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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

文人画(Literati painting),也称“士大夫写意画”、“士夫画”,古代艺术教育内容。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始于唐代王维。作者一般回避社会现实,多取材于山水、花木,以抒发个人“性灵”,间亦寓有对民族压迫或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标榜“士气”、“逸品”,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重视书法、文学等修养及画中意境之表达。对传统美育思想及水墨、写意等技法的发展,颇有影响。近代陈衡恪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1]

中国文人画,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元。在宋元四百多年里,由于文人思想的蓬勃,突破汉唐烦琐训诂,呈现著游心物外,不拘格律的新思潮,这种思潮表现得最显著且辉煌的,莫过于绘画。因之,史称宋元为文人画的黄金时代。但,什么是文人画?文人画与其他画有什么差异呢?根据君友会王爱君美术文献《中国文人画》记载:文人画与一般的画家画、院体画、禅画,甚或政教宣传画都不相同。她是文人雅士们的心灵事业,藉绘画以抒文人们胸中之逸气,并不求工整与形似,也不讲目的与价值;只是随兴所至,表之笔情墨趣,写写文人墨客心府灵境。也就因为具有文心、诗情、画意,才得命名为文人画。诚如吴镇所云:“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馀,适一时之兴趣。”文人画与作家画不同,清盛大士山卧游录中云:“画有士人之画,有作家之画。士人之画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画,工而不必画妙,故与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士大夫画与士人画,都是文人画之别称。由此可知,文人画,不在于工整细致,不在于形似甜美,而在于画里画外的那股妙趣,达到所谓“妙不可言”之境地。至于作家画,为了使观赏者对客体的认辨,因之只求绘至物象之逼真与功利效果,结果则无法将自已坎入画境之中,更无法使自己的心灵生活在其间了。由于无心灵的自由,便无心灵的创作,因而画家的作品当然呈现著一股呆板、匠气与冷漠了。至于什么是文人画?陈师曾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中说得甚是中肯,曰:“画中带有文学性质,含有文人趣味,不在画中考研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乃所谓文人画”丈人画最显著的,是因文人适一时之兴。伸纸戏墨。在画中书卷气,在画外也有文人那股耐人寻味的气息。

文人画与院体画也不同,历代院画体制最盛,莫过于宋,就以宋院画之情况与文人画作一区分。以画家而论,其性情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画法不囿于法度的。他们是文人、画家、诗仙、词圣,但决不能当他为挣钱糊口的职业画匠,也不能当作为名争利的政治工具。尤其是文人画家,他们具有超越的智慧,独特的创作力,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谐平衡的心灵,以及精神自由的创作环境。在画史上,不受拘束的自由画人之多不胜枚举,如宋李成为例,据刘道醇记云:开宝中,孙四皓者,延四方之士,知成妙手,不可遽得,以书招之。成日,志业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耳,岂能奔走豪士之门,与工技同处哉!由此可证文人画家的生活与性情,就是倾向于如此的无拘无束优游自适,也唯有这样性格与自由生活中的画家,方能写出通天机,富神韵之逸品。再例如李日华记黄公望云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林深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噫!此大痴之笔,所以沉郁变化,几与造化争奇哉!又孙承泽记倪云林道:元末倪云林、顾阿瑛,皆以风流文藻相尚;二人资雄江南,亭馆声妓,妙绝一时。兵起皆毁家自全…倪有云林堂清阁。名闻四夷。至乱,斥卖田宅,得钱数百纸,会稽张伯雨至,倪念其贫且老,悉推与之,不留一纸,扁舟遨游,终于故人之家。由上得知,文人画家潇洒、豪放、自由的性格多同出一辙。然画院中的画家之生活环境,却恰恰相反,如宋代院中画士,每当作画都得呈稿赐淮,假若不称主上旨意的,便被涂去或别令命思,像这样被动而不得自由自在的作画环境,怎能有灵性活现的作品呢?其实情如邓椿云:(徽宗)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尝谓臣言某在院时,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二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上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虽训督如此,而众吏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绳绘,未脱卑凡…。

