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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忱

张国忱,(1898-1986),辽宁省辽中县人。少年时曾被清政府送往俄国学习俄文,后进入中东铁路公司办的哈尔滨商业学校学习。

毕业后进入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先后任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北京文化大学俄文教授,东三省交涉总署参事兼交际处处长,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公署咨议,奉天镇威上将军府咨议。1928年任京师税务监督,后随奉军撤退回沈阳。先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张学良俄文主任秘书,东三省特派区教育厅长。1931年东北沦陷后,随东北军入关,任天津市财政局长。九一八之后张国忱带着夫人、女儿落户在天津市重庆道75号(原85号)。

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俄文教授。其女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著名画家,外孙在天津外文书店任职。

张国忱在张作霖身边负责对俄外交,历经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奉俄协定》的签字;与苏驻华代表加拉罕会见,因张作霖不满苏方协议的执行,把加拉罕驱逐出东北;郭松龄兵变;第二次直奉大战等。

1929年张学良下令武力强行收回中东路管理权引发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事发后,苏方武力侵犯我边界导致军事冲突;在军事冲突中东北军失利,张学良又不顾蒋介石反对与苏方进行和谈。几十年后,作为当时东北军对苏外交负责人的张国忱撰文披露了中东路事件内幕。

张国忱自述,“19241926年间,我曾以东三省交涉总署首席参事兼交际处处长,并兼充镇威上将军(张作霖)公署咨议的身份,负责对苏外交,为对苏外交的发言人,又是张作霖的亲信翻译;19241926年间,张作霖两次入关,均作基本随员,为三个翻译中之一;那时的外交对象,先是苏联驻东三省自治政府代表维库兹涅佐夫,后为克拉果维茨基。1925年张作霖对苏联驻华首任大使喀拉罕(加拉罕)提出不信任案后,苏联把驻沈代表克拉果维茨基召回,此后奉苏外交暂告中断,我转任外交部特派察哈尔交涉员,所有参事兼翻译等职务由邹尚友(我的助手,又是多年的老同学)继任。1927年张作霖进据北京,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室,翌日,电召我由张家口来京,主持临时编译会,编造《苏联阴谋文证》一书,译成英法文,散布中外;转年调任为京师税务监督,直至张作霖在老道口被炸的次日,我即撤回沈阳。”

晚年张国忱写下了近万字的《1929年中东路事件内幕》,爆出《苏联阴谋文证》纯粹系张作霖授命下的伪证,为后人重新看待“中东路事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张作霖对张国忱非常信任,把他看成是“家乡自己人”。1928年6月3日夜,张作霖由吴俊升、张景惠陪同坐火车离京返回奉天。张作霖原本已安排张国忱与他同行,但张学良此时因军事失利,正在考虑与南京政府停战,还想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要求张国忱留在北京商议事情。第二天,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刚刚返回沈阳十几天的张国忱夫人知道自己丈夫与大帅同车,顿时恐慌万分,即派人到车站打听,才得知张国忱并未同车。张国忱躲过了这场劫难,以后每每提及此事,他常常自诩自己命大。

张国忱在哈尔滨曾有一处洋房,由俄国建筑师建造,张只住过一年就离开了东北。“九一八”之后,这处洋房被日本人强占了。天津沦陷后,日本人派来说客劝说张国忱回东北参政,只要回去,不仅委以要职,还把房子一并还给他。张国忱当即表示:一不回东北,二无意于官场。来人劝说多次无效,只好悻悻而归。

1931年4月,张学良委任张国忱为天津市财政局局长。初到天津,张国忱一家暂住黎家花园。后来卸职,张国忱因在起士林饭店有股份,因而全家在起士林饭店三楼居住了一段时间。大约在1935年,全家才住到重庆道75号的这所小楼。起初全楼都是张家自用,后来因为张家人口少,又无太多积蓄,就先后把一层和三层的房子让给一位朋友的夫人及子女居住。1959年,张国忱全家搬离重庆道年。

晚年在天津的寓公生活充满了艺术气息。由于早年赴俄国学习的时候,常随同俄国伯爵霍尔瓦特的夫人、小姐们到白桦林中画油画,因而张国忱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绘画,工作闲暇时常以绘画为乐,并且培养自己的女儿们也爱上了美术。

1939年天津发大水,张国忱重庆道的寓所也被大水浸泡着,水位已经涨到了院墙的顶部。重庆道宛如一条河流,大批难民乘着小船在水上飘荡。张国忱和女儿们每天看着大水、木船和难民,心中感慨,画下了很多速写。1940年,永安饭店举办了一场“张国忱父女画展”,其中大量反映天津闹大水时候悲惨景象的作品,深深打动了参观者,引起强烈反响。天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张国忱只有两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后,大女儿在煤炭文工团从事舞美设计;小女儿张鸾则成为专业画家。《红色保险箱》《两个将军》《宝葫芦的秘密》等大量优秀连环画都是张鸾在重庆道居住期间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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