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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术(中国古代的性科学)

房中术即中国古代的性科学。从现代性科学的观点来看,房中术主要包含有关性的常识、性技巧性功能障碍治疗与受孕等方面,同时它又不局限于性,而是把性与气功、养生结合在一起,和追求长生不老或延年益寿结合在一起。目前从史籍中看到的是,它最早出现于汉代,而且和道家关系极为密切。长期以来,房中术被人们涂上一层神秘、玄虚的色彩,但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古代的性学理论。另外房中术自两晋南北开始就被道教各派所围剿,如果遇到打着道家房中术双修的幌子的人传播收徒恭喜你遇到骗子了。

黄赤之道:即房中术,来源于古代先秦两汉的闺房启蒙教育,后被道教宗教化如《合气释罪三逆》等。《汉书艺文志》中房中家著录百八十卷。晋葛洪在《抱朴子》亦论述和倡导此术。《隋书经籍志》载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南宋郑樵《通志文艺略》载房中九部十八卷,朱熹对此作过很好的解释:“闺房之乐,本无邪淫;夫妻之欢,亦无妨碍,然而纵欲生患,乐极生悲。”房中家依托黄帝、玄女.龚子、容成公、三张施行此术,所谓“黄老赤篆,以修长生”。陶弘景《真诰》称为黄赤之道。房中术本是讲房中禁忌及却病之术,《汉书艺文志》中说:“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费顾,以生宗而损性命”。道教重养生之道,也主张广嗣,所以道教倡导此术。认为可以爱精气,求得“还精补脑”,至于后来误解为猥亵之术,乃妖妄欺诳。北魏天师道(正一教)寇谦之曾反对“男女合气之术”,他说:“大道清虚,岂有斯事!”后世道教信徒中,也没有房中术的流派,道教全真派系出家道士,主张禁欲,更是反对此术。

一是情志不调时不宜行房

如《千金要方养性房中补益》指出:“人有所怒,血气未定,因以交合,令人发痈疽。”《三元参赞延寿书欲有所忌》亦说:“恐惧中入房,阴阳偏虚,发厥自汗盗汗,积而成劳。”人的情志活动与气血的运行密切相关,气血的运行又影响着内脏的生理功能。在忿怒惊恐忧思等情志不调的状态下,可致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若复行房事以耗精血,必会进一步损伤机体。根据现代研究,当人处于情绪不佳或精神过度紧张时,会抑制性激素的分泌,阻碍血液流向性器官,使男子阴茎不能即刻勃起,女子出现性欲低下等。同时由于心情不好,意念不能高度集中,性反应、性兴奋便不易激发,也影响了性生活的质量。

二是身心劳倦时不宜行房

性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全身性的活动过程,行房时内脏组织的气血运行加速,活动量增大,需要消耗一定的体力。而长途跋涉,或负重劳作,或剧烈运动以后,体内的气血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耗损,此时却贾其余勇,强力入房,必然更伤精气,变生诸病。如《千金要方养性房中补益》说:“远行疲乏来入房,为五劳虚损,少子。”《三元参赞延寿书欲不可强》说:“强力入房则精耗,精耗则肾伤,肾伤则髓气内枯,腰痛不能俯仰”。

三是饱食、醉酒后不宜行房

《寿世保元老人》说:“饱食过度,房室劳损,血气流溢,渗入大肠,时便清血、腹痛,病名肠癖。”进食过量,已给脾胃造成了负担,又复行房事,使气血趋于周身,脾胃气血相应减少,必然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的正常发挥。醉酒入房是房事养生之大忌,酒可乱人情性,又易损伤内脏,酒醉入房,极易耗竭肾中精气,贻害无穷。如《三元参赞延寿书欲有所忌》说:“大醉入房,气竭肝肠。丈夫则精液衰少,阴痿不起;女子则月事衰微,恶血淹留生恶疮”。

四是病期慎行房事

患病之人,气血不足,阴阳失调,脏腑功能衰弱,若病中行房,可损伤正气,加重病情。如《三元参赞延寿书欲有所忌》说:“赤目当忌房事,免患内障”,“金疮未瘥而交会,动于血气,令疮败坏”。特别是病后康复阶段,更应忌房事,否则会因房劳而导致旧病复发,重者使病情恶化,危及生命,中医谓之“女劳复”。如《千金要方伤寒方下劳复》指出:“病新瘥未满百日,气力未平复,而以房室者,略无不死”。

