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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惠

张景惠(1872年5月4日 -1959年1月11日),叙五,满族辽宁台安人。奉系军阀首领,中国军人政治家九一八事变后沦为汉奸,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1872年生于奉天八角台(今辽宁台安县)一个农民家庭。张景惠青年时代,跟随其父卖豆腐为生。他善于结交朋友,经常出入赌博场上。当时各地枭雄一时乘机而起。张景惠也拉起大排,由商务会长出面,在八角台镇成立自卫团,自任团练大,为本镇的商号富户看家护院。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张景惠二人一见如故。张景惠拥护张作霖做自卫团的首领,自己情愿当副手,从此张景惠对张作霖言听计从。“九一八”事变,公开投敌,先后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军政部总长、满洲国务总理大臣等职。“八一五”光复,被苏军逮捕,关押于辽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死于战犯管理所

1906年,张作霖任后路巡防营统领,张景惠也随之升为管带。

1910年,张作霖指示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人,以现任管带身份进入奉天讲武堂学习,并让张景惠随时将奉天军政动态报告张作霖。民国初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张景惠任该师团长。

1917年,汤玉麟因张作霖重用王永江而与张作霖交恶时,张景惠最终站在张作霖一边,升任第53旅旅长。

1918年2月,张景惠率53旅劫持了直系从日本购置的一批军火,先后增编7个混成旅,张作霖提升他为暂编奉军第1师师长,随后被任命为奉军前敌湘西司令。

1918年8月,张景惠侦知杨宇霆与徐树铮相互勾结,用奉军名义,私自招募新兵4个旅,发展个人势力,密报张作霖,遂使徐、杨被逐。张景惠升任奉军副司令,代表张作霖常住北京。

1920年9月,北京政府又发表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陆军16师师长。

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被委以重任,担当奉军西路总司令。但他战无决心,行动迟缓,整个战局因西路溃败而败。战争结束后,张景惠寓居北京,直系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后,新设全国国道局,特任他为督办,张作霖深恨之。1925年冬,张景惠因母病故,不敢奔丧,求张作相吴俊升说情,张作霖乃准其回籍治丧。

张景惠回来先到沈阳,见到张作霖就痛哭流涕、叩头谢罪。张作霖原谅了他,委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议,作为张作霖的代表,奔走于京、津之间。1926年以后,先后任陆军总长、实业总长。1928年6月4日,随张作霖返奉,身受重伤。

1928年底,张学良任用他为东省特别区长官。因与张学良相悖,遂在东北易帜后,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九一八”事变,公开投敌,先后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军政部总长、满洲国务总理大臣等职。“八一五”光复,被苏军逮捕,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送别张作霖

张景惠对张作霖的忠心,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得到了体现。

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因元帅林正在建筑,尸体就暂厝在帅府院子里。“九一八”事变后,张家人撤到关内,日本人占领了大帅府,便把张作霖的棺材移到珠林寺停放。这一放就是六年,可怜生前风光无限的张作霖死后孤零零地躺在荒凉的珠林寺,没人看管,连点香火味都享受不到。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不忍把兄弟如此凄凉,便张罗给张作霖下葬。日本人也琢磨,张作霖的尸体长久停放在珠林寺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便同意让张作霖下葬。张作霖老家海城的乡绅听说要安葬张作霖,联名上书,请求将张作霖安葬在海城。在奉天的张作霖当年的老部下,也纷纷出面,请求把张作霖安葬在已完工的元帅林。报纸上也刊出一些呼吁文章,吁请“伪满洲国”当局给张作霖风光下葬?日本人一看,张作霖的下葬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不由得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这哪里是下葬,简直就是回光返照,借尸还魂!日本人本想收回成命,让张作霖烂在珠林寺算了。可又一想,国际舆论、民间呼声也不好完全视而不见。日本人为此左右为难,头痛不已。

就在日本人拿不出一个合适的办法时,张景惠出了个主意:把张作霖葬在锦县驿马坊。这锦县驿马坊,埋着张作霖的母亲和原配夫人赵氏,也算是张家的家族墓地。张景惠的建议让日本人眼前一亮,这驿马坊地处偏远,没有元帅林那么扎眼,也不像海城离奉天那么近。把张作霖葬在这里,基本上隔绝了他在老窝奉天和海城的影响,对国际舆论和东北老百姓也算有个交代。所以,日本人马上同意了张景惠的建议。

下葬地选好了,可由谁操办却又成了问题。由“伪满洲国”的名义显然是不合适的,伪满洲国原本就是赶走张家后建立的,如果再由其操办,有猫哭耗子的嫌疑。日本人在这时候更是不会接手,这时日本人想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协和会”。由“协和会”来办张作霖的葬礼再合适不过。当时“协和会”的会长恰巧是张景惠。于是,日本人便把张景惠推到前台,以张作霖把兄弟的身份来张罗。

