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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文汇报》由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上海出版,立足长三角,面向全国;主流、高端、权威、亲和,是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日报。《文汇报》由进步知识分子在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上海。它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当代社会和中国新闻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八一三”事变爆发,不到4个月,上海便被敌人占领,从此开始了屈辱的“孤岛”生涯。昔日万家灯火下的欢声笑语,转成一声声长吁短叹。敌军逼近上海后,铁路局遣散了绝大部分职工,众人拿着数量不等的遣散费,失望又焦虑。怎么办呢?一群人坐在铁路局职工俱乐部的房间里,先是牢骚满腹,而后想到妻儿老小,不由强打精神想出路。这时,有人提了个建议,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眼下,上海好几家报纸停刊了。乱世之际,市民更关心战况,想了解时事新闻。如果拿这笔钱办一份报纸,不愁没有销路。”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主张马上着手。筹集到的7000元,成了后来名满天下的《文汇报》的开办费。兵临城下,读者最需要的是战争新闻,这也是《文汇报》的创办初衷。可日本人的新闻检查这一关不好过,弄不好就会被开天窗。要避开,除非挂洋人招牌。

恰好,俱乐部成员中有人认识一个英国人,叫克明,曾经当过英文报纸的记者,如今正在跑马厅打工,料想经济状况不佳,应该会答应作《文汇报》的发行人。果然,去问的人第二天报告说,克明已满口答应,不过提出了大堆条件:他要兼董事长之职,每月薪金300元;儿子小克明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英籍董事要由他介绍,每人每月车马费100元。这苛刻的要求,都被接受了。商量妥当,就根据英国公司法,筹组董事会,并向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立案。英国董事5名,中国董事5名。英方的都是克明找来的,中方的都是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严宝礼、胡雄飞、徐耻痕、沈彬翰、方伯奋。严和沈是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胡和徐是办报的提议人,方则是找来克明牵线人。报社经理由严宝礼担任,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徐耻痕任编辑秘书,掌管编辑部的日常业务。万事俱备,只待一位懂行的总编辑

上海滩那么多家报纸遣散,报人无用武之地。敌人占领上海后,上海各报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通告,说应日军当局的要求,自1938年12月16日起,所有华商报纸,一律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通告一发,各报主持人紧急磋商,决定立刻自动停刊。这是何等悲壮的举动。《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报》,创刊有年,苦心经营,好不容易在读者中树立了声望,却要在危难之际忍痛停刊,情何以堪。何况还有报社员工,把报纸当成终生的事业,此时也理想破灭,谋生无计。徐铸成竟也是这当中的一个,他是《大公报》最优秀的少年才俊之一。不久,一位朋友加入《文汇报》社论写作的工作,也把徐铸成拉进去了。再后来,《文汇报》遇到资金困难,正逢胡政之拿到蒋介石的一笔钱,要他在《大公报》关门后另办一份“孤岛”租界报纸,可是计划未成功。胡无意恋战不复安宁的上海,就把这笔钱投给了《文汇报》,而且据说的还不是现金,以欠付的印赞和《大公报》报馆的白报纸等抵充。

这样,两报就有了合作关系,徐铸成被前任老板派到一个新岗位《文汇报》总编辑。新老板严宝礼对这样一位出色报人的加盟求之不得,待徐上任之时,颇说了一番“久仰”和“一切仰仗”的话。可是徐铸成和其他员工一样只能拿四折的工资。《文汇报》太困难了,在《大公报》资本进入之前,出版了20天,排印费分文未付,白报纸也由《大公报》垫用,难以维持。但毕竟印费、白报纸方面的债务负担由此免去,而且有内行携手,前途显出一线亮光。严宝礼对全体员工宣布:“现在工资只能四折发放,如果销路超过5000份,广告费达到月收5000元,就五折发工资。照此类推,广告和发行都超过1万,就十足发薪。” 《文汇报》后来的确蒸蒸日上了,创刊两个月后,销路不止1万。严宝礼请汇丰银行的总会计师来查账,结果是根据营业情况,票面为20元的每股股票,实值可升为720元,等于涨了36倍之多。可是十足发薪的承诺许久未能兑现,现金调度始终不大充裕,员工们体谅报馆困难,同意仍按七折取薪。

