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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督四夷馆

明官署名。掌译书。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置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置八百馆,万历中又增暹罗馆。四夷馆先属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兼选官民子弟。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增设太常少卿、少卿各一人为提督,遂改属太常寺

明官署名。掌译书。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置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置八百馆,万历中又增暹罗馆。四夷馆先属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兼选官民子弟。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增设太常少卿、少卿各一人为提督,遂改属太常寺

明代南京的国子监,是明朝初年全国的最高学府,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立的。国子监除了本国的学生外,还有高丽、日本、琉球和暹罗(泰国)等地留学生。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迁都北京,把全部学生也带了去京,在北京另建了一座国子监,南京的国子监便渐衰弱。明成祖虽把南京的国子监迁往北京,却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下令在南京开办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四夷馆。

据《明史职官三》卷记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
  四夷馆在教学上,同现在的南京外国语学校有些相似,缅甸馆和暹罗馆都是聘洋人执教。缅甸馆的外教云清等六人执教缅文一直到老死。四夷馆所教学生学习的外文,都是执教的老师把本国的诗歌和民间故事译成汉字向学生教授,等学生熟记后再与外文对照最后才教学生学读外文。比如学缅文的学生先学由云清译的一首缅甸诗歌:江岸秋风好送行,阳光阴雨几时晴。马蹄别入千山外,沙路云开见日生。此诗朗朗上口,学生容易学背。背熟后与原文对照,再学读原文时就容易多了。

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立四夷馆,专门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四夷馆鞑靼馆是教习蒙古语言文字,培养与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务中的翻译人材。
  关于四夷馆,西方学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学者本田实信;我国学者和希格等均认为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四夷馆”是主管翻译事务、兼培养“习译”人材的“译学”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是为了培养了解诸夷历史地理、夷情的翻译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储备翻译人材,应急之用。

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一文,篇幅不大,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我国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的编撰时间、内容、王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一文,在向达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

明代,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间朝贡、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为了培养翻译人材,明朝专门设置了四夷馆。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材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

鞑靼馆是四夷馆中负责翻译明朝与蒙古的往来文书,兼培养通蒙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的机构。

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对此《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增设暹罗馆”。这一史料,清楚地记载了设置四夷馆的年代及增设各馆情况。

关于设置四夷馆的具体位置问题,《明实录》记载:“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神田喜一郎依据《燕都游览志》“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的记载和《大明一统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馆隶焉”的记载,认为设立四夷馆的场所应邻接翰林院。并指出“长安左门外”和“玉河桥之西”是指同一地点。


  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志记载“遂改隶太常”。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依据《大明会典》“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问题,应该是《明史》职官志之误”。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清代继续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


  刘迎胜师认为“四夷馆改为四译馆是在顺治元年”。清朝设馆之初,八馆中并无女真馆和鞑靼馆。裁撤女真馆是因为满族人早已弃用女真字,但不设立鞑靼馆的原因尚不清楚。这也许与清初有不少满人懂蒙古语有关。的人张文德认为“江繁的《四夷馆考》一书将女真馆、鞑靼馆有关内容删除,是与清朝的文字狱有关”。笔者认为江繁的《四夷馆考》一书未记载女真、鞑靼两馆之事,与当时设立八馆时,未设女真、鞑靼二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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