五是注意女性房事禁忌

女性有特殊的生理特点,即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由于在这几个时期内,机体往往呈现冲任亏虚,气血不足,抵抗力较低下的状态,邪气常易乘虚而入,如不禁欲、节欲,极易产生各种疾病,严重影响女性的健康。故房事养生提出经期、产期百日内禁欲,而孕期、哺乳期要节欲。现代医学认为,妇女在月经期,子宫腔内有创伤面,如果行房,会将细菌带入阴道,引起月经失调、痛经或生殖器官发炎等疾病。孕期前3个月行房,会引起子宫收缩而出现腹痛、流血,甚至流产;后3个月行房,也易导致早产或羊膜早破。产后的妇女体质虚弱,抵抗力很差,如过早行房,可造成子宫内膜炎、崩漏、腰腹疼痛等多种病症。

到了明朝,房中术更加走火入魔,陷于邪途。自成化后,朝廷上下竞谈房中术,臣下纷纷以献春药邀宠。这种情况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进一步泛滥,不少佞臣纷纷献药,并认为这就是“房中术”。有一个叫陶仲文的大臣,以符水、春药大大得宠,明世宗移居西内,日求长生,不上朝,不祭宗庙,不见大臣,而常见陶仲文。由于陶仲文这样得宠,许多人艳羡

不已,于是方士、道士、官吏一哄而起,假借圣旨以征逐女色,为进药而敲诈勒索,荼毒百姓。房中术的名声越来越坏了,它变成了左道旁门、纵欲淫乱的代名词,正人君子皆耻之。房中术总是和春药、纵欲伤身等连在一起,这种房中术已不复初始阶段的本来面目了。

与此同时,道教还经受了“两个打击”:

一是佛教的禁欲主义对房中术的打击。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之一,而一千多年来成为我国第一大宗教的佛教则是外来的。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到了南北朝时开始盛行,例如在南梁时梁武帝就笃信佛教,大力推广,“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和道教之间斗争十分剧烈。佛教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诸行无常,人生极苦,即使今世大富大贵,也难免生老病死之苦,所以佛教要求人们放弃尘世的幸福、欢乐,而把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那超自然的“极乐净土”,因此,众生只能在禁制情欲的宗教修行生活中度过苦难的人生。在形形色色的宗教禁欲中,佛教对人的性本能更是严格地予以禁制,这是因为性本能引起的行动和欲望最能引起感情上的骚动和烦恼。于是,佛教规定其信徒们应该禁绝一切性行为和性欲望,修行身心,从而达到六根清净,杜绝一切烦恼。

1993年在美国学会主席唯波女士和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医学院史密斯博士盛情邀请之下,陈凯前往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做学术访问。在新泽西州州立大学,陈凯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性功能障碍领域的研究,受到美国同行的高度评价。由于美国性功能障碍患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新泽西州州立大学认为陈凯发明的86-10性功能康复治疗仪大有开发前景,于是申请与陈凯合作,成立性功能障碍研究实验室。陈凯则把他在中国建立养马场进行性功能障碍研究的实践经验与美国同行进行交流。

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美国性学会主席唯波女士向陈凯提出性功能障碍诊疗中存在的难题,希望得到陈凯的帮助。唯波女士是国际性功能障碍性感集中训练疗法理论的实践者。对性功能障碍性感集中训练疗法中不能完善的难题,陈凯提出性行为是伴侣之间配合才能进行的,外来的医学帮助只能解决器质性的病因。由于性功能障碍往往是同时兼有器质性和心因性的病因,治疗性功能障碍伴侣的“温情”与“协调”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恰是解决心因性病因的“良药”。陈凯说中国古代就有“房中术”,“房中术”的核心理念就是一个“和”字,阴阳相和,这能补充性功能障碍性感集中训练疗法的不足。陈凯的这套理论给了唯波女士很大启发,后来在实验室里,唯波女士发现性功能障碍患者夫妻同治有较好的效果,这是对性感集中训练疗法的有力补充。
  在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性功能障碍研究实验室成立以后,陈凯与上海市男子性功能康复治疗中心(现上海诚凯男子性功能康复治疗中心)专家之一、我国泌尿外科学泰斗马永江教授多次应邀访问新泽西州州立大学,进行性功能障碍的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而陈凯独特的研究成果为推动国际性功能障碍诊疗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2年周世荣有幸参加举世闻名的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并担任发掘业务组副组长如今去省博参观马王堆文物的人多如潮涌街谈巷议众说纷纭添油加醋编出许多离奇的故事。