1938年1月25日诞生于“孤岛”的《文汇报》,坚持民族正义和抗日立场,积极传播于中国有利的抗战信息,受到“孤岛”人民的积极欢迎和热情拥护。有读者就有事业,《文汇报》迅速发展。不到半年,其篇幅即从创刊时的对开一大张逐步扩展至对开四大张;其发行则增加到6万份,超过了接受日伪检查的《新闻报》,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其广告也飞速增加。半年内,其广告篇幅从创刊初的不足一版,持续增加到九版甚至近十版;其广告篇幅占报纸版面的比例,也从创刊初的20-左右很快增加至60-。在赢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文汇报》也获得了同业的尊重和积极支持,这从其刊登的大量报刊的发刊广告即可得到证明。

据统计,从1938年2月15日刊登《上海人》周报出版消息开始,至1939年5月18日被迫终刊时,共有75家报纸杂志在《文汇报》刊登广告二百三十余条(不包括《文汇报》、《文汇周刊》、《文汇晚刊》、《文汇年刊》的六十余条广告)。平均每家3条,平均两天即有一条。刊登较多的如《自修》17条,《青年周刊》17条,《孤岛》13条,《上海妇女》10条。笔者分析这些广告发现,在《文汇报》刊登广告的大多是坚持抗日立场或有抗日倾向的报刊,其中有中共领导和支持的抗日报刊《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华美》周刊、《上海妇女》和《上海人报》等数种,其他抗日报刊更有《孤岛》、《自修》、《新语》、《大美画报》、《杂志》、《自学》旬刊、《读物》、《中国画报》、《良友》、《大地》旬刊、《涛声》、《大英夜报》、《导报》、《国际日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循环报》和《申报》(挂洋商招牌的)等二十余种。另外,这一时期,上海“孤岛”出现的一批专载地方新闻并以地方命名的小报,如《锡报》、《苏州公报》等,也在《文汇报》上刊登过广告。这些报刊在《文汇报》上刊登的广告都是其创刊、复刊或出版消息,信息量丰富。由于当时环境制约,加之年代久远,相当部分报刊至今已无保存,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和研究也就只能借助于报人的回忆、幸存刊物留存的相关信息。故《文汇报》刊登的这些发刊广告,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保存了比较翔实可靠的史料,可帮我们还一些报刊本来的历史面目。

有人劳而无获,有人不劳而获,受益最多的要算是挂名的洋发行人克明了。克明一见《文汇报》赚钱了,就要求将工资增加到1000元,儿子的增到300元。他不上班,每月却除了白得的1300元,还有一个“办公室”的房租200元。他拿着“高薪”,租了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酒吧间作客人闲谈之处,两名仆人身着白衣伺候一旁,与日日在报馆埋头苦干的众人真有天壤之别。若他只是挂个名,给《文汇报》挡挡风,也不枉创办者们的一片苦心。可后来他反倒成了《文汇报》发展的阻力,曾任总编辑的徐铸成因而在回忆录中认为严宝礼是自作聪明,引鬼上门,结果大受其累。且说克明不甘心“枉挂虚名”,一心想控制《文汇报》,得到实权。他竟接受日本人收买,和汪精卫之流搭上了线,想把严宝礼挤走,自己当经理。据说日伪给了克明5万元,并许诺等把报纸抓到手,再给5万。厚币诱惑在前,克明愈发不择手段,寻机操纵报社。他另觅编辑部人选,订了一部印报机,连排字设备都一一备齐,就等着把《文汇报》变成亲日报纸,大赚其钱了。

