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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所引导。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手段。在市场经济里并没有一个中央协调的体制来指引其运作,但是在理论上,市场将会透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效果。

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通常主张,人们所追求的私利其实是一个社会最好的利益。理论上,市场经济是自由的经济、公平的经济、产权明晰的文明经济,但是在实际上这一切是通过市场交换规则根据市场需求状态作出强制性调整的经济形态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陷非常大。

在世界历史上,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是从西欧开始的。从14世纪到15世纪,欧洲遇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和战争使整个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几乎完全停滞,与当时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繁荣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照,使不少欧洲人冒险探索前往东方的航线。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Colombo,约1451-1506)到达美洲,欧洲列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殖民侵略活动,世界市场急剧扩大,刺激英国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大量农田被强行改为牧场,大量农民被迫离土离乡,进入手工业工场,充当雇佣工人,史称“圈地运动”(Enclosuremovement),又名“羊吃人运动”。

1640年英国爆发了革命,到1688年,经过长期斗争,历经三次反复,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权。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技术革命,实现了机器大生产。随后,欧美等主要国家都相继完成了工业技术革命。亚洲的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也迅速完成了工业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相继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整个20世纪,西方各国经济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到了21世纪,几乎各行各业都形成了一些规模巨大的垄断公司,寡头垄断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结构。

20世纪上半期,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

战后至今60多年间,世界经济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说,欧洲和北美绝大多数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已经步入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依然处于传统小农经济阶段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中,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大陆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小农经济国家,只有微不足道的少量零星工业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从1949年到1952年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战争创伤,然后从1953年开始到1970年代,排除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走计划经济道路,初步完成了工业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了21世纪,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步入了市场经济国家行列。但总体市场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大约同时,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各具特色的经济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和平演变,由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

市场经济一经产生,便成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迄今为止,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这种经济体制的趋同,一方面表明市场经济具有极强的吸纳能力和兼容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美国、德国、日本市场经济体制是迄今世界各国中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它们各有特点,各具风格。这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差异性,既是各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内容,也是各国相关经济政策、国情和文化历史传统差异的折射。

1991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转换到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场经济的三种主要模式: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日本的行政管理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

国外市场经济模式的共性

世界各国经济的丰富实践,使得经济模式在多样化的基础上日益走向互相整合。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着以下共同特点:

(1)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是指为使经济行为达到最优和最适度的状态而对资源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分配的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不是以习俗、习惯或行政命令为主来配置资源,而是使市场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联系的纽带,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经济运行中社会各种资源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市场,由市场供求形成价格,进而引导资源在各个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2)经济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界定分明。经济行为主体如家庭、企业和政府的经济行为,均受市场竞争法则制约和相关法律保障,赋予相应的权、责、利,成为具有明确收益与风险意识的不同利益主体。如果经济行为主体的权责利不界定清楚,那么,主体特别是企业这一微观层次就很难成为真正的自主性市场竞争主体。

(3)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市场竞争。从市场经济的理念上普遍强调竞争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为达到公平竞争的目的,政府从法律上创造出适宜的外部环境,为企业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等等。只有把各市场利益主体的活动都纳入到法律的框架内,才能维护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正常运行。

(4)实行必要的、有效的宏观调控。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时期,国家的经济职能主要是保护经济发展的秩序,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便成为经常的、稳定的体制要求,政府能够运用经济计划、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干预和调控。其目的,一方面是为经济的正常运转提供保证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弥补和纠正市场的缺陷。

(5)经济关系的国际化。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它使各国经济本着互惠互利、扬长避短的原则进入国际大循环。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不仅表现在国际进出口贸易、资金流动、技术转让和无形贸易的发展等方面,还表现为对协调国际利益的各种规则与惯例的普遍认同和参与。上述的所有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相异特点也应该借鉴。

比如美国“企业自主型”市场经济强调对企业自主地位的确立和保障,政府对企业的关系真正的含义是服务;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以稳定求发展和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问良性循环的做法,对于处理好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日本“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与计划的有效结合,对于后发达国家发挥政府调节的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的时空效率也不乏参考价值。

2016年3月16日,李克强指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

美国模式,即“企业自主型”市场经济模式,又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它十分强调保障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般较少直接触碰企业,而是指向市场。其体制与运行特征主要有:

