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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1927年中共发动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起义)

广州起义是指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火种。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亦在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9月中旬,国民党武汉政府所属张发奎第2方面军第4军,乘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属第8路军在广东省东江地区进攻南昌起义军之际,从南昌进至广州,同国民党新军阀中的桂系军阀李济琛争夺广东地盘。张发奎初到广州时,为稳定其统治,曾一度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采取一些欺骗政策,企图获得广州工人阶级和市民的支持。中共广东省委适时地识破和揭露了张发奎的欺骗政策,并利用张、李之间的矛盾,积极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农会并进行各种斗争,全省工农运动日趋活跃。在广州市,有组织的工人纷纷驱逐国民党派到工会的改组委员,选举自己的工会委员,并为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进行斗争。10月14日海员举行的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2万多工人举着镰刀斧头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显示了广州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在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所恢复与发展。为配合南昌起义军的行动,广东东江等地区农民,在9月发动了秋收抗租暴动。7~17日,中共海陆丰县委领导海丰陆丰两县农民赤卫军和农民群众举行起义,一度占领该两县城。10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2师(由南昌起义军第24师余部编成)和海丰、陆丰农民赤卫军及农民群众,再次举行起义,占领了两县全境,并建立了两县的苏维埃政府

属于粤系的军阀张发奎,在广州站稳脚跟后,于11月17日用武力驱逐了桂系军阀李济琛驻广州的机关、部队,接着向西江、北江扩展,夺取了广东政权。李济琛为了夺回在广东失去的地盘,迅速调动兵力,进行反扑。李济琛所属之黄绍部集结在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准备从西面进攻广州;陈铭枢部则由东江地区向广州推进。张发奎亦急忙将其第4军主力调往广州以西之肇庆地区,一部调往广州以东之石龙地区。李福林第5军则分别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此时,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这样,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4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担负训练任务的炮兵团和一些警察武装。另外,第5军军部和少数部队驻守在珠江南岸。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则为共产党所掌握。仅就广州市区的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但是,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尚未大规模爆发,张发奎的部队仍驻守在广州外围,这无疑将对起义构成严重的威胁。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军南下广东省东江地区,准备再行北伐。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20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向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准备在广州市和广东省各地发动工人、农民举行暴动,配合南昌起义军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各地区党组织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安(今潮州)、汕头地区遭受严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部分修改了短期内夺取全省政权的计划,改为在广州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继续发展暴动。11月17日粤桂军阀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除要求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市的暴动。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会后,张太雷等人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并着手组织与训练工人赤卫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周文雍为总指挥。同时发动与组织郊区的农民参加起义。第4军教导团系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的,叶剑英曾兼任团长。为保护和发展这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叶剑英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团共10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总指挥叶剑英副总指挥。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由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率先行动,随着三声炮响,三颗耀眼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广州沉沉的夜空。 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黄平、周文雍等领导下,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的7个联队、2个敢死队,共约6000余人 (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俘6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4军军部、第4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2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第12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4军军长)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幢寺第5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25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1师第1、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在此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

起义中,叶剑英根据广州的地形特点,用兵布防,使起义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在长堤一带指挥作战。最终,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12日晚,起义军被迫撤出了广州城。

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领导人有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另有从广州撤出的部队约200余人向北江退却时,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700余人,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遭冲击。 1927年12月13日晚上8时左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被包围,馆内所有人员都遭逮捕。据苏联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事后回忆,领事馆外交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等人在被杀害之前,还曾受到侮辱,“每个人的身上都被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 ’……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往他们身上吐唾沫。 ”他们后来被枪杀,尸体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移走。此外,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也惨遭杀害。

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是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其主要经验:(1)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组织领导健全;(2)适时改变计划,决心果断;(3)起义军民英勇奋斗,不怕牺牲;(4)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攻占大城市的时机尚未成熟。

广州动荡之际,共产党人在1927年12月11日发动了起义。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过这时的广州:“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前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反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一统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全城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同是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整体。为响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党中央一面指示广东省委开始各地农民起义计划,并准备广州起义,同时加紧督促两湖起义,以声援广东起义;一面要求叶挺、贺龙军队与农民军一起,迅速占领东江,夺取广州。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8月20日,广东省委最早决定了广州起义计划。后因叶挺、贺龙军队在潮汕失败,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但广东各地起义的准备并未停止,广东省委继续寻找广州起义时机。至11月中旬,军阀张发奎、李济深爆发战争,广州的敌人兵力一时空虚,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利用有利时机,再次决定举行广州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几个小时占领整个城市,建立了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可见,8月广州起义的中断和12月广州起义的实现本为同源,从一定意义上说,广州起义实际上是南昌起义的延续。

其三,从领导层面看,南昌起义的一些领导人后来又是广州起义的领导成员。叶挺,南昌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发动者。南昌起义前,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兼代前敌总指挥、第十一军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参谋团委员;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抵达香港,在广州起义前6个小时从香港赶到广州,参加指挥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聂荣臻,南昌起义前,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南下失败后抵达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委员,后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叶剑英,南昌起义前,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参与策划南昌起义;后兼任第四军教导团团长;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恽代英,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代理主席;后从香港返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秘书长、宣传委员,负责起草广州苏维埃政府政纲、宣言、告示等,以及出版党报《红旗日报》。彭湃,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农工委员会委员;起义军南下受挫后,带领一部分起义军转移到海陆丰,任东江特委书记,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土地委员。两次起义领导人的连续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说明两次起义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三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各自保存了革命火种,成为组建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

其一,三大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及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将起义军余部保存下来,成为后来创建红军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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