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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9年)。《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先前的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西汉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方言》不仅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一部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域,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尔雅》、《释名》、《说文解字》构成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辞书系统。

这部书是他在收集了周代记录的方言资料和实际调查了当时方言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因为书中所用的资料,有的来自《列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今存13卷(见东晋郭璞《方言注》(涵芬楼四部丛刊本))共六百六十九条,一万一千九百多字。体例仿《尔雅》,所收词汇虽不标门类,但基本上是按内容分类编排的。 释词一般是先列举一些不同方言的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地区广泛的词来加以解释,以下大都还要说明某词属于某地方言。也有时先提出一个通名,然后说明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名称。

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扬雄的老师严君平收集了1000多字,扬雄的亲戚也有了解。扬雄对此很感兴趣,自己有搜集整理了很长时间,经过27年,写成了这部书。时人赞叹说《方言》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13卷,大体轮廓可能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卷一、二、三是语词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虫;卷十二、十三大体与《尔雅》的“释言”相似,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怀疑最后2卷可能原来是分作4卷的(扬雄自己说全书是15卷),且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2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后扬雄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把这2卷中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

13卷的《方言》所收的词条计有675条(据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每一条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个或几个同义词作为条目,然后或用一个词来解释它们,或分别说明各个词的使用地域,所以实际词目远远超过了条数。例如:

①跌:也。(卷13)

②、烈:暴也。(同上)

③怃、?、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卷1)

④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

往,凡语也。(卷1)

例①、②这种释词方式见于卷12、13,缺少了方言词的比较和通行区域的说明。例③、④大体是全书的通例。所谓“通语”、“凡语”,指的是当时没有区域限制的通行语;某地语或某某之间语指某地区或某两地区方言而言,最后两种情况也有通行区域广狭之分。

在记录方言词汇时,扬雄已敏税地觉察到,某些方言同的区别,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转语”或“语之转”。例如:

⑤庸谓之,转语也。(卷3)

⑥:……或谓之蝓。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卷11)

例⑤(sōng)与庸叠韵,都是懒惰无能的意思。例⑥两种名称实指一物,即今天的蜘蛛,它们都是由“侏儒”一词的语音衍化而来。

汉书艺文志》和《汉书扬雄传》都没有提及《方言》,所以后代便有人对《方言》的作者发生怀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经“反覆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姑从旧本,仍题雄名”。现代学者王国维罗常培等主张《方言》为扬雄所撰。根据扬雄《答刘歆书》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等材料,可知周秦时期已有人采集方言。

扬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周秦残存的资料作为起点,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各地方言。他利用各方人士来京的机会进行调查,用了27年时间,完成这部著作。《方言》刻本北宋有国子监本,南宋有蜀本、闽本和赣本,现存宋本是南宋庆元六年(1200)浔阳(今江西九江)太守李孟传的刻本。《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它的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1卷第1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某地语即当时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通语小比某地语大的方言,转语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方言》对所记词汇大都说明通行区域,可从中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轮廓。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鲁国尧先生揭出,“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称书名皆始于应劭。后世传本全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鬼方”者。“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言“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义同。张清常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据李敬忠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

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苗蛮即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Dialectology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

《方言》不仅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一部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域,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在《方言》尚未完全成书之时,与扬雄相识的张伯松(西汉张敞之孙)就盛赞它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扬雄答刘歆书》)

扬雄虽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的编撰者,但方言调查的做法,在周秦时代就已存在了。扬雄给刘歆的信,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8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车(yóu)车(一种轻便的车子)的使者到中国各地调查方言、习俗、民歌民谣。扬雄和应劭称这种人叫“轩之使”,也就是“轩使者”的意思。周王朝的这种做法,本身虽不属于语言科学研究的范畴,它的目的正如东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说:“以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

通过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这是当时方言调查的目的。汉朝官方有无此种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刘歆给扬雄的信中说:“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俗。”扬雄的回信也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是西汉时人,这起码说明,方言调查在汉代可能也是皇帝所关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种通过轩使者调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随着周秦王朝的败亡,可能也就成了王朝书库中的尘封散乱之物,西汉前期并未见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扬雄提到成都的严君平临邛的林闾翁孺(“林闾”是复姓)“深好训诂,犹见轩之使所奏言”。而这两个人不仅与扬雄是同乡,且又都是扬的老师,林闾翁孺与扬雄还有亲戚关系。但他们二人掌握的材料并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许正是这种种关系和他们所见到的材料和拟就的“梗概”,启发了扬雄研究方言的兴趣;而扬雄本人又曾在汉成帝时“得观书于石室”(皇家藏书之处),并校书于天禄阁。方言调查的传统和调查所得材料的遗存,应当视为扬雄编撰《方言》的引发契机和初步基础。