(1)企业享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自由企业制度。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独立主体,拥有比较完整、充分的权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等微观决策通常都是由企业自行决定。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重点是企业的自由。当然,企业的这种“自主性”是建立在较完备的法律基础上的。因此,企业经营中一般都很重视法律方面的工作,较小的公司聘有专职律师,较大的公司一般都设立法律部。

(2)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中心环节,政府宏观调控活动集中在市场上。美国政府比较强调市场的合理性,注重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反托拉斯立法,以法律手段尽力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最早的反托拉斯法是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对托拉斯的行为作出了限制。其后100多年来,针对反托拉斯过程中的问题又通过了不少相关立法。另外,由于市场调节的有效与否取决于市场提供给企业的信号是否真实,美国政府把尽可能地使市场信号真实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目标主要是反周期和反通货膨胀。

(3)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偏重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美国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干预也是依法进行的,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依据对市场总需求的分析,采用或松或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扩大或压缩市场上的有效需求,通过市场上供求总态势的变动,引导企业对市场作出反应的形式进行决策调整。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不那么强调具体功能以及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

(4)体制关系的透明度较高。美国模式中政府、市场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地位,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作出规定。尤其是政府的行为,都要以立法为依据。政府的宏观干预和调节,也必须落实到法律上,通过立法来贯彻执行,具有较高的公开性。

德国模式,即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实行的是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而是将个人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通过国家的有限干预实现“社会公正”。路德维希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奠基者,他把社会市场经济概括为“自由加秩序”。其体制与经济运行特征主要有:

(1)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证自由竞争,限制垄断。市场竞争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也是社会最主要的支柱。垄断和“不道德竞争”是市场机制有效性的最大威胁。政府干预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和维护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消除有碍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因素。只要市场机制健全,就能合理引导企业,因此政府不必对企业进行“多余”的直接干预。在市场自由的基础上,企业也是自由的;企业的自主性,又是市场机制有效作用的必要条件。

(2)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稳定与均衡。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经济环境的有序和经济运行的稳定,其中主要是指价格稳定、货币稳定、增长稳定以及收入稳定。为此,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制度政策、稳定政策和社会政策。制度政策即保证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政策;稳定政策包括物价、货币、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具体手段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结构政策等;社会政策包括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等。

(3)有比较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德国市场经济力争经济高效率又兼顾社会公平。为维护社会公平,德国通过立法推行监督、影响之下的雇主与职工“共向决定”制度。有关工人就业和收入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工人都有参与决定的权力。另外,德国进一步扩展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企业和职工(认保缴费)的“三方付费”制度,建立起了比较完备、具有较高水平的医疗、失业、退休和事故等各种各样的保险,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制度。

(4)体制关系的透明度很高。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法律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各种立法建立和维护有序的、合理的和公平的竞争秩序。体制关系中透明度很高。

日本模式,即所谓政府指导型,又称“社团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除近年有所停滞外,曾历经几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在1950~1990年的40年问,年均增长率高达7.7-。日本非常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既调控市场,也直接引导企业,并且将重点放在后者之上。日本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的特点有:

(1)比较突出地强调政企合作。日本“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并不是指企业的自主发展必须充分考虑来自政府的各种信号,而主要是寻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一致。在这种体制关系中,十分强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参与决策,尔后分别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具体实施。企业仍然是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但受到政府有关经济计划的明显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其自主程度相对较低。

(2)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发挥市场调节的同时,重视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日本的政企关系建立于市场与企业关系的基础之上,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场调节,而是设法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

(3)有一套官民结合的严密而有效的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日本的“政府主导型”还表现在它的经济组织制度上。从政府机构到半官方的经济审议会,再到民间的行业团体和企业问内部的横向联系,是一个政府主导、民问经济界充分参与的多层次官民一体型体系。官与民相互联系,互通意见,有机结合。这样既便于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切合实际,平衡各方利益,又有利于经济政策得到企业和公众的响应和自觉执行。

(4)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侧重于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从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来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尤以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为佳。经济计划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等特点,主要任务是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总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政策措施与手段。产业政策是由通产省主持制定的产业结构设想和产业组织政策,指明产业的发展目标,实行产业倾斜,并从税收、金融等方面给这些产业以一定的优惠,以推动实现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优化,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体制关系的透明度较低。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强调政企合作,既有政府对企业大量的随机监督与指导,又存在着企业经常寻求政府指导和扶持的现象。由于这种密切的联系,不可能时时处处诉诸法律程序,因此,日本市场经济的公开性较差,透明度也较低。

