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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贤

方贤(1888-1947),字竹如,派名乐道,湖北省黄陂县人,陆军中将。早年如湖北陆军小学堂,后转入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步兵科。后被公派留学日本,在东京入宏文学院,参加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后,自日本留学归来应召加入湖北新军第三师补充队,任排长、连长、中校参谋。

南北议和后任北京国民政府陆军部任中级官侯差员,再接任陆军部第八师额外少校参谋。后进入陆大第五期学习,1919年毕业后进入皖系部队。直皖战争后被冯玉祥收编,任第十一师四十三团团附(团长是韩复榘)。1924年10月25日西北军组建国民军总司令部,任第十一师参谋长。1925年5月任西北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26年8月商震调任绥远省都统,任绥远都统署参谋处长,旋代理都统署参谋长。1927年7月,参加北伐,任北方国民革命军左路总指挥部参谋长。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左路指挥部参谋长。1929年任山西军事整理委员会教育处处长。1929年8月19日正式参加中国国民党,党证号为军书字07378号。1931年方贤任三十二军司令部总参议兼后方留守司令。1934年6月,调任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总务厅第一处少将处长,主管人事工作。1937年3月1日到本部高参办公室供职。1945年底退伍,返回湖北武昌定居。1947年8月3日去世,终年五十九岁。

方贤,字竹如,派名乐道,清末光绪十四年,农历戊子年六月初九日(即公元1888年7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即今武汉市黄陂区)方家集(现黄陂西乡李家集镇)。父亲方永琳,在家务农。

晚清末年,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有志青年均愤然崛起,投身革命。当下时尚青年习武成风。方乐道决心投笔从戎先在武汉上陆军小学,后改名方贤,少小离家远奔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入步兵科,毕业后进学兵营见习,从此踏入戎马征程。

满清皇族为挽救危局,被迫推行变法维新,大量选派留学生出洋留学,方贤为了出国深造,在干部学堂十分勤学刻苦,入伍后见习亦兢兢业业,颇得好评,终被选送公派留学日本。虽是“公费”旅途盘缠少不了花钱。方氏家底不厚,是勉强卖掉两斗薄田集资上路的,而方贤的胞弟和胞妹都未能出山念书,始终是在家务农,劳碌一生。

廿世纪初期湖广总督张之洞治鄂,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办实业,建新学,练新兵,两湖一带虽处内陆,但革新求变之风在全国领先,湖北的留日学生也特别多,建有湖北同乡会,大多数留日学生都参加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革命风气十分高涨。方贤在东京入宏文学院,参加同盟会。

1911年辛亥首义,革命军一举光复武昌。 清廷派钦差大臣荫昌及湖广总督袁世凯 率重兵由京汉铁路到汉企图消灭革命军。湖北军政府于10月14日发布募军告示:“凡往日具有军事阅历、军人资格或留学东西各国者,均可即时来编练处报名……”,并于16日颁发谕令称:“本府现已编成陆军三镇,并急招募新兵,战守之计已定”。11月3日黄兴到鄂,拜将于军政府门前阅马场,受命战时总司令,在汉阳苦战一月 , 以接应各省之响应,但阳夏保卫战出师不利,被迫退守武昌。北方清军大兵压境,形势十分紧迫。

军政府招募人才,兴师北伐,方贤自日本留学归来应召加入湖北新军第三师补充队。没想到遇到了昔日在广西陆军干校的同窗学友熊斌(湖北红安人氏),原来熊自广西陆军干部学校步兵科毕业后,任北洋新军第二十镇差遣委员,旋入东三省讲武堂。武昌起义后,南下任湖北军政府北伐第一军参谋。从广西毕业后,两人在此重逢,相见甚欢。方在补充队充任排、连长。1912年元月开始按北伐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布防于黄陂、孝感一带,与北方清军对阵,顽强抵抗。迫使清军向广水、信阳退却,直到二月停战议和,清帝退位、实现共和(注1)。方贤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奋勇当先,颇得好评,不久即升任师部中校参谋。从方的履历表(注2)可见,“介绍服务人”正是熊斌。

