国公丘福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由于轻敌,孤军深入,中了敌人的埋伏,全军覆没。为消除边患,明成祖决心亲征。

1410年(永乐八年)二月,明成祖调集50万大军。五月八日,明军行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成祖将之更名为“饮马河”)流域,询得鞑靼可汗本雅失里率军向西逃往瓦剌部,丞相阿鲁台则向东逃。明成祖亲率将士向西追击本雅失里,五月十三日,明军在斡难河(今蒙俄边境)大败本雅失里。 明成祖打败本雅失里后,挥师向东攻击阿鲁台,双方在今蒙俄边境之斡难河东北方向交战,明军杀敌无数,阿鲁台坠马逃遁。此时天气炎热,缺水,且粮草不济,明成祖下令班师。

鞑靼部经过明军的这次打击,臣服于明朝,并向明成祖进贡马匹。成祖亦给予优厚的赏赐,阿鲁台接受了成祖给他“和宁王”的封号。

参见:明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之战斡难河之战忽兰忽失温之战

明军在1410年(永乐八年)出征鞑靼后,瓦剌部趁机迅速发展壮大,1413年(永乐十一年),瓦剌军进驻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窥视中原

明成祖决心再次亲征,调集兵力,筹集粮饷。1414年(永乐十二年)二月,明军从北京出发,六月初三,明军在三峡口(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击败了瓦剌部的一股游兵,杀敌数十骑;初七日,明军行至勿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瓦剌军3万之众,依托山势,分三路阻抗,成祖派骑兵冲击,引诱敌兵离开山势,遂命柳升发炮轰击,自己亦亲率铁骑杀入敌阵,瓦剌军败退,成祖乘势追击,兵分几路夹击瓦剌军的所扑,杀敌数千,瓦剌军纷纷败逃。此役,瓦剌受到重创,此后多年不敢犯边,同时,明军也伤亡惨重 。

参见:明成祖第三次亲征漠北之战

瓦剌被明军打败,鞑靼趁此机会经过几年的发展,势力日益强盛起来,从而改变对明朝的依附政策,并侮辱或拘留明朝派去的使节,还时常对明朝边境进行骚扰的劫掠。1421年(永乐十九年)冬初,鞑靼围攻明北方重镇兴和所元中都),杀死了明军指挥官王祥,对此,明成祖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

1422年(永乐二十年)三月,明成祖率军从北京出发,出击鞑靼。其主力部队至宣府(今河北宣化)东南的鸡鸣山时,鞑靼首领阿鲁台得知明军来袭,乘夜逃离兴和,避而不战。七月,明军到达煞胡原,俘获鞑靼的部属,得知阿鲁台已逃走,成祖下令停止追击。明军在回师途中,击败兀良哈部,九月,回师北京。明成祖第三次出击漠北,虽对鞑靼部有一定的打击,但成效不大,并没彻底解决盘据漠北的蒙古三个部落对明朝边境的滋扰。

参见:明成祖第四次亲征漠北之战

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鞑靼首领阿鲁台再次率部滋扰明朝边境,明成祖闻悉后决定再次亲征。明军八月初出征,九月上旬,明军到达沙城(今河北张北以北)时,阿鲁台的部下阿失贴木儿率部投降明军,并得知阿鲁台被瓦剌打败,其部已溃散,明军暂时驻扎不前;十月,明军继续北上,在黄河以北击败鞑靼西部的军队,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明,明成祖随即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十一月,明军班师回京。

参见:明成祖第五次亲征漠北之战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正月至七月,明军对蒙古鞑靼部的作战。是年正月,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军进犯明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等地。明成祖遂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5都司之兵于京师(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四月三日,以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为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盂瑛为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为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为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为右掖;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又名也先土干为前锋,出兵北征。二十五日,进至隰宁(今河北沽源南),获悉阿鲁台逃往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明成祖令全军急速追击。六月十七日,进至答兰纳木儿河,周围300余里不见阿鲁台部踪影,遂下令班师。七月十八日,明成祖在回京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至此蒙古势力暂时削弱,明朝也已精疲力竭,无力再作大规模远征。

明成祖五次亲征对盘据在漠北的北元残余势力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个部落的战争。致使蒙古势力进一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同时也使明朝精疲力竭,明成祖朱棣亦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死。