所谓“轩使者绝代语释”,所指应当是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的释义,就是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则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时代各地方言的意思。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此书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了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依何九盈先生说,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不过,“绝代语”和“方言”这两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某一个词儿上,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书中明言地域区划的,当然是该地的方言;至于“绝代语”在扬雄时代也许是较易辩识的,今天则不易分辨出来了。

《方言》最早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常常能用晋代的方言和汉代的方言来人作比较,能通古今。清代研究《方言》的也有多家,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戴震的《方言疏证》和钱绎的《方言笺疏》,都对《方言》作了很好的整理和阐发。《方言疏证》对《方言》一书作了细致的文字校正,并逐条作了疏证,是研究《方言》的重要参考书。《方言笺疏》广片博引,材料比较丰富,而且能从声音上去解释词义,成就较高。

《方言注》

方言注》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东晋郭璞撰(涵芬楼四部丛刊本)。郭璞继承和发扬了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传统,在为《方言》作注时,采用晋代活的语言来和扬雄所记汉代方言相比较。从《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词语古今的意义已发生变化。例如卷一:“虔、刘、惨、?,杀也。”注:“今关西呼打为?。”卷六:“擘,楚谓之纫。”注:“今亦以线贯针为纫,音刃。”《方言注》还指明某些方言词依旧在某地保存,或已经在某地消失转而在他处保存。例如卷一:“娥、?,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莫交反。”“虔、儇,慧也。……,楚或谓之?。”注:“他和反,亦今通语。”扬雄《方言》的原本虽无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宋以后的几种《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扬雄刘歆间往来的书信都说《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仅存13卷,这大概是六朝时期的变动。至于字数,应劭《风俗通义序》说9000字,清代戴震统计,《方言注》正文则有1.9万余字,其间变化,因时代推移,已无从查考。

《方言疏证》

方言疏证》,清代为扬雄《方言》正伪补漏,逐条疏证的第一个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库全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扬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来有多种,经流传写刻,难免有些错漏。戴震以《永乐大典》本跟明本校勘,并进一步搜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来和《永乐大典》本互相参订,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辨析疑义,取证确凿。例如卷五:“甑,自关而东谓之,或谓之傧”,注:“梁州呼?。”文中“梁州”为“凉州”之讹,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脱字,戴氏从《永乐大典》本补注“墓犹慕也”4个字。卷六:“怠,,坏也。”注:“谓坏落也,音虫豸,未晓。”戴氏认为“未晓”二字是阅读者所记,为衍文,故删。《方言疏证》还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卷五:“薄,……自关而西谓之薄。”戴氏下脱“南楚谓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莳、殖,立也。”戴氏误改“殖”为“植”。清代王念孙撰《方言疏证补》(高邮王氏遗书本),有不少见解可以补戴氏的不足。

《方言笺疏》

方言笺疏》,清代为扬雄《方言》作注的著作。钱绎撰。卷首有咸丰建元辛亥(1851)自序。《方言笺疏》主要参考戴震的《方言疏证》和卢文(1717~1795)的《重校方言》这两种本,又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参校一遍。共13卷20余万字,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如卷一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笺疏》引书有《广雅》、《荀子》、《白虎通义》、《吕氏春秋》、《礼记》、《左传》、《逸周书》、《孟子》、《庄子》、《诗经》、《楚辞》、《史记》、《释名》、《说文》、《广韵》等20多种。钱氏不理解《方言》一书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主旨,只是从史传、诸子、类书以及古佚残篇中搜集材料,加以考证,所以用力虽勤但创见较少。《方言笺疏》在清代有3种传本:一为广雅书局本,一为徐氏《积学斋丛书》本,都有脱文,一为光绪十六年仁和王文韶红蝠山房校刊本,相传以后者最为完备。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红蝠山房刊本影印发行。

(详见“扬雄”词条)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为西汉时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汉代最受推崇的经学家、象数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和语言学家,辞赋成就媲美于司马相如,世称“扬马”。

扬雄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据东汉许慎说,汉平帝曾召集百余名学者到未央宫讲解文字,扬雄根据会议材料,采以作《训纂篇》。《汉书》本传记载他曾教授刘歆之子刘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体奇异者。语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为他撰写《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扬雄大约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在给刘歆的信里扬雄说,在长安时,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这样的实际调查工作,一直进行了27年之久。扬雄71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扬雄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

《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后代学者为《方言》作注疏的著作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言注》、《方言疏证》和《方言笺疏》等。

《方言》一书所涉及的方言区域,东起齐鲁,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西南至梁、益、蜀、汉,中原地区则几近包罗无余。由此可以考见汉代方言分布的大致区域,绘制出大致的方言地图。《方言》还为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情况的资料。但由于它在分类上缺乏严格的界限,编排体例不够科学,难以检索,这是此书的一个缺点。

《方言》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方言》一书的价值更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中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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