1912年初南北议和,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将国民政府迁都北京。是年4月,熊斌任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二局参谋(注3),不久方贤即前往北京国民政府陆军部任中级官侯差员。再接任陆军部第八师额外少校参谋。

陆军大学的前身保定军校1905年创立于河北保定,初名陆军行营军官学校,由段祺瑞氏办理。第一期学员均来自北洋各镇,第二期学员除北洋各镇外并及湖北江苏等省,第三期学员已遍及参与编练新军之各省,1910年改名陆军预备大学堂。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学员暂时解散,待民国成立后1912年4月重新入学,校址由保定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崇元观。学校改善管理教育制度,定名为陆军大学校,废除外籍总教官,改设教育长,由国人充任,学校办学始归自主。陆大为中国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熊斌于陆大第四期毕业,方贤则于陆大第五期毕业。在陆大第五期同学中,湖北汉川的晏勋甫,晏道刚以及淅江黄岩的方策,都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注4)

1919年底方贤自陆大毕业时,正值皖系段祺瑞在北京掌权,招兵买马,扩充皖系军队编制。于是加入皖军,任安徽补充旅第一团团附。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大败,全军覆没。残部被直系军队收编。

冯玉祥部原属直系第十六混成旅,1920年7月打败皖系。1921年月冯部奉命第二次入陕,打败陕西督军陈树藩,所部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一师,冯升任师长兼陕西督军。方贤所部被收编后任第十一师四十三团团附(团长是韩复榘)。

1922年冯玉祥调任河南省督军,11月调任陆军检阅使,1923年,方贤任陆军检阅使署训练总监部教育科科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部改编为直系讨逆军第三军,10月23日冯于热河省古北口率部倒戈,次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部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曹锟政权。冯、胡、孙各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简称“国民军”)。次年元月4日冯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行政长官,(简称“西北边防督办”)通电撤销“国民军”名义,所部相继屯踞于翼、察、绥、甘诸地,通称为西北军。(注5)

1924年10月25日西北军组建国民军总司令部,冯玉祥任国民军第一军总司令兼军长,下辖一、二、三以及第十一师。宋哲元任第十一师师长,方贤任第十一师参谋长。1925年5月熊斌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长。方贤任西北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26年初,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吴佩孚盘据西湖,东山再起,与张作霖捐弃前嫌,重建盟约,并联合晋系阎锡山与陕甘等地的地方军阀,全力向冯玉祥国民军进攻。1926年3月冯玉祥通电下野,赴前苏联访问。国民军与奉直联军在南口苦战多日,失败后全线往西北撤退。(注6)1926年8月商震调任绥远省都统,方贤任绥远都统署参谋处长,旋代理都统署参谋长。

方贤是西北军派系,此后一直跟随冯玉祥、宋哲元、商震等。任职主要是参谋长、总参议之类。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推动国民革命、进行北伐准备了条件。1926年7月1 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正式出师北伐。

1926年9月冯玉祥从前苏联回国,接受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就任国民政府委员及国民联军总司令,率全军将士集体加入国民党。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省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

北伐军出师不到半年,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声震全国。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与此同时,国民联军组建中、左、右、南、北、东六路军,东出潼关发动援鄂入豫战役,与南方来的北伐军在中原会师。4月5日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北路军总指挥为宋哲元,副指挥是商震、郑金声。

1927年7月,商震任北方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兼左路军总指挥。方贤任北方国民革命军左路总指挥部参谋长,在河北一带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残部及奉军、直鲁军作战,1928年6月攻抵京、津一带。

1928年1月,蒋、冯、阎、李组成新北伐军,蒋为第一集团军,冯为第二集团军、阎为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联合进行“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张作霖以及山东军阀孙传芳等。

按照蒋介石的部署,河北省以及京津地区的管辖权交给第三集团军,1928年商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河北省主席、河北“剿匪”总司令、平津卫戍总司令。方贤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左路指挥部参谋长,以及河北“剿匪”司令部参谋长、天津电话总局局长、直隶陆军测量局局长。1928年12月北伐战争结束。蒋介石作为总司令初步实现了军令政令的统一。也就在这年,方贤买下北京东四牌楼十条胡同二十六号的房屋,在北京定居。原配夫人育有一子一女,之后不久病故于此。