分析西欧各国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欧洲国家连年战争不断,内耗过大,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当时的英国王权较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1603~1625在位)即位时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战争还在继续,詹姆士一世和议会之间因为拨款的问题产生的矛盾冲突非常严重,而议会主要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控制。

詹姆士一世不关心英国的海上贸易,不重视建设海军,这些政策大大阻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强烈不满。另外詹姆士一世为了不背叛和荷兰人的和约而不再允许英国对荷兰的海盗行为,虽然劫掠荷兰商船是英格兰很久以来的获利丰厚的合法海盗行为

后来建立君主立宪制,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地主贵族为了生产肉类和商品粮以供应城市的需要,扩大投资,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加速进行圈地。资产者则大力鼓励圈地。政府通过议会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在革命之前,真正的机械化生产还没有发展起来。英国是欧洲第一个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西欧各国率先实现工业化,主要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新航线的开辟、王权相对较弱。所以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控制下的议会容易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权。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厂商成为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农业和家庭双双发生了危机。

首先,就农业来讲,其比较经济效益显著下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民的贫困问题日渐突出,农民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成了社会上长期受到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上层对待农业和工业的态度,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加速进行圈地运动,目的是为了供应城市的需求,社会经济因为社会统治阶层的变换而转型,导致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发展过渡。挫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社会地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最初始的原因。

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求,各种各样的服务业随之兴起,甚至拥有比工业生产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报酬,而国家层面对农产品价格的限制比较严格,一旦农产品提价就会引起社会上非常强烈的不满。自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随之不断地由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流动。就象“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资源是由经济效益低的行业向经济效益高的行业流动。因此,伴随着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是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于工业和服务业。

其次,世界性的家庭伦理危机日益严重。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三世同堂”式大家庭已基本成为过去,一对夫妇及其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已取而代之成为目前最普遍的家庭形式。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还在进一步缩小中,出现了大量非典型不完整家庭,如各种单亲家庭、丁克家庭(Doubleincomenokids,DINK)、单身家庭等。与此同时,家庭的职能也在不断剥离。

在农业时代,家庭可以说是全职全能的,包括生产经营、生活消费、两性情爱、生育后代、抚养教育、赡养老人以及承担社会义务等许多职能。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这些职能都开始相继从家庭中分化独立出来,程度不等地实现了市场化、社会化。

生产经营差不多已经完全由各类厂商所包办,生活消费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天伦之乐”已让位于“天涯之乐”,孩子的抚养教育不再由家庭大包大揽,而是由各类托儿所、幼儿园、学校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老人的赡养也不再完全由子女承担,而是由各类托老组织承担了一部分。最叫人难以接受的是,夫妻感情日渐淡化,婚外恋大量涌现,非法色情交易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发展至今,除了生育职能基本上完全由家庭承担以外,其它职能都已经全部或部分越出了家庭的范围。

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内部不安定因素不断扩散、不断激化,比如失业现象严重、社会内部欺诈行为难以控制、对劳动的剥削变本加厉、社会人口迁徙和流动加剧,这一切导致社会内部信任不断被破坏,连家庭内部的信任都难以保证,而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农民只要有土地,就不会失业,不需要不断迁徙,也不需要用上夜班来实现更多的生产,因为农作物的生长必需遵守自然规律。另外,人的生活压力变大,女权运动使女性和男性一样开始在社会上工作、参政议政,这样,对下一代和上一代的抚养和照顾就不得不尽量交给社会承担了。

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时代最基本的特征是,工业取代农业占据了社会经济的决定性地位,市场营销成为最普遍的经营形式,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市场营销要求根据市场需求,广泛利用各种市场资源,在极其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生产,而不是像传统小农那样局限在一个家庭范围内,使用家庭资源,为满足家庭需要而进行生产,市场营销强调“广泛利用市场资源”。但是这种“广泛利用市场资源”的观念必须“立足于当地实际,从当地实际出发”,否则容易造成当地各种资源的严重流失,使当地经济发展居于劣势。