《文汇报》人正是想在“孤岛”发出正义的声音,才不辞辛苦流血流汗。诞生才17天,就因坚持抗日立场,被人往一楼营业部扔了枚炸弹,发行职员陈桐轩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新闻战线殉职第一人。有人牺牲,有人受伤,注了毒针的水果装在漂亮的花篮里送来,不明来历的“礼物”热水瓶里盛着死人手臂,整个报馆在恐吓中一天天度过。付出这样的代价,岂能让鲜血换来的清白被玷污?21名员工宁肯冒失业的危险,决意在《申》、《新》两报上刊登广告,揭露克明的阴谋。而后紧急运作让报纸不再出版。要把《文汇报》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得先把大权收回来。办报不易,停报也不简单。根据英国公司法,所有英商企业至少应有51-股权属于英商,所以《文汇报》登记时把51-的股票划在克明、路易乔治等英人名下,他们再办一张转让文件给真正的股东。公司的经营方针,要由多数股权决定。幸而英国公司法有一条,规定如果有1/3以上的股权不同意,公司不得继续经营。严宝礼等人赶紧筹划,计算严自己和肯定能跟他走的股东手中的股权,连《大公报》的都算上,还不到l/3。好在有些股东担心报纸停下后股票变成废纸,愿意出手,克明也没想到中国人会使这一招,未出资抢购,足够的股权很快就收集到了,同人们赶快写就份申请停刊书,交给英国大使。

租界当局由于英国特殊的对华政策,不愿亲日,也不想对日持强硬政策,所以对于取缔英商出面的抗日报纸很痛快,批复立时下来,《文汇报》不得再出版。这份抗日爱国报纸的清白保住了,然而大家的一腔心血付之东流。看来,找个野心勃勃、醉于名利的外国人当挂名老板真是后患无穷。旧中国民营报业资金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也有不同类型的投资人。什么人出钱办报,决定了这张报纸的编辑方针和风格。所以职业报人总是尽力争取独立自由资本,以赢得运作上的自由。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汇报》因为立场鲜明的反对内战,令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十分不满,迫使《文汇报》于1947年5月24日停刊。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文汇报》报社同仁一路辗转,于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复刊。解放后,上海《文汇报》也复刊,所以就形成了两家《文汇报》。两家报纸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文汇报》受到严重冲击,被迫关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文汇报》曾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发行量达到了一百七十万份,在拨乱反正期间报纸宣传一些思想改革的总的方针,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后来讲到的伤痕文学,《伤痕》这篇小说就是《文汇报》发出来的。《文汇报》发行量有四十万份。

严宝礼(1900-1960)字问聃,号保厘,苏州同里镇人。少年时就学上海南洋公学,1920年入两江路局总稽核室任职,善于经营筹划,被举为路局“同仁会”负责人。30年代初,创办集美广告社,后扩充为交通广告公司,承办铁路沿线及上海市区路牌广告。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宝礼于1938年1月通过英国人克明领取英国执照,联络好友创办《文汇报》,任总经理。他广聘有爱国心的记者编辑,报道八路军转战敌后抗战,纪念十九路军抗日等,翌年5月发表“五九”国耻社论被勒令停刊。45年6月18日,严宝礼遭日本宪兵逮捕,经营救出狱。9月,《文汇报》复刊。他继续广揽爱国记者.编辑主持报纸,使复刊的《文汇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国民党威逼收买不成,遂于47年5月封闭该报。严宝礼等将资金设备转移香港,1948年9月在香港出版《文汇报》。次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上海《文汇报》复刊,严任总经理。他领导《文汇报》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建设,在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还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等职。1960年12月病逝于上海。

上海《文汇报》的发行区域和渠道:上海地区占三分之二,江苏、浙江、发行量比较多。还有就是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发行量较大,北京约二三万份。编辑和记者的总量是260人,在北京设有办事处,江苏设有办事处,浙江也有记者站,武汉、西安、广东、山东都有记者站。同时在世界各地14个国家和地区也设有记者站,在联合国,有两组记者,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在巴黎,在东京,在德黑兰、墨西哥、尼泊尔菲律宾都有记者。

《文汇报》设有要闻、国际、财经、体育、教卫、文化等新闻版,及时、准确、客观地传播新闻,评论世间万象,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积极反映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拥有“文汇时评”和“笔会”、“环球视窗”、“国内视窗”、“经济观察”、“每周讲演”、“论苑”、“学林”、“文艺百家”、“书缘”、“上海人才”、“教育家” 、“近距离”、“视觉”、“健康生活”、“汽车广场”等一批品牌专栏和专副刊,体现了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派驻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的记者即时追踪国际风云变幻,全方位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文汇报》以强大的名家专家资源塑造主流媒体的时代形象,为当今各界读者及时提供权威资讯和深度新闻读解。

