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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流官制。又称土司改流、改土设流、废土改流,始于明代中后期,是指将原来西南地区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废除,改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

改土归流是就是把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方式,变成汉族式的官员管理方式。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朝廷中央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改革后,还是有些土司掀起叛乱,最大规模的是乌蒙土司的叛乱。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 。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 。甚至土司家族内部发生械斗或是战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川彝族禄氏家族因争夺土府继承权,互相残杀。元朝时逐渐演化完善为土司制度。历经明朝小规模和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废止土司制度。

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君主,已经开始酝酿解决这个问题。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 ,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请“改土归流”时,王朝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封建王朝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

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历代王朝不管如何更迭因内地采取郡县制的关系一直都是直辖区,边疆则采用羁縻制。历代羁縻有强有弱,强者如唐弱者如元朝,元朝那种军队在自己国家行走都会被全歼,打八百媳妇国,一次出兵骚扰过重在四川境内被消灭,一次在贵州境内被消耗殆尽,连云南行省都还没有进入。老家岭北行省亦是在元没建立前就叛乱不断,元朝北撤漠北后,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家开始无休止的争夺岭北统治权,直到三娘子时期鞑靼王庭借助明朝的经济支持才把瓦剌赶出岭北彻底降服兀良哈,实际版图控制能力和清实在无法做比较。直到清朝总结历代治边疆经验“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南不封王,北不断亲”,“分封以制其力”,“崇释以制其生”,“以黄教柔顺蒙古,中国之上计也”,“建一庙(喇嘛庙)胜养十万兵”,”联意以众蒙古俱倾心阪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指七世达赖),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昔日达赖喇嘛存日,六十年来塞外不生一事,俱各安扑。即此可失知其素行之不凡矣”,“本朝崇礼喇嘛,非如元代之诌敬番僧,盖蒙古最尊奉黄教,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对内蒙古、云南施行土改归流;对新疆、台湾施行郡县制;对外蒙施行盟旗制,说历代疆域(实际控制)最大亦不为过。

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在西南和中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管理制度,它是由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发展而来的,就是任命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土司、土官。授予他们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对所辖地区进行统治的权力.官职世袭,一句话,就是“以土官治土民”。在边境地区,朝廷甚至允许土司保有军队。

土司制度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更有一些土司专横不法.对境内人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土司之间为争权夺利挑起械斗或战争,导致生灵涂炭,对朝廷也叛服无常。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司制度已日益腐朽落后,废除它已成为必然。

明朝就已经开始酝酿取消土司制度,改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等机构,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直接管理,这种方法被称为“改土归流”。早期的改革是缓和的。如遇到土官绝嗣、土宫之间互相仇杀或叛乱被平定、土官犯罪革职等.当地的土司制度即被废除,改由流官接任。

改土归流,自明代中叶以后便逐步开始。它是在土官与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个矛盾,唐、宋以来就长期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官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又动摇了土官制度的统治。与此同时,土官又日益与封建王朝闹对立,反对封建王朝对它的管辖。这种有损于封建王朝国家统一的行为,明王朝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改土归流”是势在必行的了。

由于云南的图集皆被元朝兵燹焚毁,明朝改土归流的战略冲要只能自己摸索前进,据《明史》载:“丁丑,征南将军川侯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上谕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川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时所留兵数并计岁用及税粮徭役之法与凡事,便宜以闻。至是,友德等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余年,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但当以今之要害量宜设卫,以守其税粮。前元司徒平章达里麻等尝言元末土田多为僧道及豪右隐占,今但准元旧,则于岁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司核实云南临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乌撒等卫及沾益、盘江等千户所见储粮数一十八万二千有奇,以给军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县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之入以给之。”上可其奏。”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2年)明朝云南巡抚刘世曾擢拔刘铤为腾越游击,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五千赴剿,并征调诸土司兵丁应援。于姚关大破莽应里,缅兵败遁。刘铤与邓子龙乘胜追击,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今缅甸曼德勒)。缅将孟勺(莽瑞体之弟)降。陇川、蛮莫、孟养的入侵缅兵纷纷遁逃。刘铤回师陇川擒岳凤父子,献捷于朝。[《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一年多的边境骚乱至此平定。原来的缅酋莽应里协从的西南诸土司悉来归附。蛮莫头目思顺,初与岳凤相表里,投附莽应里。当刘铤率兵驰入陇川,岳凤诣军门降,思顺缚缅人及象马来献。刘铤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勒兵金沙江(伊洛瓦底江),筑台于王骥故址,威名甚盛。”[《明史》卷247,《刘铤传》。]“建大将行署于蛮莫。”[《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威远营,其地在今缅甸八莫。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二月二十一日,刘铤招集孟养、木邦、孟密、陇川诸土司,“歃血威远营。”[刘铤:《平麓川露布》,载《云南史料丛刊》36辑。]筑擅盟誓:“六慰拓开,三宣恢复,诸夷恪心,永远贡赋,洗甲金沙,藏刀思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尹明德:《云南北界勘察记》。]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增设蛮莫安抚司,以蛮莫土官思顺任安抚使。刘铤记这次战役的胜利说:“万历癸末年(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横槊誓师,分哨并进,披历险隘,直抵贼巢,元恶既已倒戈就擒,协从悉皆府首受缚。……虎穴笑谈,平功不战,狼烟呼吸,定绩底咸宁,据金沙(伊洛瓦底江),城蛮哈(八莫);言有大而非挎;通宝井,跨南滇,信无行而不利。土地地充拓者,远近不下数千里,掳掠夺回者,旄倪概计亿万人。……兵甫及二月,犁扫为之一空。”[刘铤:《平麓川露布》,载《云南史料丛刊》36辑。]