从历史发展来看,世界各地小农经济统治数千年间并不曾发明过任何一台最简单的机器,而15世纪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人们便开始尝试发明这样那样的机器,特别是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短短二三百年时间,人们便便发明了无数精巧绝伦、神通广大的机器,各行各业都普遍实现了机械化。机械化是社会上层重视工业生产的必然。

从理论上来分析,首先,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手工生产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大量应用机器生产;其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本家拥有大量财力去支持用于生产的发明创造,为各种机器的发明和制造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可行条件。于是,经过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机器大生产,其主要特点是:以煤炭、石油等非生物能源为动力,能够大功率、高效率、长时间连续作业。虽然机械化是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工业化,就没有机械化,而工业化当然会加速机械化的进程。

由于面向市场经营,使用机器大生产,这就要求人们改变以往小农经济状态下那种凭经验靠估计的做法,而代之以科学的定量测试、计算和分析。这里“科学化”并不简单地局限于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而包括人们观察和分析问题时的思维方式的科学化。但是这种对科学性的要求往往被恶性竞争严重扭曲。

面对规模化的工业生产,仅靠家庭劳动力显然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大量引入家庭外劳动力。使用家庭外劳动力,可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强迫一些人当自己的奴隶;另一个是通过支付工资来雇佣他人为自己工作。但是,大量强迫奴隶劳动,只能限于简单的、不容易被破坏的劳动环境,比如种植园,即便是种植园,也难以阻止奴隶破坏和反抗力量的爆发,奴役制度必然灭亡。

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只能通过支付工资的办法来雇佣本国自由民从事生产劳动,而出于对技术和本地人口就业的保护,雇佣外国公民不是明智的选择。

大量机器的应用及由此导致的技术分工,虽然要求工人融合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共同完成生产过程,但是由于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下工业生产内部管理失控的现象难以避免,所以这种“融合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愿望和努力常常面临各种困难。

整个的机械化大生产和雇工经营是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的大环境和工业生产内部管理失控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外部环境中恶性竞争严重,风险很高,商业机密很多,内部管理常常失控,导致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特点,理论上说,社会成员应该普遍养成分工协作的习惯和理念,但是社会经济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并没有降低风险、解决内部管理失控的状态,这也是社会内部信任的破坏程度一直非常严重、社会生产的整体效率难以提高的原因。

机械化大生产和雇工经营,必然突破家庭经营的局限,使厂商成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与小农家庭简单的内部结构相对比,厂商内部结构要复杂得多,其中包含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分工精细的各种生产要素,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经济系统,而这样复杂的经济系统在管理上也非常复杂、非常困难,本身就容易出现失控的状态。

厂商成为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以后,私有制的范围就扩大了,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私有制,但在实际经营和管理层面上,所有者已经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支配和处分自己名下的财产了。

这与封建农业时期的个体私有制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一种“扩大的私有制”,其内部正在孕育产生新兴公有制萌芽,而这样的公有制萌芽对工业化生产的约束力量远远不够,私有化厂商的生产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环境下,容易出现失控状态,雇佣工人、消费者或者供应商的利益常常被侵犯。

由于在极其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组织市场经营,厂商生产的目的不再象小农经济那样以获取产品为直接目标,而是以利润为直接生产目的,产品的生产变成了获取利润的手段。在这里,利润是泛指一切价值增值。在这样的目的驱使下,产品质量难以保证,雇佣工人、消费者或者供应商的利益难以保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常常被污染,我们的地球资源面临枯竭的威胁,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野生动物也在这样的目的驱使下,面临灭绝的命运。

人的社会性注定人天生愿意遵守信用、善待他人,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出现恶性竞争的状态,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千千万万的厂商和个人参与的过程,因此必然要求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严格的规范,包括国家法律制度、厂商内部的管理制度、各种技术性操作规范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等。

这就好比,在乡间小道上,一个人或很少的几个人走路,无需特别制定交通规则,人们也不会随便故意相互碰撞,但在大城市,数以万计的行人、车辆一起上路,而每个人都急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就必须制定严格的交通规则了。

总之,规范化是市场化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和挑战,没有市场化,人们就不会感到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对社会规范的冲击。