众人皆知之事多说无益但周世荣讲的故事你可能真不知道。

1969年冬,在全国干部下放的洪流中,周世荣全家大小四口下放到湖南最穷困的山区江永县松柏公社(今已改为瑶族乡)。1972年4月初,公社书记蒋宝华突然找到周世荣,神秘地对他说:“好消息,省里来电,有要事催你赶快回长沙。”后来才知道,是马王堆发现了大型古墓,因专业人员不够,要周世荣赶快参加发掘。

周世荣被任命为马王堆发掘业务组副组长,肩负现场发掘、绘图和全程记录的重任,任何时刻都要坚守岗位,不离开发掘现场片刻。在他的肚子里,有关马王堆不为人知的故事非常吸引人。

四下潇湘访古城

1975年,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地形图》和《驻军图》时,发现地图上有许多城邑,其中“舂陵”、“泠道”、“洮阳”和“桂阳”等见于长沙西汉墓出土的滑石印章。帛书小组的同志闲谈中主张组成小分队前往调查。史地学家马雍是湖南衡阳人,他极力主张到九嶷山区的大深水一带去考察。当时因为小组整理任务繁重,只好作罢。

1976年冬至1977年春,我利用回家探亲之际,决定独自前往调查。我首先查阅了《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和有关地方志,带上一名老技工漆孝忠,沿着古地图中的大深水(即湘江和潇江上游)逆流而上,翻越九嶷山,穿过都庞岭,进入两广地区。皇天不负有心人,《地形图》中的八个古城邑竟找到了六个。其余两处有待进一步调查。其中“营浦”(道县),因现代建筑多变,古城被尘土淹没,一连四次,才显露真容。“泠道”古城位于九嶷山的萧韶峰下,城址呈长方形,四角设高隆的城堡,十分壮观。“舂陵”也是一座方城,城亘高墙环水,古色苍苍。

错把神仙当野人

马王堆出土的“T”字形引魂升仙图,已众所周知。另外还有一幅“毛人”图,也许读者闻所未闻。

按照某专家介绍,该图“绘一全身长毛的人形,头部残缺,似作奔走状,两手划动”,此说很神奇,使人联想到传说中湖北神农架原始森林的“野人”。

但我早年从事古铜镜研究,发现东汉铜镜中有许多形态各异的“毛人”。经研究,铜镜上所谓“毛人”,在镜铭中明确地书为“仙人”,或称之谓“羽人”。他们有的手持芝草,有的腾空漫游,有的乘天马,并书有“王乔马”、“赤松马”等铭文,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是“王子乔”或“赤松子”----即有文献可考的知名“仙人”(“羽人”)。《楚辞?远游》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乡”,《山海经》载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拾遗记》中也说:“燕昭王梦有人服皆毛羽,因名羽人,梦中与语,问之以上仙之术。”

由此可知,原来帛画中的所谓“毛人”,乃“仙人”也。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房中术》被日本人抢先发表

“破布”值千金中国最早的“瓷”字资

“房中术是中国古代四大方术之一,强调通过对性生活的调节达到养生的目的。马王堆汉墓竹简《合阴阳方》和《天下至道谈》即是“房中术”典籍,文中谈到所谓“五欲之征”等。

改革开放以前,思想禁锢,凡与性有关的文字,都视为“黄色”的东西,谈“黄”有如谈虎色变。帛书小组的成员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采取释文不加标点,不作注释,也不公开发表的办法,这样一来,外行看不懂,内行不用标点也能通读。以上资料除帛书小组成员外,对外是保密的。