当年在洮南结拜时,张景惠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全权操办“老疙瘩”的丧事。而张作霖更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命归九泉之下时,这些结拜兄弟已天各一方,汤玉麟张作相在关外,冯德麟吴俊升马龙潭孙烈臣已死,就剩下一个形单影只的四哥给自己送葬。

按日本人的意思,张景惠给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既不算隆重也不算简单的葬礼。一切准备就绪,却找不着打幡的人。按中国的习俗,打幡必须由儿子来,可张作霖的八个儿子此时都不在关东,这可急坏了张景惠。像张作霖这样的大人物,下葬时总不能连打幡人也没有吧?无奈之中,张景惠找到张作霖大姐,请她的儿子、也就是张作霖的外甥来给他打幡。

1937年5月3日,张景惠以“协和会”的名义在奉天为张作霖举行了规模还算可以的“慰灵祭”。“慰灵祭”结束后,平板车载着张作霖的棺材,浩浩荡荡地去往奉天车站。然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列直达石山车站,将张作霖下葬在驿马坊,墓穴选在张作霖原配赵氏的墓旁。

在张作霖的灵前,张景惠说了些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想象得到,面对被日本人炸死的把兄弟,当了日本人走狗的张景惠,大概也不好意思夸耀什么。

伪满总理

当“总理”,有时真糊涂有时假糊涂

“伪满洲国”的首位“总理”是郑孝胥,但郑孝胥只干了不到两年,便因言获罪,被日本人免了职。时任“参议府议长”的张景惠,接任“总理大臣”。张景惠在“总理”任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可称为满洲国政坛的不倒翁。

张景惠何才何能,能在风雨飘摇的“伪满”政坛上屹立不倒?本庄繁土肥原贤二在致日本天皇的电报中一语道破此中奥秘:“(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

张景惠也确实如日本人所说,做事毫无主见,一切唯日本人之命是从。张景惠对日本人的奴颜婢膝,是个十足的、彻底的大汉奸,彻头彻尾的败类!日本人要啥给啥!为了支持日本人侵略中国,张景惠连国务院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都卸下来给日本人造子弹了。

有一次,张景惠在家看见报纸上一条醒目的标题:张景惠将访问朝鲜。张景惠吓了一跳,心里直犯嘀咕:“妈的,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的秘书官、日本人松本益雄,张景惠装出很随意的口气:“松本先生啊,我刚才从报纸上看到访问朝鲜的事,请问是否真有其事啊? ”

松本毕恭毕敬地回答:“总理阁下,我因公务繁忙,未向阁下提及,访问朝鲜的事是吉冈先生定的。 ”

张景惠小心翼翼地问:“那具体安排是怎样的呢? ”

松本还是十分客气:“日期定在20日,请阁下放心,一切我都会替你安排好的。 ”

张景惠应道:“好好好,一切听松本先生的安排。 ”

张景惠轻轻地放下电话,偷偷地看了一眼窗外,骂道:“我操你八辈祖宗,小日本鬼子! ”

骂归骂,张景惠还得乖乖地“率”团出访朝鲜。

1943年11月5日,东条英机纠集召开了所谓的“大东亚会议”,张景惠和伪南京政权的汪精卫都参加了会议,还有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度等被日军侵略国的代表团,这些国家都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孩子国”。

会议在东京召开,为此东京夜间全市不见光,彻底防空。虽然东京当时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但对开会的外宾,宴会的烟酒都是外国的名牌货。会议发布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日本发动的是“圣战”。东条英机除了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了一番粉饰歌颂外,还要求亚洲各地区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合作,以圆“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会上,张景惠甚至建议,这样的会议要每年开一次。可惜,此时日本的侵略战争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70万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合众社》曾报道了这么一件事:苏联红军进驻长春时,溥仪领一些重要官员出逃,张景惠率领余下的官员前往迎接。苏军军官想从张景惠口中得知溥仪和日本顾问的下落,便问他:“你知道溥仪和他身边那些日本人去哪了? ”

张景惠答道:“不知道。 ”

苏军军官又问:“长春一共有多少日军,现在都在哪? ”

张景惠还是回答:“不知道。 ”

苏军军官极其恼火,堂堂“总理”怎么连长春的驻军都不知道?便拍着桌子,厉声问道:“那你知道你有几个老婆? ”

张景惠回答说:“三个,嗯……两个……不对,好像是三个。 ”

苏军军官忍无可忍,戏弄道:“你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

张景惠挠着头,看了看窗外,说:“今天是晴天。 ”

被苏俘获

1950年8月1日,被苏军俘获的张景惠乘坐火车,经过一昼夜的疾驰,抵达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在这里,苏联方面将张景惠移交给中方人员。从此以后,张景惠被关押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在战犯管理所,犯人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政治时事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念报纸或者读毛主席著作。张景惠最为关心的是朝鲜战局的发展,起初,他对报纸上刊登的中朝军队获胜的消息,持怀疑的态度。后来,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认为报纸上说的都是实话,没有欺骗他们。他不止一次对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真是了不起,连打败小日本的美军都能战胜。美军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有能耐。 ”