1929年方贤任山西军事整理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商震是山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

1929年8月19日方贤正式参加中国国民党,党证号为军书字07378号。

1931年方贤任三十二军司令部总参议兼后方留守司令。(商震为第三十二军军长)

1931年10月方贤与先母张淑瑛在北京结婚,母亲是北京通州人氏,粗通文字,能写家书。在家相夫教子勤俭持家,膝下育有二女一子。外公是北京有名的老中医,生平一向乐善好施,对于穷人特别关照免费送药,邻居称之“张善人”。家住崇文门外大石桥火神庙街3号。

从1920年到1930年十年间,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以及后来的蒋、冯、阎、桂各派之间展开大规模军阀混战,方贤作为职业军人,以守土卫国,抗敌保家为己任,没有政治野心,不愿介入各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唯在1931年参加过讨伐“倒戈将军”汉奸石友三的战役。

石友三,行伍出身,原是冯玉祥的护兵,追随冯南征北战、敢拼敢打,升迁很快,1925年秋,任第五军军长。但此人吃喝嫖赌、横行霸道、乱杀无辜。特别是利欲熏心、毫无信义、反复无常,他先追随冯玉祥,冯蒋反目时,背冯投蒋,不久又叛蒋投阎,中原大战后冯、阎失败,蒋介石以华北军政大权委于张学良,此时石友三又背叛阎锡山投张学良。1931年2月亲赴沈阳晋见张,表示投效。

但是不久之后,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等在广州开非常会议,决定另立国民政府,到顺德串联石友三反蒋,许以高官厚禄。石见有利可图,便接受了汪、陈的任命以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名义于7月20日出师伐张。其时,张学良已经截知其起事密电。24日南京国民政府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通令拿办。张学良也以副总司令名义电致华北各将领谴责石友三,并且采取“诱敌深入、节节后退”策略吸引石部北上保定、进入了东北军的包围圈。此时方贤任三十二军司令部总参议兼后方留守司令,参与指挥部署,配合东北军在保定南大冉与石军激战三昼夜,石友三数万人全军土崩瓦解,落荒而逃。讨伐石友三战役取得全胜。

抗日战争开始后,石投靠日本人被改编为汪伪之“中央军”,反共、屠杀抗日军民,最终被其部下逮捕,于1940年12月被枪决。作恶多端,死有余辜。

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统一,许多地方部队包括西北军、东北军、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部都整编加入“中央军”(非蒋嫡系)。1934年6月,方贤被调到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总务厅第一处少将处长,主管人事工作。

先父方贤为人一向诚实本分。忠于职守,克己奉公;事必躬亲,认真负责。当时国民党部队各级官长贪污腐败成风,克扣军饷,吃空名,军队走私等事屡见不鲜,在其军政中央机关也有反映。方贤对此类情形均秉公核查,认真处理。例如:1935年11月2日亲拟的《签呈》报告称:

“窃查本部现在奉命减发经费,情形异常支绌。少将高级参谋杨廷溥顾问高尔登上校参谋郑介民等三员从未到部服务,拟请开缺。又查少将高级参谋周磐、赵锦雯二员,及其他调赴行营服务各员本部薪水拟自十一月份起停支……是否有当,理合签请

鉴核示遵。谨呈

委员长 蒋 职方贤”

如此认真秉公办事难免得罪人,也不一定能讨上级的好评。例如1937年2月方贤由参谋本部总务厅第一处少将处长调到本部任少将高参是平调、考绩等第为“乙”,而接任的李健侯为第一处第一课上校课长,升任少将处长,考绩等第则为“甲”。很明显方贤是属于“不会做官”的一类人。

方贤在第一处任处长近三年,1937年3月1日到本部高参办公室供职。当时参谋总长是程潜,参谋次长是熊斌、杨杰,主任高级参谋是张元祜。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全面抗战开始,1938年1月参谋本部撤消,改设军令部。徐永昌任部长,熊斌、林蔚任次长,张华甫任主任高级参谋。高级参谋的人选也有所调整和增加,由1937年的12人到1938年的19人,再到1939年的23人(方贤留任到1939年)(注7)