1980年,中国古文字学会在广州召开,东道主商承祚和容庚教授在广州园中园设宴欢迎国内外知名的古文字学家,其中有香港饶宗颐、美国周鸿翔和大陆唐兰、于省吾等著名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刚好坐满一桌。席间,饶宗颐和周鸿翔先生问我:“马王堆汉墓竹帛书中是否有房中术?”我不敢隐瞒,答复说:“有,但不敢发表。”饶、周两位先生说,国外学者很关注,希望早日发表。

返回长沙后,我与马王堆医书研究会的同事研究,并征求文物出版社的意见,他们同意先刊出释文。我不敢用“房中术”三字,而改称《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养生方”释文》。首先在《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1981年第2期上刊登。当年,以赤堀昭为团长的日本医学代表团来访,马王堆医学会将此刊当作见面礼赠送。日本麦谷邦夫先生很快将《养生方》作了注释,把“禁书”抢先公开发行了。

“破布”值千金

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标签(木?)上,书有“聂币千匹”四字,但没有说明“聂币”的真正属性和用途。我认为,马王堆汉墓是长沙诸侯王丞相利仓及其夫人、儿子的墓地。该墓随葬物中有数以千计的珍贵物品,怎么会用破烂的“布帛碎片”随葬?“碎片”必另有其深意。经考证:“聂币”即指分割为片状的布帛,是送给死者的一种象征性的冥币。此外,马王堆还出土了“麻聂币笥”和“缯聂币笥”两块木?。墓中出土的竹笥内盛有大量的绢、罗、绮、绵等“聂币”。

中国古代货币除楚国的金钣、汉代的金饼和铜钱外,从来没有见过布帛类货币实物。马王堆聂币的出土,是中国货币史上唯一可供研究的古代布帛货币实物资料,意义非凡,故誉之为----“破片值千金”。

中国最早的“瓷”字资

有关陶瓷质地的标准,一直是考古工作者争论的焦点。马王堆汉墓竹简《遣策》记录的名称中将不同陶器分别称之为“土器”和“瓦器”。也有个别学者把《遣策》中的“资”确定为“瓷器”的。《说文》中没有“瓷”字,也就是说,马王堆竹简中的“资”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瓷”字。

我国陶瓷学家对“陶瓷器”的区别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马王堆《遣策》中区分“土器”、“瓦器”和“资(瓷)器”的论点,也许可以说是“马王堆陶瓷标准”。

所谓“土器”,是一种用细泥模印或捏制的钱币仿制品,其中“土珠玑”是状如珠子的泥团,“土金”是用泥土压印“郢称”字样的仿黄金铸币,“土钱”则是泥土模印的“半两”之类的仿铜钱制品,根据目测,其烧成温度大约300℃左右,用手一捏即碎。

根据出土实物目测,“瓦器”的质地较“土器”坚硬一些,估计其烧成温度为700℃左右。

资(瓷)器据《遣策》记载,有:鱼?一资,内?一资,鱼脂一资,肉酱一资,爵(雀)酱一资。“资”是一种印纹硬陶。器形有罐、壶和瓿。火候很高,根据目测,其烧成温度约1250℃左右,其坚硬程度类似“瓷”。

有关“资”就是“瓷”字之说,最早是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提出来的,笔者曾争论说:《遣策》中的“资”是器物名称,而不是指质地。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资”不是单一的“罐”、“壶”或“瓿”,却是单一的、质地坚硬的“印纹陶”,说“资”就是最古老的“瓷”字,也有道理。

目前我国陶瓷学界有关陶瓷的区别众说纷纭,没想到早在两千年前,古人就已提出了“土器”、“瓦器”和“资(瓷)”器的论点。今后写陶瓷史不应忘记这一“标准”。

周世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7月生,湖南省祁阳县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班,198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文字教师班。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会学术委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钱币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马王堆医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七五”重点研究项目《长沙窑》课题主持人。撰写文章和论文200余篇,主要著作中《马王堆养生气功》于1991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历史文献图书及医学工具书铜奖;《马王堆汉墓“聂币”考》获1993年中国钱币学会最高学术金奖----金泉奖;2008年《长沙两汉泥(金)钣“金”“千金”》再获金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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