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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之治

建隆之治是宋太祖赵匡胤统治期间北宋王朝繁荣昌盛的一个阶段。

宋太祖非常重视帝王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他继位以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百姓在这一时间段经济比较富足,北宋的国库也收入比较稳定。

但是,在这同一期间,国家连年征战,使刚刚发展起来的经济又缓慢增长,不过,因此北宋的兵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很快统一了中原广大地区。到了963年,百姓生活富足、兵马强壮、国库充裕、社会治安良好,达到了自唐朝开元盛世以后的又一强盛阶段,赵匡胤统治期间的北宋王朝经济富足、军队强大,是北宋王朝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历史上称“建隆之治”。

宋太祖是通过发动陈桥兵变夺得的政权,所以他非常重视帝王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他在960年继位以后,在所统治地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百姓在这一时间段经济比较富足,北宋的国库也收入比较稳定。但是,在这同一期间,宋太祖赵匡胤连年征战,大兴土木,使刚刚发展起来的经济又缓慢增长,不过,因此北宋的兵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很快统一了中原广大地区。到了963年,百姓生活富足、兵马强壮、国库充裕、社会治安良好,达到了自唐朝开元盛世以后的又一强盛阶段,历史上称“建隆之治”。 [1]

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等机构。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行政权的集中: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

宋代官制有官、职、差遣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供定薪之用,表示禄位、品级的高低。“职”只是一种虚衔,如学士、待制等,不是职务。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握有实权。

宰相:宋沿唐制,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平章事名号,无定员,有二人即分日掌印。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公元964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作宰相。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使:唐代宗时,开始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唐末,枢密使专权,造成祸乱。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朝建立后,枢密使改为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与宰相文武并立。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枢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相与枢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使:三司使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统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外,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三司权任甚重。

刑部:宋太祖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

学士院: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翰林学士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宋沿唐制,朝廷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无专官,由其他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 [1]

宋代建国后,充分吸取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锁院制度:即在“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弥封制度: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誊录制度: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别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1]

军权的集中: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接着,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实行“守内虚外 ”“内外相制”政策。驻军一半京师,一半各地。

宋初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蕃兵四种。禁军是军队的主力,赵匡胤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

首先是选练。禁军选全国精壮充任,赵匡胤最初捡选强壮士兵作为兵样,遣至全国各地,令地方照样召募,后来改为木梃,并规定尺寸,由地方官依样挑选送往京师。当时禁军的标准是琵琶腿,即大腿粗壮者,车轴身,即肩宽腰细者,身高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禄。

其次是建置。禁军约半数驻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数分戍边境及内地若干重镇;禁军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一则习于劳苦免于怠惰,二则因统帅并不随地易防,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最后是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不得擅改。这样,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 [1]

北宋建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没有结束。在北宋北面,有强大的辽和辽扶植下的北汉。南面和西面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较大的割据政权。另外,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还建立着一些小的割据政权。

赵匡胤根据当时的形势,鉴于南方是经济重心,各国力量较弱,而北方契丹建立的辽政权,实力又比较强大的现实,在征询了张永德赵普等大臣的意见之后,确定了与后周世宗基本一致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

公元963年,宋太祖派慕容延钊李处耘出兵两湖,灭掉荆南(即南平)和湖南(原来的楚)。从此,宋军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公元964年,宋太祖派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曹彬分兵两路向四川进攻,第二年年初灭后蜀。

公元970年,宋太祖派潘美率军进攻南汉,第二年灭南汉。至此,南唐已陷入宋军包围之中。南唐主李煜大为恐惧,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

公元974年,曹彬、潘美率十万宋军,战船千艘,自荆南顺流而下,向南唐发动进攻。公元975年,宋军直抵金陵城下,公元976年初,金陵城破。

南唐覆灭后,公元978年宋太宗又用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的钱和漳、泉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至此,“先南后北”方略的“先南”部分完成了,剩下来的就是北方了。

公元968年和公元969年,宋太祖曾两次出兵进攻北汉,都因辽出兵援助,无功而返。公元976年,宋太祖第三次进攻北汉。两个月后,宋太祖突然死去,辽又出兵支援北汉,新登基的宋太宗只得下令撤兵。

公元979年,宋太宗亲自统兵进攻北汉,包围了太原城。北宋军队在石岭关附近击溃辽派来支援北汉的军队,迫使北汉投降。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1]

赵匡胤对有关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黄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黄河的问题主要是水患,五代时期,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宋初也不断有水灾出现。

赵匡胤在公元962年,令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 [2] 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为黄河堤坝例修期,赵匡胤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太祖在位的17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宋太祖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匡胤还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徭役,赋税专收。地方赋税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中央集权)。公元964年,赵匡胤下过一道命令,就是将各地每年所收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支用外,一律运往京师,地方不得占留。 [1] 赵匡胤还澄清吏治,劝奖农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尽快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赵匡胤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的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的称誉。

同时,赵匡胤重视图书建设。建国之初,注意收集各国遗留图书,用以充实官府藏书。建国初,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仅有书12000余卷。乾德元年(963年)平荆南收高氏图书,以充实三馆。乾德三年(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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