先父方贤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资历颇深、军事素养较高,可以算是一员“儒将”,但是穷其一生都未担任高级指挥官,所以一般抗战资料少见报道。其主要任职就是联络参议、总参议、参谋长之类。在抗战时期也不乏看到他的一些活动身影:

其一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当时方贤在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高参、驻郑州。

中国方面当时蒋介石已经决心全力抗战;而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天津千方百计地设法与新上任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商谈妥协条件,幻想与日苟和。

7月9日,蒋介石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等部多个师团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应援,并将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正在乐陵老家的宋哲元,要求其“速回保定指挥”。同时还电令在四川的何应钦即回南京主持抗战工作。

宋哲元没有遵命离乡,当日回电蒋介石:“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宋哲元意在以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10日,蒋介石再电告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又电令其“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何应钦于7月10日返回南京,主持抗日军事、政治日常工作。

经国民党中央两次电催,宋哲元方于11日离开乐陵;但宋并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或保定,而是去了天津,仍希图与日军进行求和的接触。

何应钦得知宋哲元停留天津、无意回北平或赴保定,于12日晚以特急电催宋到保定指挥。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一心与日军谈判求和而毫无抗战准备,于13日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并要求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但宋哲元并未按政府的指示奉行,而且于13日夜下达命令:从14日起,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并将此命令向日军通报。14日,宋致电何应钦:“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实际上拒绝了中央的命令,继续留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何应钦曾不断地提请宋在对日交涉中注意,指出日军的和谈是缓兵之计,待兵力集中后即会对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

正在保定的参谋次长熊斌看到,中央电令执行受阻,抗命不遵,危在旦夕。当此危难之时他除派杨宣诚处长赴天津之外,又派出高参方贤赴津代表战区司令部与宋直接联系,熊斌曾是方的入伍介绍人,对方特别了解和信任,深知方忠诚可靠而且留学日本、通晓日语,一则可以原原本本贯彻中央战略意图,再则必要时对日接触谈判也是一个帮手。方深感此行责任重大,由郑州乘军列日夜兼程奔赴天津。

方与宋在津密室紧急磋商,方提出当今形势紧迫,日军步步进逼,全国军民抗日情绪高涨总裁已经明示要全力抗战,望明轩兄当机立断亲赴保定坐镇指挥。宋则认为当前敌强我弱、正面交锋,胜负难料,一旦开战,我军装备不如人必伤亡惨重,我部实力将受重创;况且和平努力尚未到绝望时期,如今开战并非上策。方又提醒宋:最高当局希望二十九军与中央保持一致,切勿表现出地方与中央之不同步调、以免被日本人分化瓦解利用。宋竟表示:你我都是西北军冯玉祥部下,深知我们带出这一支西北子弟兵谈何容易?如今老蒋高调要抗日,他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不上,倒要我们这些杂牌军首当其冲,这叫二十九军上上下下的将士们如何好想?方为此行难以复命,面有难色,宋接着说:请竹如兄回去面见程、熊二位司令长官代为表示:余将奉委员长指示“不丧权”、“不失土”之原则誓与日方继续周旋以求得和平解决为妥。宋为了保存地方军队实力,仍迟迟不动。(注8)

15日下午6时,何应钦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集中,……希图将我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确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宋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6日中午给何的回电中说:“兹奉电令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也”

16日晚11时,蒋介石于庐山又密电宋哲元和副军长秦德纯,指出:“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方签订协定,……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务希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

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竟仍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准备。

中国政府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期望由两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但日本予以拒绝。蒋介石还试图通过第三国和国际外交活动阻止日本侵略。也没有任何结果。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的讲话,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事实表明:幻想苟和是平津之战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

宋哲元于7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公开对卢沟桥事变及平津作战表示自责:

“处置不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

宋哲元确实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责任。

其二 豫北抗战:

在平津战败后原宋哲元所部几个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沿平汉线向南向西且战且退到豫北的黄河边,司令部设在靠近山西的博爱。华北日军第一军司令部香月清司中将指挥的108师团是进攻黄河以北地区第一集团军的主力。

这一次攻击,108团可是准备十足。辉县出发的108团主力步兵第25旅团配属装甲车和飞机大炮总兵力近万人,由步兵第25团旅团长中野直三少将指挥,气势汹汹的直扑第一集团军驻地博爱。