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的革命,建立了限制王权的君主立宪制,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但是工业的迅速发展,势必加剧国家内部的矛盾,他们必须迅速将产品卖出去,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否则他们将会负债累累、将会破产,这种压力使资产阶级殖民扩张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而殖民扩张的成功又会使他们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使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张,殖民战争结束后,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走工业化的道路,因此市场经济的扩张性并没有因为殖民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反而从旧殖民主义顺利转化为新殖民主义

市场经济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是这样的努力在带有侵略性的自由竞争环境下往往是非常脆弱的。

随着利润成为直接的生产目的,一切生产要素都相应地变成了赚取利润的手段,即通常所谓“资本”。整个社会经济从此都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受资本统治。

在整个社会管理失控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国家也走上工业化道路,它们同样面临社会管理失控的状态。冷战之后,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几乎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而一旦资本能得到社会有效的管理,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就会直接转化为接受社会管理的经济模式。

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千千万万的厂商和个人自主参与交易形式,在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假定厂商打算做长久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商品的价格就会受供求关系影响,沿着自身价值上下波动,在交易过程中,我们常能看到同一种商品在不同时期价格不同,没有打算做长久的生产经营和销售的厂商,虽然很快被淘汰的风险很大,但是他们的获利也会非常可观。

市场的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①、当涨价时,卖方会自发的加大生产投入;当减价时,卖方会自发的减少生产投入,这就是市场的一个特点:自发性。

②、市场的范围之大使得谁也无法客观宏观的去分析观察,参与者们大多以价格的增幅程度来决定是否参与,与参与程度,这就体现了市场的第二个特点:盲目性。

③、参与者盲目自发的投入生产,而生产是一个相对于价格变动耗时较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常能看到一种商品降价后,它的供应量却在上升,这就是市场的第三个性质:滞后性。

④、我们在购买时只能先付款后消费,由于商品种类繁多,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在购买时直接看到消费的效果,而事后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代价很大,所以市场还具有第四个性质:欺诈性。

理论上说,市场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包括各种市场资源和劳动产品,都通过市场交换来进行分配,实行“各增其值、等价交换”原则,即个人向厂商提供生产要素,按系统论观点,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都实现增值,并得到各自的报酬,形成个人收入,个人再以其收入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向厂商购买各种消费品。但事实上,等价交换根本没有具体评估的标准,只能在可选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自愿交换”的状态。

由于市场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一切生产要素和产品都要通过市场来分配,于是千千万万的厂商和个人便在市场上围绕有限的市场资源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每一个人和每一家厂商都随时面临严酷的市场压力,从而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极力避免严酷的市场压力给自己带来的风险,造成了巨大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犯罪率也会因此大大提高。

首先,众所周知,在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生产者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直接生产自己需要的绝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取得,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地方,有人比喻,这就“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相互间除了简单的地域联系之外,“再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与经济交往。

在经济交往层面,这个比喻可以成立,但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风俗文化上的交往比商品经济条件下丰富得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确不会在交换问题上存在大范围的、剧烈的利益分化与利害冲突,也不会因为在交换问题上频繁出现利益冲突而感到不自由、不平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则完全两样。在这里,“交换的主体生产各种不同的商品,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如果说每个人依赖于一切人的生产,那么一切人则依赖于每个人的生产,他们由此而互相补充”。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就不可避免了。

与此同时,由于“交换过程的各主体表现为商品的所有者”,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间在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他们在这种利害冲突过程中对实现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愿望会非常强烈。这种现象,用马克思的话来概括,便是:个人之间以及他们的商品之间的这种差别,既是使这些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动因,亦是使他们作为交换者发生他们“被假定被证明为”平等的人与自由的人的那种社会关系的动因。

其次,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乃至法治原则的实现,只有在市场经济关系中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切并不会自然实现。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生产与消费单位之间是不存在积极意义上的经济交往的。然而这并不排斥各个单位内部的交往。问题在于,由于小农处在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之中且承受着后者的超经济强制,这种交往也就根本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市场经济虽然不存在明文规定的超经济强制,但是交换关系本身注定人们必然依附他人而生存,所谓商品交换纯粹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按照彼此的需求自愿按照协商价格交换,在协商的过程中极力在社会中树立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