虽然明成祖北伐之后明朝无论在国力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据有绝对的优势,但问题却出在了撤大宁都司、开平、三降城、东胜、威虏卫、威远卫、白城子千户所等漠南诸卫的事情上。朱棣雄才大略,自然知道大宁诸卫所的重要性,他在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时对金幼孜等人说:“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但他还是觉得撤漠南诸卫集中兵力消灭北元才是一劳永逸,何福曾请求朱棣复置东胜卫,但朱棣仍然不以为然,只在此年九月给何福的批复中写道:“尔奏欲立东胜卫,此策甚喜,须俟镇虏、定边,诸卫皆定然后立之,则永远无虞。”朱棣认为设置卫所是要等到明军消灭岭北行省的残元势力继承确定元朝的北方边界后再办的事情,但是由于明成祖突然死在了北伐的路上,当年洪武帝在漠南设置的诸卫所皆未来得及恢复。宣德时,北方游牧民族通过卫所旧地对明朝的威胁日增。

明朝对蒙古封建主虽然也封以王位等,同时给印、授敕、赐衣,允许世袭,但并没有改变蒙古贵族的封建游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状态依然如故,这是蒙古各部不断与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后金皇太极继位以后,为了确保对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坚定地在蒙古实行了划分牧地、编旗设佐(佐领)、更定爵秩、军令政令统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

五次北伐的主要特点,在明军方面,深入漠北,后勤补给比较困难,劳师远征,只宜速决,不利持久作战。朱棣深知此种作战特点,所以,每次亲征,均作了比较充分的兵力和物资准备,如事先征集重兵,在兵力对比上形成绝对优势。在粮饷上,制造武钢车,提前作好进退的全局准备。朱棣作为皇帝,一国至尊,能够躬亲行阵,为消除边患,先后五次亲征,这在历史上,实属少见。而且他知人善任,创立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五军营制,和专门使用火器的特种部队神机营,神机营发挥了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优势,逐渐成为明军的先锋部队,对蒙古军造成了一定的震慑; 治军严,赏罚明,颁布军中赏罚令,设置传令纪功官和督阵官,“六师入关有践田禾取民畜产者,以军法论”;而且精通韬略,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以利各个击破。这些都是明军致胜的重要因素。明成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亲征漠北蒙古诸部汉族皇帝。

在元蒙残余势力方面,不利因素是内部不统一,与明军相比,力量众寡悬殊,因此,只宜利用游牧族军队长于骑驰的特点,与明军周旋,而不宜轻易与明军决战。鞑靼阿鲁台在第一次抗击明军亲征失利后,总结教训,在以后多次作战中,均采取机动避战的军事策略,避免了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打击。

明朝方面:明朝建都之议在太子朱标死后就暂停了,由于关中地区有黄河天险为锷,而燕云十六洲的天险在漠北和林,所以明成祖北伐本身也是永乐迁都计划的一部分,并通过远征集中漠南诸卫所兵力把燕国打造成全中国军事政治中心。明成祖五次千里出师,远征漠北,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第三次亲征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等人以为频年用兵,戎马资储丧失不少,且粮储不足,不宜兴师。但是,这五次出征在当时也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边境的安宁,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岭北方面:岭北行省失去中原的支持后又回到了单一、脆弱的游牧经济。“北虏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虏中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中国铸造。铀缎绢布之色衣,惟恃抢掠”,“不能不资中国以为用,在不能够从明朝以和平贸易方式取得所需物资的情况下,蒙古人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例如,他们缺乏布帛绢缎,“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又如,他们缺少铁锅,“生锅破坏,百计补漏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以至于明人也于心不忍,“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也有人指出五次北征是明成祖好大喜功的产物。五次北征,劳而无功,反导致明朝国库空虚,民族关系恶化,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传统史学界认为明成祖第一次北伐一共调动了50万兵力。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分析以及军粮调动、军粮消耗的计算,论证明成祖第一次北伐军队人数不可能有50万。同时也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分析,考证出明成祖第一次北伐作战人员只有3万多人。

明代金幼孜所撰《北征录》、《北征后录》以及杨荣所撰的《北征记》等笔记中不乏生动地记载了明成祖对蒙古部落的几次北征期间成祖的言行,行军作战情况,以及行军路程、山川胜迹、见闻趣事等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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