宋哲元认为:“这次进攻之敌兵力很大,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副司令秦德纯向前线各军下达了向西逐次抵抗的命令。各部向西转移的时候,部队跑的都很快。大部分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撤去,他反而跟在后头发号施令,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当宋和他的总部人员乘火车从获嘉县西退时,如果不是铁路与公路岔开,几乎被敌人的装甲车追上,当了俘虏。宋率领总部人员到达沁阳时,敌人已追至沁水对岸、宋急命手枪队把一座木结构桥梁烧毁,敌人的装甲车才没能够冲过来。

宋在获嘉时因决定退往山西,为避免累赘,总部人员除留少数人随宋行动外,大部分送往孟津过河去了。宋自己还是不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饭后又到河岸巡视一周。一直迟延到天黑,得悉总部人员都已安全渡过黄河,宋才说我们可以走了,当时他说:“在这种军心不稳的时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后头,各部分队伍还不知道会拉到哪里去呢。”

宋的部队继续连夜向西撤,黎明时到了济源。停了一天,经封门口进入中条山,在王屋停留了几天,敌人向西追来,在邵原镇打了一仗,宋又命各部续向西撤。宋走到距垣曲县不远地一个小材庄,听说北面的敌人已到闻喜,其装甲部队正向垣曲方向移运,未敢停留,即连夜越过公路,径向西走,到了茅津渡。宋哲元这种行为让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十分气愤,宋哲元部把黄河以北的战略要地丢了个干净,郑州就直接暴露在日军的攻击目标之下了。顿时整个华北前线的气氛紧张起来。

程潜司令长官命令河防部队封锁黄河渡口,没有长官部的命令不得放一兵一卒过河。宋哲元部来到黄河边,不料那里的渡口已被南岸的部队封锁,传达命令,所有北岸的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宋不得已,乃命部队折回东北山区,总部则回到黄河北岸的老鸦石。

宋的部队给养十分困难,乃派吴锡祺过河接治给养的补给问题。吴以电话向郑州司令长官程潜报告部队行动情况,程命吴即到郑州一谈。吴到后,程说中央已调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希望即日来郑。

当时程看到宋在平津战役作战不力有错误,再加上韩复榘因在山东不战而逃受军法处置被枪决心有余悸,还怕宋不肯来,于是又派高参方贤为代表,备了一列专车,命方、吴过河表示欢迎。方以司令长官联络参议身份代表程潜过黄河去接宋哲元来郑州开会。宋和方同是西北军将领,早在1924年西北军组建国民军总司令部时,冯玉祥任国民军第一军总司令兼军长,下辖有第十一师,宋哲元任师长,方贤是师参谋长。宋对方信得过,随即过河到了郑州。(注9)

宋到郑州后,第一集团军的番号被撤销,宋的部队被削弱,蒋把他的军队拆散,最后又拿掉他的军权,给了一个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空头衔。命冯治安以第十九军团长的名义指挥七十七军和石友三的六十九军,在黄河北岸担任游击任务。这使宋意识到蒋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怕蒋有一天会找他的麻烦,说不定落得象韩复榘那样下场,他说:“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了楣的时候,那就会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方贤对抗战初期平津战役那一段情况很了解,知道宋的苦衷,劝慰宋不必太过虑,提醒他冀察政委会与日方接触谈判时,委员长曾表示:“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方签订协定,……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方说最高当局并未将一切责任怪罪于宋,并且委员长在7月17日庐山谈话会上讲话时还强调说过:“……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经过方如此解释,宋这才安心一点了。

当时中国军队派系复杂,内斗不断,方作为“联络参议”游走于各部队高级将领之间斡旋协调厉害关系,实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三 西安办事处:

方贤19411942年由军训部派驻西安办事处,任主任。

办事处设在原杨虎诚的公馆里,位置在城内西南的九府街附近,一个大院子进门是一幢二层楼房办公用,后面两排平房作为家眷住宿、厨房、以及卫兵、勤务兵住房。院内一角是防空洞入口。办事处的职能是管理后备兵员的征集、训练、补充、校阅等事务,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在西安也有办事处,在城内东北方向,相距不远。方对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持同情支持态度,认为八路军是共同抗日的友军,在平日公务接触中对八路军办事处给予了许多的方便。