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可以说是同一祖宗。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部分报社同仁一路辗转到了香港,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文汇报在香港复刊。解放后,上海文汇报又在上海复刊,所以就形成了两家文汇报,但大家都在用同一个报头,只不过香港文汇报报头是竖的,上海文汇报报头是横着的。

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也是一份以社会精英为读者定位的香港主流报纸,日均出版60版左右,除在香港地区发行外,还即日运销中国内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零售港币6元。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2003年5月,香港《文汇报》珠江三角洲新闻中心成立,下设广州办事处、深圳办事处和珠海记者站,《文汇报》副总编辑张建华兼任本中心总编辑。 2006年,香港《文汇报》在广东省境内发行两叠24版的“商务精华版”的《文汇报》,周一至周六发行,周日停刊(仅有一次倒扁运动期间没有停),在各个报刊零售点都有销售,人民币3元。一叠主要是报道各地主要新闻和财经地产消息,二叠主要报道娱乐、马经和六合彩

《文汇报》以香港报纸自居,声称读者定位主要是香港社会各界精英,由于该报拥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悠久历史背景,在报道国际及两岸事务时,站在偏左的立场。

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零售港币6元。

以爱国爱港为办报宗旨,新闻报道公正翔实,及时准确;新闻内容详尽丰富,生动活泼;版面时尚,色彩艳丽,印刷精美。

香港文汇报在中国内地各省市共设立包括北京新闻中心、上海新闻中心、珠三角新闻中心在内的三十个办站机构,拥有一支敬业、勤业的专业记者队伍,其关于中国新闻的报道和评论,经常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转载和高度评价。

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

香港文汇报社长王树成

王树成先生,河北省平山县人,高级编辑,现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社长。

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具有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生学历,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编委,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他相继担任新华社半月谈杂志记者、编辑、主编、总编辑助理,1993年升任副总编辑、总经理;1994年12月调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1997年底,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2005年底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2008年5月,担任香港文汇报董事、副社长,同年12月任现职。

他还相继担任安徽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徽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安徽政协委员、安徽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海外联谊协会常务理事等。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写出百余万字的消息、通讯、特写、述评、人物专访、杂文、调查报告及报告文学等。其中一批稿件被新华社和相关部委评为全国好新闻,《我们永远需要艰苦奋斗》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辅导教材。

他在新华社工作期间,相继组织和参与了国庆50周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和筹备、抗击非典等重大战役性报道;参与过“漫游中华大地”等大型丛书的编撰,编著有《风云人物大写真》等人物通讯集和《太行山的呻吟》等报告文学作品。

早在1946年,因国民党政府步步紧逼上海《文汇报》就范,报社负责人中就有人提议到香港创一新刊,这样可以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一旦报馆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转移到香港。徐铸成力赞其议,但终因经费难筹,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鉴于上海馆已封,大家无事可做,何不趁此机会去香港开辟新的天地?徐铸成随即约来严宝礼宦乡陈虞孙商谈。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与李济深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

事不宜迟,严宝礼很快托人秘密为徐铸成订好了赴港机票。临行前,徐铸成专门去了吴绍澍家一趟,问他在台湾旅游时所谈之事是否已经决定。吴恳请徐到港后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自己“转向”的决心。

香港,徐铸成先去拜访夏衍。夏衍告诉他,非常欢迎《文汇报》来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为港英当局对进步报刊处处刁难,《华商报》天天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果态度一如《华商报》,恐怕有被一网打尽之虞。翌日见到潘汉年,潘也谈了同样的看法。

在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便去拜谒李济深。他提出由双方各出10万元作开办费,创刊香港《文汇报》。李济深表示完全赞同,说由徐负责在港创办《文汇报》,影响必大。李专门留徐共进午餐,并邀来陈邵先、陈此生梅龚彬作陪,席间就创刊计划进行了详细磋商,约定由徐、梅和二陈等四人全权筹备。