文人画与禅画,两者彷佛相似,但实质上却有许多不同。相同的是,两者都不求形似,只重意境,不求画面色彩,却求万物的真质;而作者又同是具深度修养,薄名利、脱世俗、宽胸怀、性洒脱的画家;至于不同之点,则文人画是以文学诗词之心去观看万物,感受万物的;而禅画是以禅心观照万物,妙悟万物;文人画家被物感动后,达至物我两忘,挥笔戏墨以胸中之感。禅画则不是发或抒情,而是对景物完全受容。情绪毫无激动,使此种超越的情绪转变为智慧,再将智慧用于笔墨,便产生禅悦、禅悦趣的禅画了。简言之,禅画者,是画里画外带有禅学意味的文人画,而文人画则是诗意浓、禅味淡的逸品画。

总之,文人画家必须是能诗善词的文人,任性率真的画家,也是重品德、积学问、知情达理的书法家。文人画在表现的功能上是诗情画意的,简洁淡雅的,清新飘逸的。在色彩上,是重水墨轻艳丽的,在线条上洒脱不拘的,在题材是自然的野趣的。在观点上是写意的,在表现的性质上是求意象外的趣味,而不以写实为专务。文人画家均以空灵虚静的心,深解大自然无言之美,也透视生命之根源,在万象自在的脉络中,生者自乐其生,化者自安其化,在这天人默默相通的时机里,画源便潺潺的从文人心坎中流出来。

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明代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目为南宗之祖。别于画院待诏祗候等所作的院体画。 明朝唐寅 《六如画谱士夫画》:“赵子昂钱舜举曰:‘如何是士夫画?’ 舜举 答曰:‘画家画也。’”但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曾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此说影响甚久。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木石等,借以抒发“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

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姚茫父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评:“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2]

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形式,叫文人画。它包含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不在技法上与工或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花鸟、人物都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 “ 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 。此叫做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 ” 。文人画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 “ ” 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3]

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画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诗中有,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出现“三家山水”和“徐黄体异”的花鸟画

宋代建立了皇家画院。据《画继》作者邓椿记述,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讲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学习传统,形似是要真切细致地再现客观事物。宋徽宗以写实、形似为主导思想,发展精工细刻的作风。宣和画院的上述画风在南宋绍兴画院继续得到发展,画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构图的提炼。总的说来,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写实”,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 写实艺术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广博文化修养的画家就发现了这一弊端,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另辟蹊径,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论。

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工)分开来的愿望:“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 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人物画方面,具有很高文学、书法、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画”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独创的“云山戏墨”和“米点皴”,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代文人处境相当卑贱,文人士大夫放弃仕进,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画,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画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渗入了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

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在南北美术交流中,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董其昌绍述:“赵文敏(赵孟)问画道于钱舜举钱选),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 ”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

元代绘画实践上,元初以赵孟、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

晚明张宏一出,拓展了文人山水画新的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张宏则予以总结和创新,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张宏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重视继承古代人的笔墨传统,把对风格的追求作为艺术的重要目的。而且,由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各自的美学追求,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张宏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对后来画坛有很大影响。涌现出一批师法自然,重视写生的优秀画家 。

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以张宏为代表的苏州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回归自然,到大山里去写生,师自然造化,悟出了绘画的真谛。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山水画活了起来。

张宏的写生论及其师法自然地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还有四王吴恽等画家。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和石涛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清代到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涛最为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八大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鄙视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画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的“扬州八怪”(“扬州画派”)、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从文人画的历史沿革来看,文人画要必备几个特点。

封建士大夫既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那么文才必须是为官的基础。要想胸有韬略,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这样的人画出画来,不叫“文人画”也会文气十足。

古时的文人画不是忙三火四画出来立马就要卖钱的,而是兴之所至,信笔拈来,承载的是亦忧亦乐,表达的是真性真情。所以后人才能从八大山人的鹰眼中看出睨藐不屑来。

翰墨丹青古来即称“雅好”,“雅”人之“好”的标尺,就是格调。这和画家的人品有一定 的关系,但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画家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对格调的赏析与赏析者的品位有极大的关系,即俗语所说“好画还需识者看”。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

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

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文人画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涌现出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

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菊、高山、渔隐之类,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他们眼中的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借此,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因公因私,因国因家。有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等,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