管理人员对张景惠在生活上很是优待。当时已经年逾八十,全口无牙,咀嚼食物困难,吃东西很不方便。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战犯管理所专门请牙医给他镶牙。还特地为张景惠准备“流食”,每日五餐。张景惠对此深受感动。曾对人感叹说:“政府对我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还无微不至地照顾,让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唱《东方红》

1955年3月,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贺龙元帅向张景惠询问了学习和改造的情况,在大名鼎鼎的贺老总面前,张景惠像小学生似的毕恭毕敬。

贺老总问:“你今年多大了? ”

张景惠一个立正:“报告首长,今年84了。 ”

贺老总接着问:“听说你改造的不错,还学会了唱歌,你能唱唱《东方红》吗? ”

张景惠听后,也没推诿,就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声虽然不好听,但唱得很是认真。

1959年死于战犯管理所。终年88岁。

张景惠共娶有七位夫人,以进门先后为序.到最后仅存第六、七两夫人。

第一夫人是台安原籍的结发夫妻。生下一男、一女,儿子患梅毒,鼻子被病菌蚀掉,鼻孔朝天,虽有妻妾,亦未能生育。女儿嫁与商人王子圃。

第二、五两夫人过世较早,其事不详。

据说第三夫人才华出众,精明强干,主持家务有条不紊。不单张景惠器重她,即合家上下以及亲戚朋友亦莫不尊敬,主事公道不偏,作风正派严肃,姨太太们都怕她,未生子女。

六夫人是台安县的女学生出身,模样窈窕,是百里挑一的美女,娶她为了生儿育女延续子嗣。

七夫人是天津唱京剧老生的名伶,芳名叫徐萨卿,虽非绝色美人,但英姿飒爽,有须眉气概,使张景惠一见倾心,遂以重金礼聘,金屋藏之。徐氏聪明伶俐,亦识体统,进门后侍奉三夫人殷勤、礼貌,无微不至,是以甚得三夫人的赏识和欢心,尤其使张景惠大为欢喜的是抢在六夫人之前早生贵子。三夫人临终遗言,挟七夫人为正室。三夫人死后,徐芷卿担起主持中馈之任,在家里当然说一不二。对外,自张景惠任伪总理后,徐芷卿亦随之水涨船高,任伪满洲国国防妇女会长,活跃在所谓贵妇人中间,大出风头。
  四夫人,只知道她是青楼出身。凡堕入青楼者均有一段悲惨的历史。四夫人聪慧过人,在班子里学会了大鼓书,且能清唱几段京剧。亦当地平康里中之名妓也。随张景惠从良,做了官太太亦颇为惬意,方庆身有所托,可以偕老终身。未料这个登徒子的丈夫,偏偏接二连三地往家输入新货,张景惠喜新厌旧,更得新忘旧。获宠的新人,将张景惠独占。不许其越雷池一步。

好端端的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兴致勃勃欲念正炽的女人,怎堪秋扇捐弃如敝屣的痛楚?呼天不应,叫地不理。索性将爱焰与欲火一并扑灭,索居不出。与人隔绝。张景惠派来男女各一,名为侍从,实则监视。此二人默默地为四夫人煎汤熬药,送茶端饭,从未懈怠。四夫人性和善,视二仆甚亲。渐渐博得了二仆特别是男仆的怜惜之情。四夫人对这个无邪的青年人亦甚爱喜,但无他意。而在女仆的串通与怂恿下,主仆二人却产生了爱慕之情,竟至发生了肉体关系。

在哈尔滨住的是楼之角,甚僻静,不易外泄,故无人知晓。以后张景惠迁居长春,全家住进了新华旅舍。在大庭广众之间,二人隐情卒被人窥破。继而六、七夫人搬到平治街新居,而四夫人则回沈阳市旧公馆,窃喜从此可以双宿双飞,尽情欢聚。岂知好景不长.其丑闻竟传至张景惠耳边,随着闺中的加油添醋,使张景惠暴跳如雷,非置二人于死地不可。

古人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个军阀出身、杀人不眨眼的“凶神”,又经过一番考查核实,便派出心腹到沈阳去结果淫妇奸夫的性命。被派的人临上火车,忽然心痛卒倒,反悔不去。此人是照顾二少爷的,也认为不合适。遂改派别人前往。男仆闻讯,来不及搭救四夫人,仅得身免,只身潜逃。据说四夫人正在梳洗,被人从脑后连击两枪,当即殒命。随后由长春派王副官到沈阳处理善后。四夫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了却了她一生。这是封建军阀、卖国汉奸的如实表演。毒辣残酷,令人发指!张景惠晚年每日念经写经,好象在忏悔。
  六夫人后生一子,名叫张绍兴。
  徐芷卿生子女各一,三人仍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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