此时,香港有不少上海《文汇报》时期的同人。他们逃亡到港后,生活无着,不少人依靠领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济金糊口,然后才各自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大家闻听徐铸成抵港有出版《文汇报》之意,就约集起来开酒会欢迎,表示一旦报纸创刊,即辞去现有工作,重回报馆效力。正在香港办《大公报》的胡政之也宴请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竞争对手徐铸成。徐对香港《大公报》一反该报之中立传统,称共军为“匪军”、中共为“匪党”深为骇异,只是当着胡政之和一帮朋友的面不便言说。酒过三巡后,胡政之笑着说:“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徐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就虚晃一枪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

孟秋江的引荐下,徐铸成还拜访了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在港民主人士。他们听说《文汇报》有来港出版的打算,都热情鼓励。在拜访谭平山马叙伦时,徐铸成没有忘记吴绍澍的托请。谭、马二人表示一定将吴的转向意愿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徐回沪继续向吴多做工作。

诸事略有眉目之后,徐铸成即离港返沪,向严宝礼等汇报在港经过。大家都很振奋,立即着手准备相关工作。1948年5月,徐铸成正式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临行前,他与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三十余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红棉酒家聚会,交换对于中共刚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

经商定,香港《文汇报》由李济深任董事长(登记时用别名),蔡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为董事;总主笔徐铸成,总编辑马季良,副总编辑柯灵,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报社设社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陈邵先、徐铸成分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和马季良。领导层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汇报》双方的组合。历时四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创办之初,报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拮据。上海《文汇报》本来就是个穷报馆,“民革”也属初创,资金不充裕,报纸出版近半年,双方交来的股款才各有两三万元,与当初约定10万元相距甚远。由于资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局促在一幢四层小楼里。这幢房子小得不成样子,每层不到60平方米,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起,身为总主笔的徐铸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楼梯转角处一间仅容一单身铺位的“斗室”里。

徐铸成本来只负责言论,可是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均不能脱身来港,他只好兼管经理部事务,每天除了写社论、审稿,还要为职工生活、报纸印刷发行尤其是筹款等琐事奔波,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称其为自己服务新闻界60年中“最辛苦劳累之时期”。

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徐铸成请郭沫若主持了一个茶会,茅盾、夏衍、侯外庐等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界著名人士应邀参加。他们大多为上海《文汇报》写过文章,有的还编过副刊。郭沫若在这次茶会上,把《文汇报》当作解放战争中文化战线的一支部队,号召一切进步力量都来支持《文汇报》,并且勉励《文汇报》同人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徐铸成邀请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应允,并很快网罗了一批名流分任各个版面的主编:他和侯外庐主编哲学周刊,茅盾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主编教育周刊。这一阵容之整齐强大,可谓一时无两。《文汇报》在香港能够“一炮打响”,这些专家主编的各具特色的高水准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港九只有80万人口,加上澳门也不过百万。不过出版的报纸却不少,仅大型日报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下,《文汇报》竟然后来居上,一创刊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到半月订户就突破两万,超过了《大公报》和《华商报》,这让徐铸成和同人们备感自豪。曾任香港《文汇报》副经理的黄立文后来撰文说,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多,“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如此长期持续地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岁月。‘号外’出版发行的频繁,可以说打破了我国报业史的纪录。革命发展带来的欢乐,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报纸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华商报》等一两家外,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比拟的。每当看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自己经手编辑的报纸或‘号外’被抢购一空的时候,我们这批原来亡命香港的报人都很引以自豪”。

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报道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文汇报事件

1976年3月5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13周年的文章,文章中引了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文汇报》在发表这条消息时,把周恩来题词删掉。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此后数天内,各地向《文汇报》社发表的提议丞电400多件,抗议电话1000多次。这些文电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严正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对此,张春桥却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不要批评报纸了,报纸以后还要删!”王洪文说:“ 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

1976年3月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南京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影射周总理、反对“ 四人帮”的全国第一次有众多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3月30日,南京大学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在火车车厢内刷了“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宗标语。这些标语,随着南来北往的列车传向四面八方,起到了推动全国爆发反对“四人帮”的活动的先锋鼓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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