再次,民主政治是贯穿于市场经济关系始终的自由原则与平等原则在观念上层建筑与制度上层建筑之间的斗争冲突中的反映。

革命限制王权或者推翻王位世袭的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这一切表现在上层建筑上,便是民主观念与民主制度的确立。作为民主的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民主的制度,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一方面,民主意味着自由,意味着为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所保障的种种公民权利;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虽然平等自由的民主政治被写入法律,但事实上自然经济时期的等级制度和人身控制关系只是以另外一些方式继续存在,不过只要在法律上明确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是公民的权利,这一切就有不断斗争和争取的合法依据,自由平等的实现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不断发现和解决人们面临的各种严峻的问题。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是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和阳光。

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表现为极端的专制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有所变化,虽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从表面上来看,双方一开始就是作为自由的和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出现的,他们通过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最后又确证了自身的平等和自由“,然而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和雇佣关系注定人们必然依靠他人才能生存。平等和自由的实现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建立对交换价值和交换行为的合理原则,而建立对交换价值和交换行为的合理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围绕市场经济问题存在两种理论传统:

一种是强调市场机制绝对合理的传统。这是由斯密、萨伊到马歇尔、哈耶克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他们认为,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完满,具备自我均衡机制的完善体系,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没有缺陷的,市场本身的均衡调整机制足以保证经济长期均衡运行,并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周期性危机是非必然的,是可以避免的。

另一种是认为市场机制有缺陷的传统。以马克思和凯恩斯为代表马克思认为,近代的历史是由小市场经济走向大市场经济,即由民族市场走向世界市场经济的进程。这其实就是今天常讲的“全球化”。马克思认为这个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在世界市场经济已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最终会产生破坏世界市场的力量,从而撕毁这一体制。他把这种全面危及世界统一市场的危机,称作“普遍危机”或“总危机”。

凯恩斯最早信奉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但30年代大萧条,却使他最终转向了对自由市场经济危机机制的分析。但是凯恩斯和马克思的立场不同。马克思认为,市场体制中的危机机制是不可救的。而凯恩斯则相信,可以通过政府对经济作宏观干预的方法,补救市场机制的缺陷。

但是马克思与凯恩斯都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缺陷的,周期性危机就表明这种缺陷。这可以称做纠正市场幻想的一种理论传统。

对市场机制的上述两种对立的传统,实际上形成了近代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理论传统。

工业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各发达国家曾对外发动了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扩张活动,在世界各地到处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在其内部则由于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贫富分化愈益加剧,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这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指责。

但尽管如此,在工业时代,人类的生活状况,整个来说,还是大大改善了。欧美日等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到了21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相效仿的榜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致力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

而正是这种争相效仿的行为,使发达国家从旧殖民主义顺利过渡到新殖民主义,这里的秘密就是不等价交换,不仅仅是高科技工业产品,欧美日等工业化国家的一切都具有更高的交换价值。

新古典经济学是21世纪在中国流行、并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圣经。其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理想的市场制度中,供给和需求通过价格涨落机制得到灵活调节和自动平衡。当供给不足时,商品价格上涨,高利润通过价格信号刺激投资者,促使其将资源、劳动力、技术转入短缺部门,于是供给增多,使需求得到满足。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商品价格下跌,低利润及低价格信号促使投资都转移资源、劳动力和技术,减少生产,于是供求恢复平衡。

同时,在供给趋向满足的进程中,市场竞争激烈化,进而自然淘汰低效益的投资者,自然调整经济结构,从而保持生产的高效率。在这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调整下,经济结构和制度自动得到调整和运转,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永远不会有生产过剩和供给不足的长期情况发生。

但危机的发生,即经济周期波动和震荡的发生,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直接关连着。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摆脱这个周期性危机的机制。

这个市场自动调节理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模型”。实际上,这个模型如果想要成立,至少必须借助于三个假定条件:

一是生产者要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灵活转移是无需成本的。

二是既成社会生产力结构是弹性的。

三是保证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可能性的资源、技术资源可以无限量地供应的。

首先,即使市场需求通过价格和利润给投资者以有诱惑力的巨大信号,他是否可能立即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设备、技术,抛弃其现有工人,而把资金转向另一个有利所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上要支付的代价有多大?是否可以保证投资转移者必定获利?

其次,投资转移是需要时间的。事实是生产能力的改造总是落后于需求变化的,从投资到收回投资和利润的时间,往往长于需求旺盛的时间.