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倪赞道“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文人画重简,无干的皆可简,甚至简到 “零”, "零"既是白既是空。“计白当黑”,空、白是为了“多”,为了“够”,为了满足,空白能给人以无尽深远悠长的的感受,似 "此时无声胜有声"。 文人画重书,张延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赵孟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文人画重墨趣,运用墨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这就叫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中得心源,外师造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根植民族传统,彰显独特的个性艺术语言。尊重中国传统的重视“内美”的审美观,和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万物齐我为一”的审美思想。以及,端庄秀美,率意天真,空灵简远,三教融通,法外思变,师古求新的哲学思想。

主张以思入画、以心入画、以情入画、以理入画、以趣入画、以意入画、以文入画、以诗入画、以书入画。遗形写神,笔墨简约,以情造文,笔不妄下。

文人画,亦称“士夫画”。中国画的一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元代赵孟称其“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为南宗之祖。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

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5]

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它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有所区别,独树一帜。

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虽然都是受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 [6]

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 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倪瓒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文人画重简,无干的皆可简,甚至简到“零”,“零”即是白即是空。“计白当黑”,空白是为了“多”,为了“够”,为了满足,空白能给人以无尽深远悠长的感受,似“此时无声胜有声”。文人画重书,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赵孟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这些在绘画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强烈主观意识,都是文人画的精髓。

文人画讲究诗情画意,”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文人画一致的追求,画中往往有题诗,诗画合璧。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郑板桥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7]

中国传统绘画重要风格流派。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作者多属具有较深厚、较全面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称谓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对其历史传承关系作了初步阐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南宫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早在两晋时代,一些画家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诸如王维的“画乃吾自画”思想,宗炳的“畅神”说,王维对创作中感情成分的强调,以及顾恺之的“形神”理论等等,都应看作是文人画的滥觞。

到了唐代,王维隐居辋川以后,体现着他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水墨画,具有了更鲜明的文人画特色。五代董源巨然在山水画创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笔墨情韵,又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艺术规范。到了北宋,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更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为文人画广为张目,影响所及,使文人画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艺术思潮,开始从院体画与画工画中分化出来。

但文人画的鼎盛期是在元代,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和逃世心理,将绘画作为个人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赵孟、柯九思强调以书入画,钱选提出“士气”说,倪瓒鼓吹“自娱”思想,更多的画家则是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史称“四君子”)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用以标榜个人的志节情操。这样,画家的主体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创作中也就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现。延至明代,文人画已上升为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到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绘画体系。朱耷石涛扬州八怪突破四王的篱绊,开创了新局面。 [8]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

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特征,又决定了文人画在题材选取上有趋同倾向,即山水、花鸟、尤其梅兰竹菊等成为传统的表现题材。相对来讲题材是比较狭窄的,为了克服这一局限,题款在创作中起到了深化主题、丰富意蕴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题材,通过具有不同含意的题款,可以揭示出每个画家(或同一个画家不同作品)的不同的创作用心和艺术追求。 [9]

文人画代表人物有:魏晋南北朝:顾恺之、张僧繇

隋唐五代:吴道子阎立本王维李思训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张萱黄荃徐熙韩干薛稷

北宋:苏轼、李成、范宽、李公麟、米芾、郭熙、赵佶、张择端、李嵩、王希孟、文同、吴元瑜、崔白、易元吉、赵昌、王心鉴

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陆探微、吴炳、赵伯驹、陈容、林椿、米友仁、梁楷

元朝: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赵孟、夏永、赵雍、王渊、王冕、任仁发、柯九思、方从义、顾安、颜辉、刘贯道

明朝:戴进、王绂、周臣、商喜、吕纪、林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张宏、陈淳、徐渭、吴彬、吴伟、崔子忠、篮瑛、项圣谟、陈洪绶、陈栝、丁云鹏、曾鲸

清朝:八大山人、石涛、王时敏、邹、王鉴、王、龚贤、髡残、王原祁、吴历、弘仁、恽寿平、樊圻、谢荪、胡、郑板桥、金农、蒋廷锡、华、李、邹一桂、叶欣、高岑、李方膺、汪士慎、黄慎、罗聘、任熊 [10]

当代:陈绶祥、朱新建、袁振西 、陈传席黄锦祥、梅墨生、朱樵、伍嘉陵、徐乐乐、鲁慕迅、陈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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