在西安时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42年陕西河南闹旱灾,关中平原赤地千里饿殍遍地,饥民流离失所,西安大街小巷沿街乞讨十分凄惨。先父有感于民众太苦,想做一点好事,将自家配给的面粉节约下来一些,又在市场买一些加在一起做成干粮馍,他自己穿上便服带上副官、勤务兵,用两辆黄包车拉着上街发放施舍。从办事处出发经城隍庙、鼓楼快到钟楼时大量饥民越聚越多,一拥而上出现争抢,一时间秩序大乱。过后听母亲讲,当时作者很小,还没上学吵着要跟着去看,见此情形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副官张凤仪见势不妙拔出手枪对天放了一枪,这才解围,可是也引来了警察的盘问。本想作点好事,结果狼狈收场。作者被惊吓发高烧病了两天。为这事,母亲还老是责怪父亲。

其四 重庆壁山县:

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时,军训部(即原训练总监部,于1938年改为军训部)驻在壁山县城关旁边一处山沟里,1940年方贤任少将步兵监、1941年任中将部副(注10)(部长是白崇禧上将、次长是刘士毅、王俊中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军训部组织系统下设有总务厅、会计处、人事处、各兵种兵监、各兵种学校、校阅处、军学编译处、军事杂志社等等。“部附”一职不是“副部长”,而官阶级别与“次长”相同,大体上和现在行政领导机关的“调研员”类似,一般由“退居二线”的资深干部充任,平时没有多少事,只搞一些“临时交办事项”,也不一定天天去上班。

方贤是西北军出身,非蒋嫡系,所以并未得到重用。而且对于蒋的独裁、排除异己的作风也看不惯。平时喜欢穿便装,不穿军装。但每周星期一“纪念周”开会是必须参加的,要军容整齐,还要扣“风纪扣”,那时父亲已经有些发胖,穿一身呢制服很不自在,每到这时就不高兴,有时还发脾气。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用黄埔系“少壮派”军官,积极准备打内战,将一批非蒋嫡系资深的将官安排退役或转为备役,方贤时年57岁,亦被“裁减”下来,于1945年底退伍,返回湖北武昌定居。

方贤的一生戎马生涯,正值中国封建帝制解体、开创民主共和的过渡时期,社会剧烈动荡,身经无数战役,积劳成疾。1946年以后身患心脏疾病,眼见内战又起民不聊生,大江南北生灵涂炭。每念及此,常感叹唏嘘。1947年8月3日因心脏病复发救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59岁。

后记

作者系方贤之幼子。1947年先父逝世时,作者只有9岁。由于抗战八年,第三次国内战争三年,以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先父遗物,荡然无存。2003年元月以来,经过在湖北省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前清及民国历史档案,并参考中国近现代史文献,结合母亲临终前的回忆、交代,对于先父的生平历史资料搜集、整理,形成此文,遗漏与不足之处,待修订时再行修订补充、更正。

此辛亥百年纪念之际,缅怀父亲生平事迹既是对先辈革命党人的深切怀念,也是对我等后世子孙的激励与鞭策,斯人已去心潮起伏,感是为记。

注释

(注1)《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一版

(注2)《军官佐履历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档案号:七六七/82)

(注3)熊斌,《民国将领录》辛平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P.324。

(注4)《陆军大学校同学录》,湖北档案馆,档号LSC1.15-90。P.26、P.29。宴勋甫,宴道刚,《民国将领录》,(如前)P.252。

(注5)《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郭卿友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P.401。

(注6)《西北军将领》马先陈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P.72。

(注7)《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等编,中华书局1995年8月第一版。P.476,P.477

(注8)《卢沟桥事变后中日高层决策》郭汝瑰 黄玉章 《炎黄春秋》2002年第七期

(注9)《抗日之快意恩仇》豫北风云百四十六 历史惯性 (网络版)

(注10)《军训部职官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七七二/140”

(2010年11月修正定稿)

方山愚

2010年11月感恩节 于武昌水果湖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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