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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汉族,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人。明代官员、散文家,著名古文家。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八次落第,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六十岁时方成进士,历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故称“归太仆”,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1571年)病逝,年六十六 。

归有光均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风格朴实,感情真挚,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又与胡友信齐名,世称“归、胡”。著有《震川先生集》、《三吴水利录》等。

归有光于明武宗正德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1507年1月6日)出生在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

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 的归有光,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 。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徐渭)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治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 归有光屡不中式时,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 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七子致力于诗,散文并非所长,但是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身处穷乡僻壤的布衣老儒。用钱谦益的话说,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 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 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 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

隆庆二年(1568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 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邮电局附近)。

倡变文风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项思尧文集序》)。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沈次谷先生诗序》)。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答俞质甫书》)。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散文特色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

归有光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

其艺术特色是:①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②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③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赀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太湖流域自古以来以富庶闻名,但伴随着发展,太湖水旱灾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明朝,每三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水灾。

归有光居住在安亭时,对太湖地区的水利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吴淞江是太湖入海的道路,只要拓宽吴淞江,解决吴淞江的淤塞问题,其他的水道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反对排泄太湖水,因为“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干枯,于民岂为利哉!”他上书给当时的兵道、知府、知县,阐述自己的治水主张。他还搜集当时相关的水利文献,著《水利论前》《水利论后》等,撰成《三吴水利录》四卷,是古代太湖水利研究的重要资料。

归有光富藏书。其父在成化初年,已筑书室百楹于安亭江上,名为“世美堂”。至归有光时又多方寻购。夫人王氏,亦极喜藏书,听说有零册散编,则令女仆访求,置书达数千卷。声称平生无它嗜,独好书籍,以冶性情。藏书印有“世美堂印”、“世美堂琅王氏珍玩”、“一往情深”、“魏国文正公二十二代女”等。编辑有《诸子汇函》,上自周代的鬻熊鬻子》,下自当代的宋濂《龙门子》,共94家著作,是明末以前收录子部书最多的一部丛书。

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归昌世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正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共四十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七百七十四篇、诗歌一百一十三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共四十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

归有光还著有《三吴水利录》四卷、《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皇明经世文编》辑有《归太仆文集》两卷 。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归有光全集》。

王世贞最初因为文学观点与归有光相左而讨厌他,后来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认为归有光可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 。他在《归太仆赞》中称: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韩愈)、庐陵(欧阳修)。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其晚达而终不得意,尤为识者所惜云。又作赞道: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帖括,藻粉铺张。江左以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

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作铭说:秦、汉以来,作者百家。譬诸草木,大小毕华。或春以荣,或秋以葩。时则为之,匪前是夸。先生之文,六经为质。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叹,皆谐吕律。匪笾匪簋,肴有。造次之间,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请观其书。

张岱在《石匮书》中评价道:归熙甫、汤义仍(汤显祖)、徐文长(徐渭)、袁中郎(袁宏道),皆生当王(王世贞)、李(李梦阳)之世,故诗文崛起,欲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熙甫亲见王州主盟文坛,声华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举子,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树牙颊相柱,不少下,其骨力何似!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震川先生小传》中评价归有光的诗文说: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八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欧阳修)、曾(曾巩),临川(王安石)则不难抗行。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 又在《题归太仆文集》中称赞道:如熙甫之《李罗村行状》、《赵汝渊墓志》,虽韩、欧复生,何以过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于介甫、子繇,殆有过之无不及也。士生于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与两汉同流,不为俗学所澌灭,熙甫之功,岂不伟哉!

明史文苑传》开篇介绍明代“文士”时提及归有光说: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

王鸣盛在《钝翁类稿序》中,从散文发展的角度评价了归有光的贡献: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

林则徐曾在嘉定归有光祠题一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对归有光在水利方面的贡献和经学方面的成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归有光以儒术成就功业。

石韫玉:州作赞,曰继韩欧。公名一代,公文千秋。

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①唐有裴度段文昌等扬六朝之颓波;亦与明有唐顺之、归有光辈振八家之坠绪,仿佛差似。 ②虽以世贞之高名盛气;而有光拔帜易帜以屹自树立,开清桐城之文,而妙出以纡徐。其文由欧阳修以几太史公;虽无雄直之气,驱迈之势,而独得史公之神韵。……然有光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亦有近俚而伤于繁者。特自何李崇茁轧之习,号为力追周秦;王李重扬其波,天下从风靡。而有光一切刮磨,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可不谓之特立独行之士乎哉!

家族成员参考资料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震川书院始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为纪念归有光,当时的江苏巡抚陶澍奏请道光皇帝批准, 动用菩提寺东边空地,建造震川书院,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竣工。书院占地11.7亩,书院与古刹菩提寺相连,南有和尚浜溪流,对岸为大熊墙,缀以绿树翠蔓,清净异常。东与因果树相通,北又有和尚浜小溪。书院门首镌刻“震川书院”四个篆字。

光绪二十五年(1903年),震川书院停办。翌年毛源等人借书院原有经费,在原地开办震川小学堂。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办中学。现为安亭中学(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

主词条:归有光墓

归有光墓位于江苏省昆山市金潼里,墓地方圆5亩多,墓有多冢,东冢为其高祖南隐公暨配俞氏之墓;西冢为归有光暨配魏氏、王氏之墓,曾孙归庄墓附葬在西冢之次。原墓门在东,乾隆六年(1741年)县令丁元正封筑后,移至冢之前。1934年重加修尊,将墓门改建,篆额“归震川先生墓”,墓穴用水泥浇成圆顶,并立“明太仆寺丞归震川先生墓碑”;墓左建御倭亭,纪念归有光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入城御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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