刘铤、邓子龙征缅,大败莽应里,“纠合诸夷,歃血威远营,”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莽应里势力并未彻底剿灭。刘铤清醒地认识到“疆宇虽已廓清,莽酋酋然肆大,若不亟加剿灭,终为祸根蔓延”。应乘胜进讨,“俟荡平之后,另图改土设流,平定之余,更宜筑关建堡,设大将旗鼓,以控制要冲,立诸司衙门而相为犄角。随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财可使富,保障坚于来形;又练土著之丁以足兵,而力可使强,边境几无患。……滇南之安,永保万世无虞矣。[刘铤:《平麓川露布》,载《云南史料丛刊》36辑。]但是,刘铤的筹谋笄却不为当局所重视,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反而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将刘铤调离。刘铤镇蛮莫约二年,抚绥边境诸土司,尚来不及剿灭洞吾莽应里,彻底平息叛乱,便抱憾离去,许磁《赠云抚凤坪公西征缅甸序》说:“……一战而取罕虔,再战而获岳凤,三战而诛莽应里,四战而缅甸之老莺尽退兵矣。”对刘铤征缅满怀期望,不料刘铤尚未三战、四战便解职而去。

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 广顺长寨土司向官兵挑衅,竟遭到清军毁灭性的打击,设长寨厅(今贵州省长顺县)。

中国清代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六年,又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同时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目标,到雍正九年基本实现。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数次上书,全面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奏请立即推行。他建议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他要求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

同年五月,首先平定贵州长寨土司的叛乱,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不久,清廷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领兵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今云南昭通)镇雄州。

云贵改土归流的巨大声势,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五年,清廷以威慑力量革去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的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划归贵州统辖。

雍正帝为使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事务得以统一筹划,特于雍正六年(1728年)底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同年,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贵州榕江)都匀府丹江(今贵州雷山)苗侗等族村寨,设厅,置同知,理民事。与云贵广西接界的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在形势压力下,纷纷请求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

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酌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其中贵州省改土归流的地区之广,大约相当于原设府县的面积。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很多,有壮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

改土归流后,部分上层土司不甘心失败,时刻图谋复辟。而有些清军在新地区肆行抢掠,有的流官不善于经理,骤然增加赋税,兴派徭役,自身又贪赃勒索。加之新设营汛部伍大多从邻近地区抽调而来,致使原来地区力量空虚。这不仅使原土司有了叛乱的口实,也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

雍正十三年(1735年)春,贵州古州台拱地区苗民上层鼓动百姓发动叛乱。叛乱者深入丹江黄平凯里等厅州县,雍正帝派兵镇压未果。乾隆帝继位后,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于乾隆元年(1736年)平定叛乱,清廷下令取消新区赋税,按当地习惯审理民事纠纷,以巩固对改土归流地区的统治。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还只是在西南少数民族的部分地区实行,未改流的地方还不少。(据,《清史稿》中华书局1986版,第十三卷,志九十五,食货一之户口田制,三四八二页有,乾隆二十二年“甘肃番子土民,责成土司查察”,可引为佐证。)即使改流处,也还保留原土司的残余势力,他们仍能不同程度地控制原来的属民,但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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