市场需求总是千变万化。当投资者购置设备,雇佣工人,引进技术建造新的生产线,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时,原来在市场上闪现高利润的需求可能已经满足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整个生产配置、生产能力将再度成为过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已配置巨大资源、劳动力的生产线,就会成为社会性的浪费。

因此,市场经济根据其天性天然地存在宏观失控即发生生产力过剩的可能性。

市场调节经济在微观角度(对个别消费者)似乎是有效率的。在宏观角度(对全社会)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且必然发生供求失衡与周期性经济危机。实际上,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那种理想市场模型中已经隐含。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甚至无利润,导致投资必须自动退出这个部门的生产领域

但是这种投资过旺、生产力过剩,即所谓“结构调整”,在现实中却是隐含着严重可怕的社会代价的。

商品积压、工厂破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下岗,就是经济学中所谓价格信号下落,利润率下降自动调节供给的必然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要使资本离开一个工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去,就必须经过危机。

市场无形之手,即价格,价格决定了资源分配,供需影响价格,市场参与者决定了供需,参与者是大多数人,因此自由市场由多数人做决策;市场有形之手,即政府或垄断企业,是少数人做决策。市场经济就是左右手互博,此消彼长,缺一不可。谁拥有话语权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市场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制造了公平的不平等,垄断企业制造了不公平的不平等,政府要制造公平的平等。因此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打压垄断,保护市场无形之手,并弥补它的缺陷。价格政策利率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补贴政策是政府的通常手段。

市场经济政府的四大职能:打压垄断、鼓励竞争、规范市场以及激励生产。政府应该是理性的,社会应该是民主的,经济应该是自由的,公平和效率那是必须的。然而政府在实现这些职能的过程中依然面临巨大的压力,期待新的突破。

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有序性

理论上,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社会,人们会不断完善立法,因此在有条件控制的情况下,一定会从法律层面直接做好过程控制,没有条件控制,那只能用法律来做事后威胁。

一旦严格立法,自主经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违法的,因为市场经济会面临所有权不清晰的问题:

法律原则不应该有漏洞,而市场经济在法律上的漏洞表现为:

1)国家不保证员工的就业;

2)企业可以决定员工的岗位、任免、工资;

3)企业运营的信息管理权掌握在企业管理者手中;

4)企业员工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交换劳动的关系,人身控制属于违法行为

这个漏洞可能导致的结果是:

在社会竞争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可以让员工做伤害社会的事、企业管理者可以伤害员工的利益,员工要么失业、要么听从企业管理者的指令,而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可以一起将问题掩盖起来,使问题在对社会和消费者造成严重伤害的时候才暴露出来。

如果信息管理权在企业管理者手中,国家法律就无法做到过程控制,国家法律就只能靠事后威胁的方式保障企业的生产,造成所有权不清晰的后果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企业管理者会为了方便盈利决定生产、决定员工的劳动行为、岗位和应得的报酬。而事实上员工不属于企业主、产品最终只能属于消费者。只有当企业的信息管理权直接掌握在国家手中,法律才能做到有效的过程控制。

既然有这样一个漏洞,法律一定会试图弥补。如果严格立法,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国家不掌握企业的信息管理权就属于违法。一定有相关的法律原则能支持“国家掌握企业的信息管理权”这一点。一旦国家开始直接掌握企业信息管理权,市场经济最终一定会直接转变为计划经济。

学界从自发性与嵌入性层面,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展开论战。自发性观点主张,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能生成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这种视角突出个人权利、个体理性与自由,反对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嵌入性视角则主张,市场经济嵌入在政治权力、社会制度和公民社会中,是国家和社会推动的结果,它应当积极为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民的社会权利服务。两种视角由于固守自身的理论边界,形成了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曲解了经济行为的本质。

绝大多数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各种社会变革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方面必须通过市场经济这个载体来实现,另一方面必须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市场经济并使其向符合自身目标的方向发生变革。20世纪下半叶以来频繁发生的伦理与制度变革,促使传统市场经济日益向生态市场经济蜕变,生态市场经济则强烈地改变现有世界,这种相互促进的变革是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对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抗拒的趋势。无论是国内外环境还是国际义务等,都要求我国加强生态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

人们对计划经济的所有否定、以及在市场经济上所做的所有努力都基于一个前提:计划经济无法实现。当我们有办法实现计划经济的时候,计划经济依然是最好的选择,能很自然的实现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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